1951年6月，朝鮮戰争作戰雙方經過前五次戰役的大規模軍事較量，綜合軍事力量趨于均衡，旗鼓相當，戰線相對穩定，在“三八線”附近地區形成對峙局面，戰争轉入戰略相持階段。
在這種形勢下，敵我雙方都在考慮實行戰略轉變，修正各自的戰略計劃。
“聯合國軍”在戰場上的失敗，使美國妄圖以武力占領全朝鮮的計劃成為泡影。
5月16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重新制定了侵朝政策，确定采取軍事與政治并重的兩手策略，以軍事為後盾，“通過停戰談判結束敵對行動”。
這個政策得到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批準。
此後，美國政府即通過各種途徑試探停火談判。
6月初，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命令李奇微，暫時放棄大規模進攻，轉入戰略防禦。
在敵人實施戰略轉變的同時，我軍也順應戰争的客觀發展趨勢，審時度勢，适時地進行了戰略轉變，由運動戰轉為陣地戰。
6月中旬，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在與金日成首相就朝鮮戰争問題進行商談後，提出了以“充分準備持久作戰和争取和談結束戰争”作為總的戰争指導方針。
在軍事上實行“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
7月10日停戰談判開始後，戰場形勢一度趨向緩和。
戰争雙方的作戰行動多屬于小部隊進行的前哨戰鬥，戰線無大的變化。
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動和軍事上的有利态勢，雙方均利用相對穩定的時機，積極進行各種作戰準備。
這時，敵人在戰場上的行動方針是，在談判期間“不實施大規模的進攻行動，而力求通過強有力的巡邏和局部進攻來保持主動”，以對我軍施加壓力，破壞我軍可能發動的進攻。
同時，視停戰談判的進展情況，随時準備恢複全面攻勢作戰，并預先制定了向朝鮮蜂腰部平壤、元山一線推進的所謂“勢不可擋行動計劃”。
為此，敵人一面加強防禦陣地，一面積極進行發動局部進攻的準備。
到8月中旬，先後建成3道防線，并在後方增建海空軍基地；頻繁地輪換休整部隊、加強戰略預備隊，擴充南朝鮮軍隊。
轉入戰略防禦後，我軍在“持久作戰、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指導下，積極構築防禦陣地，準備随時粉碎敵人的進攻。
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多次發出指示：要求志願軍必須極力提高警惕，積極注意作戰，必須準備對付在談判期間敵軍可能來一次大的進攻，或在我後方舉行大規模轟炸，以期迫使我訂立城下之盟。
如遇敵軍大舉進攻時，我軍必須大舉反攻，将其打敗。
隻有将政治上揭露與軍事上的打擊緊密結合，尤其是軍事上的打擊，才能迫使敵知難而退，知難而停，使停戰談判向有利于朝中人民的方向發展。
當8月中旬敵方建成3道防線和增建海軍基地并休整與加強軍事力量時，我軍完成了第一線橫貫朝鮮半島250公裡防禦工事，并開始構築第二線防禦陣地。
我軍已進行了一至兩個月的休整，改善了部分武器裝備，在後方修建了4300個隐蔽倉庫，儲備了一個月的糧彈。
我軍部署也作了适當調整，加強了東線的防禦力量，并從國内抽調第20兵團入朝參戰。
但是，由于7月下旬朝鮮發生特大洪水，加上敵乘機轟炸，使我後方運輸線遭到嚴重破壞，給物資供應造成了很大困難。
在停戰談判中，敵采取拖延、訛詐政策，不願公平合理地解決朝鮮問題。
談判開始後的第3天，就以新聞記者采訪問題橫生枝節，中斷會議3天。
接着，又無理拒絕将“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問題列入談判議程，認為停戰會議無權讨論撤軍問題。
毛澤東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各國派兵到朝鮮是來作戰的，不是來旅行的，停戰會議既然有權讨論停戰，也就有權讨論撤軍。
但我方從和平的願望出發，同意将撤軍問題留待停戰實現後另一次會議去解決。
7月26日談判進入劃定軍事分界線這一實質性問題的讨論。
朝中方面首先提出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的合理建議。
但是，遭到美方拒絕，并以“補償”其海空軍優勢為借口，無理要求将軍事分界線劃在中朝軍隊陣地後方，企圖不戰而攫取1.2萬平方公裡土地。
在談判會上，美方代表大肆宣揚陸、海、空三個軍種三個戰場的論調，炫耀其軍事威力，侈談其海、空軍優勢，強調以“三八線”為軍事分界線不能反映海空軍的效能，等等。
這種無理要求遭到朝中代表據理駁斥和堅決拒絕。
後來李奇微也承認：“幾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地面部隊被迫在沒有海、空軍支援的情況下作戰，那麼頭兩三個月之内，共産主義的浪潮就會沖擊到對馬海峽。
”美方代表在其無理要求被我方嚴正拒絕後，公然進行軍事訛詐，揚言：“讓炸彈、大炮和機關槍去辯論吧！”敵軍即于8月18日發動了夏季攻勢，并對我後方交通運輸線實施所謂“絞殺戰”，企圖以軍事壓力奪取在談判桌上得不到的東西。
同時，開始加緊對開城中立區進行挑釁活動，破壞停戰談判。
8月19日，美方武裝人員侵入開城中立區，打死我保衛會場安全的軍事警察排長姚慶祥，打傷軍事警察王仁元。
8月22日，美方飛機又向我代表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