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集團軍總司令與總指揮等六十餘人，一起與會參議。
蔣介石在會上做了“關于國軍編遣委員會之希望”的專題報告，他希望四個集團軍，效法明治維新時代的長州、薩摩、土佐、肥前四雄藩，于大功告成之後，“深明大義，毅然決然奉還大政，歸命中央”，以及“化除藩兵，改編國軍”，統一與集中之後，才能建設現代化國家雲雲，其意圖已甚鮮明。
他一心一意要别人“明大義”歸還大政，卻忘了自己隻不過是雄藩之一，自己不率先功成不居，奉還大政，如何教人仿效？反而以明治天皇自居，豈不讓其他三雄藩竊笑？然而蔣到底成竹在胸，故讨論時讓各藩争吵，而以仲裁自居，編定《國軍編遣委員會進行程序大綱》，以收軍權于中央，如取消集團軍司令部，聽候點編等等。
但閻、馮等并不滿意，主張先休整爾後編遣。
結果開了二十六天的會，并無定案，反而激化矛盾，也許正是蔣所預期的。
一如借編遣會議想獨攬軍權，蔣拟操縱國民黨第三次全國大會以獨攬黨權。
他在胡漢民的支持下，決心蠻幹。
隻因國民黨改組派分子反對蠻幹，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擊改組派會場，磚石亂飛，搶奪文件，使許多人受傷，造成“三一四事件”。
事後蔣幹脆包辦大會，其他三集團軍總司令均不出席，李濟深則被騙到南京後遭扣留，成為蔣、胡清一色的國民黨三大，決議十分右傾，同時表達了蔣介石集中黨權與軍權的決心，并預示将不擇任何手段，達到目的。
國民黨内部的決裂已不可避免，文争武鬥接踵而至，以至于演成大規模的戰争。
蔣介石想當明治天皇，必須各個擊破，若其他三個集團軍聯手反擊，則必敗無疑。
所以他暫時敷衍北方的閻、馮，首先向桂系第四集團軍開刀，馮玉祥于一月中旬即對此表示憂慮，有謂：“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團同心協力之結果，一集團不應企圖消滅第四集團也。
”(《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五六四)蔣介石号稱讨逆，指控桂系違抗中央，其實是中央有計劃的削藩行動，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李宗仁自統一廣西，促成北伐，率八桂子弟兵北進武漢，東下京滬，戰功輝煌，造成聲勢浩大的桂系勢力，及擊敗唐生智，更兼有兩湖，兵力益增，至第二次北伐時，形成龐大的第四集團軍。
白崇禧以前敵總指揮，自武漢長驅京津，分享完成北伐之功。
功既足以震主，而李、白雖以蔣為上司，并不事事遷就，羽毛既豐之後，更以方面自任，猶若雄藩。
但是蔣自始至終視李、白等為異己，即于共患難時，亦處處防備，桂系與嫡系早已親疏有别。
蔣于第一次下野時更散布桂系逼宮之說，載諸報端，以淆視聽，可謂自制矛盾。
(參閱黃紹《新桂系的崛起》，《晨報》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七日報道；《李宗仁回憶錄》，頁四七七)到北伐完成之時，桂系軍力已自廣西、兩湖，延展至平津，一字擺開，南北呼應，而李、白于編遣一事，亦洞察蔣氏心機，并不積極。
就蔣氏而言，北伐功成，若不及時兔死狗烹，必至坐大而成心腹之患。
再從各個擊破的觀點看，因近及遠，桂系也必然是首當其沖。
古今中外出師必須有名，激而成變，變則有名。
桂系勢力範圍内的湖南省主席魯滌平，為譚延舊部，蔣介石因譚之關系，裡通魯氏，且經由江西私運大批槍械援魯抗桂，引起桂系将領的疑懼，導緻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驅魯的“湘案”。
李宗仁時在南京，自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