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對共黨與“左”傾分子格殺勿論，蔣氏反赤情緒比孫傳芳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了反共，同時壓制了群衆運動，而群衆運動乃是當年廣州革命根據地的基礎，如省港大罷工，震動一時，也是北伐迅速成功的推動力。
然後在蔣主導下的二屆四中全會上，連中央政府以及各級黨部中有關工、農、商、婦女、學生等組織都被取消了。
他不再靠群衆，而依賴一直在建設中的特務組織。
再說，原來的革命有兩大目标：“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旗幟鮮明。
但蔣一到京滬，立即與帝國主義妥協，甚至屈服。
他複職後不到幾天，就槍斃了五十餘名士兵，指控他們是在共黨嗾使下于前一年(一九二七)攻擊外國人的罪犯，還逮捕了不少軍官接受軍法處置。
(見Crozier，TheManWhoLostChina，P．125)是知蔣不僅不與帝國主義嚴正交涉南京慘案，而且殺人媚外。
其欲保障帝國主義在華權益的态度與政策，更毫不隐飾。
至于打倒軍閥，蔣早已收編了不少軍閥為己用，雖然還須打倒張宗昌、孫傳芳，以及奉系舊軍閥，但國民黨内新軍閥集團亦已形成。
蔣介石自領第一集團軍，以其親信黃埔學生為班底組成的嫡系部隊，聚合了六十師之多，完全聽命于蔣。
蔣為了展示大家長的威風，于複出之時，向何應欽施了下馬威，令何驚羞交加，告假兩月。
馮玉祥的國民軍(又稱西北軍)，于北伐節節勝利時集體加入國民黨，就像令全部士兵受洗入基督教一樣，組成第二集團軍。
閻錫山及其山西部隊到一九二七年九月才加入國民黨，組成第三集團軍。
李宗仁與白崇禧的桂系部隊，于“第一次北伐”中戰功卓著，勢力不斷擴張，組成第四集團軍。
這四個集團軍各有地盤、各有軍頭，名為黨軍，實聽命于軍頭，非新軍閥雲何？而“第二次北伐”的軍力就是靠這四個新軍閥集團。
蔣在南昌抗命時，武漢中央曾拟取消總司令以削其兵權，惟力不從心。
而今蔣恢複總司令職之後，竟自動改為平行的四個集團軍，各稱總司令。
不僅此也，蔣還主動于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中，提議設立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四個政治分會，分由李濟深、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出任主席，實同政治分權。
李宗仁認為蔣于下野前曾被人罵獨裁，故複出伊始，做此安排，以杜人口。
我們覺得并不盡然，獨裁乃其一貫目标，為達此目标，自有其迂回的權術與戰略運用，所謂“奪之先予之”。
一九二八年年初的形勢，馮、閻各據一方，而二人資曆都在蔣之上，為了盡快底定華北，絕對得罪不得，而李、白桂系于擊潰唐生智後，控馭兩湖，軍容甚盛，亦必須拉攏籠絡。
更何況直魯軍雖已是強弩之末，但張作霖的奉軍以東北為根據地，實力仍然強大。
簡單言之，蔣為了清除舊軍閥以完成北伐，必須團結新軍閥不可。
蔣介石所謂的“第二次北伐”，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日開始總攻擊，第一集團軍沿津浦鐵路北上。
馮玉祥第二集團軍攻掠京漢路以東與津浦路以西地區。
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自太原出娘子關，截斷京漢線。
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自武漢循京漢鐵削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