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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中原大戰誰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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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反以武力為壓迫之具。

    于是,一方壓迫,一方反抗,而内戰乃一發而不可收拾矣。

    凡我國民,苟一回溯去春以來内戰之所由,度未有不為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所謂“南京諸人”,通俗地說即“蔣介石那一幫人”,非法妄為,違背了孫中山的遺訓。

    人民也不能依法監督政府,隻有起而反抗,則内戰之責任在壓迫之南京蔣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

    是以擴大會議的最終要求是: 此後關于一切設施,先之以公開宣傳,自由讨論,繼之以嚴正之決議,縱落少數而退為在野之反對派,亦必以法律規定為活動範圍。

    庶幾内戰原因永遠消除,革命建設,得以從容開始。

    國利民福,悉系于是。

    而不然者,懷抱獨裁之野心,曲解訓政之真義,蔑視輿論,遏抑民權,以摧鋤異己為得計、以窮兵黩武為能事,必欲使内戰延長以為快,則誤國殃民之罪,必有所歸,而最後之勝利,必屬于正義也。

    謹布腹心,惟共鑒之! 汪草此宣言雖未指姓道名,但蔣介石處處呼之欲出。

    汪尋于七月十五日自香港經日本抵塘沽,轉往天津。

    途中曾向記者表示,“蔣介石如認識其負兩年來内戰的責任,當自動辭職。

    ”(蔡德金《汪精衛評傳》,頁一八三)汪至北平後,又多方商談,交換意見,原拟待黨務處理完善後,再組政府,然而由于津浦線戰況逆轉,濟南得而複失,遂決定提早組府,以激揚士氣。

    擴大會議遂于九月一日,舉行第五次會議,通過政府組織大綱,推定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張學良、李宗仁、謝持為國府委員,閻錫山為主席,于九月九日在懷仁堂就職。

    張學良雖名列國府委員,但尚未表态,為雙方積極争取的對象。

    汪精衛曾特派郭泰棋、陳公博等為代表,前往緻意懇談。

    張學良于九月九日宴請南方代表張群、吳鐵城等,複于翌日宴請北方代表賈景德、傅作義等。

    仍然表示中立。

    但至九月十八日,突發巧電,呼籲即日罷兵、靜候中央措置(見《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三十七期),雖向《大公報》記者說:“衷心極願蔣、閻、馮三公各退一步,共議大計”,其實已偏袒蔣介石,故有“靜候中央措置”雲雲,頗出擴大會議諸子意料之外。

    他們不知分化收買的招數,豈蔣之比!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說,蔣介石以五百萬現款和一千萬公債,收買張學良出兵入關。

    (見頁三三六)此事居然為近年所出劉心皇輯注的《張學良進關秘錄》中的蔣介石密函所證實,而且款數完全正确。

    蔣屢電部下促張出兵,一口答應巨款,認為宋子文可以辦到,當宋子文于九月十八日起,每日彙一百萬元,張學良決定出兵援蔣。

    (參閱頁七十三、八十、八十五、九十七、一O一、一O五、一O七、一三七、一四一、一四二至一四三)張學良态度既明,戰局徹底改觀,鹿鐘麟于十月十五日通電罷兵,李宗仁桂軍亦自湘撤桂。

    擴大會議則于九月二十五日移至太原,繼續開會,起草約法,于十月二十七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條的《太原約法》,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訂約法,以為國家長治久安之計。

    此次中原大戰耗時七月,死傷三十萬,換得此法,故鄒魯有詩曰:“百萬頭顱換得來,行間字裡血成堆;漫雲大法都須價,舉國瘡痍劇可哀。

    ”(鄒魯《澄廬詩集》) 蔣介石打勝此仗,更加趾高氣揚,十月三日于開封軍次,緻電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告捷,并于十月十日告全國同胞文有雲:“此戰之中,逆軍集全國各派反動之大成,而終不免于覆滅,則此戰之後,絕不緻再有軍閥複敢破壞統一,叛亂黨國。

    ”不過,所謂“反動派”、所謂“軍閥”,皆昔日之親密同志也。

    昔日之同志,如閻、馮、汪等可成今日之“軍閥”或“反動派”,則今日之同志,如張學良、胡漢民等,又安知不會成為明日之“軍閥”或“反動派”?問題根本出在蔣之獨裁野心,因此不惜代價排除異己,然異己不息,紛擾正無已時。

    他認為從此“天下太平”,顯然言之過早。

     張學良一身左右戰局,雖雲左袒蔣氏,尚以和平與顧全大局為說。

    汪精衛經大同出亡,過雁門關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猶指望于張學良。

    李牧主和,然以和為制敵之手段。

    但是蔣介石并無和意,于閻、馮尤不留餘地,繼續轟炸,要求他們無條件下野,并于停戰之後的十月二十五日,令楊虎城攻克潼關,策反西安守備劉郁芬,閻之晉軍以及馮之西北軍均遭改編,閻馮兩人的軍事實力瓦解殆盡。

    至此,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終于将其他三集團軍全部吃掉。

    早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蔣介石曾向馮玉祥抱怨,滬、廣、漢、平皆為桂系占據,馮回答說:“同是一家,何分彼此?”(《馮玉祥日記》第二冊,頁五七八)蔣顯然未以國民黨内的四軍為一家,“亟亟以消滅異己是務”,亦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于黨、于國、于民都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雙方死傷約二十五萬人,後遺症更綿綿不絕。

    最凄慘的,則無過于普通百姓,在大戰最激烈的八月下旬,馮玉祥在日記中記下:“人民之苦,苦到萬分;人民之困,亦困到萬分,日日要兵要錢要糧還不算,而捆擡之禍,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馮玉祥日記》第三冊,頁三三二)這是參與者的良心之言。

    至于後來的學者則認為,中原大戰使國家元氣大傷,直接影響到整個三十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中外關系,并為日本侵華提供了機會。

    (參閱李靜之《試論蔣馮閻中原大戰》,頁二一九至二四七)即就蔣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償失,從閻、馮那裡搶到的華北地盤,實際轉換到張學良手裡。

    濫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之謬,此見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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