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聖賢所尚，小不忍則亂大謀，聖賢所戒。
慎之!勉之!”他又于五月六日電告南京政府，“轉饬所屬，對各友邦領事、僑民生命财産，須加保護，凡有礙邦交之語宣傳，宜随時取締。
”(《見國聞周報》第五卷第十八期)但是他對帝國主義的屈辱，并未稍減日帝的暴行，更未得絲毫善意回報，可稱國恥。
(參閱楊天石《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頁七十五至八十九)他于失敗屈辱之餘，竟憂懼喪志，二度想放棄北伐。
他還掩飾第一集團軍的軍紀廢弛。
前次漢口事件與南京事件，他有共産黨可以指責，而此次共黨既被他清除幹淨，已無代罪羔羊，隻好加以掩遮。
其實蔣軍的紀律絕不會比一般軍閥的軍隊好。
蔣介石于兖州會議後回到徐州，把繞道北伐進兵河北的任務交給馮玉祥，讓第二集團軍去應付京津一帶的帝國主義，以及号稱百萬的奉軍。
他又約馮玉祥與白崇禧到鄭州，于五月二十一日開軍事會議，以地盤與軍饷來鼓勵馮、白積極進攻。
白返漢口後，即率第四集團軍北上。
白回憶稱：“奉軍之偵察機發現我方之援軍有百餘列車，才退回關外。
”(《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頁九十)張作霖奉軍足與閻錫山晉軍周旋，但桂系大軍壓境，勢必退守東北。
不過由于張作霖極度敵視馮玉祥，故于離京前所做撤退安排，故意有利閻錫山進取京津。
奉軍于五月底即棄守保定。
蔣介石于五月三十日到石家莊晤閻，許諾京津地盤。
六月一日張作霖通電出關，六月三日清晨在皇姑屯被關東軍炸死，張學良于六月四日至天津，安排奉軍退出山海關。
同時北京的“和平維持會”電請在保定的閻錫山進京。
八日閻屬商震部先入京，翌日閻偕白崇禧進京，設立衛戍司令部。
十二日閻以部将張蔭梧任北京市警備司令，命傅作義任天津警備司令，完全控馭京津地區。
蔣介石先促馮玉祥進取河北，後讓閻錫山據有京津，自有制造閻馮間矛盾之嫌。
馮玉祥于六月二日電蔣，“謂我軍是為革命而犧牲、為統一而作戰，非為争地盤而革命”(《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四六八)，已露意氣，馮的不開心，不僅表之于電文，而且付諸行動，命韓複榘故意阻截北京公使館所請維持秩序的一旅奉軍，并繳其械。
公使團與南京政府幾經交涉，才逼使馮玉祥放人還槍。
顯然馮生此事端，令蔣難堪。
蔣介石以南京政府名義，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發表宣言，通告統一完成。
事實上，統一并未完成，新疆至十七日始易幟；張學良退據東北，至歲暮才内屬。
日本早已警告南京政府，不得染指東北，蔣豈敢進兵？由于當時感到統一東北無望，才會于六月十五日宣告統一。
他未料到張學良國仇家恨，不顧日帝的威脅與阻撓，毅然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宣布東北易幟，歸屬中央。
(見《申報》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報道，另見同日上海《新聞報》)然而即使東三省内屬，南京政府成為唯一的中央政府，但是各個集團軍雄踞一方，派系林立，軍令與政令均未真正統一。
所謂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根本是有名而無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