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其實蔣介石的台灣既不“自由”亦不“中國”?選更具諷刺性的是，蔣介石終于把《自由中國》扼殺了，判了雷震十年徒刑。
《自由中國》的宗旨，原是要“支持并督促政府走向進步，逐步改革，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蔣介石在嘴巴上絕對不會反對“自由民主”，但骨子裡關切的是鞏固權力以及替兒子接班鋪路，而這種“關切”往往與自由民主不搭調。
《自由中國》的一個主要筆杆子殷海光（原名殷福生），原來也是國民黨員，後來成為羅素的信徒，大唱英美自由主義思想，自然與封建獨裁的現實相扌幹格，逐步增強對現實的批評，涉及政治、經濟、教育各個層面。
一九五四年，《自由中國》批評到蔣經國的“青年救國團”控制青年學生，蔣介石“勃然大怒”之下，于是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親自開除了雷震的黨籍（見《雷震回憶錄》，頁三六〇），雷震被迫成為黨外人士。
《自由中國》在蔣氏父子特務勢力的陰影下，生存多年，主要利用了蔣介石為了讨好美國而打出的“民主”招牌，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即以“言論自由”之矛攻“黨化教育”之盾、以“自由經濟”之矛攻“金融管制”之盾、以“多黨民主”之矛攻“一黨專政”之盾。
一九五六年十月是蔣介石的七十大壽，《自由中國》又利用了蔣氏“婉謝祝壽”、“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陳所見”的聲明，出刊了《祝壽專号》，對蔣介石個人提出直率而又剀切的建議和批評。
專号的社論更明确地勸蔣不要違憲連任總統，并要求黨部退出軍隊，使軍隊國家化。
（見第十五卷第九期）
面對這些挑戰，蔣經國直接控制的國防部總政治部發動了“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運作，《自由中國》的台柱胡适尤成為“攻擊”的大目标。
……（略——編者）胡适在圍剿聲中，感到回台灣比留在外國更重要，遂于一九五七年年底答應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參閱《胡适緻趙元任函》，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院長一職是由蔣介石圈選的，蔣任命胡為台灣最高學術機關的首長，未嘗沒有以“高官厚爵”籠絡之意，使胡多少有所顧忌，最後胡适果然未能以“去就”争“自由”。
《自由中國》的命運也未因胡适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回台長住後得到改善。
特務們反而由“圍剿”進而迫害，而胡适竟要《自由中國》的執筆者多“容忍”，引起殷海光的不滿。
雷震則在胡适回台以及美國輿論的鼓勵下，更向民主的方向邁進，進而要想組織反對黨了。
至此，蔣介石不再顧民主的招牌，撕破臉皮，命特務制造匪諜案把雷震抓了起來。
雷被捕後，胡适不肯主持組黨，其他的人在齊世英的影響下主張“穩健”，新黨遂胎死腹中。
蔣介石達到“殺雞警猴”的目的。
雷案發生的時候，胡适正在美國，曾公開支持雷震。
他回台灣後，蔣介石故意冷落他，農複會主任委員蔣夢麟比他晚回來，卻先見到蔣，而胡适卻得在“不談雷案”的約定下，才見到蔣。
蔣平常與胡适見面，通常是兩人密談式的，這次卻是秘書長、秘書、副官全在的官式談法，顯然是有象征意味、表示有距離了。
但是見了面，胡适仍然忍不住要談雷案，很誠懇地想說明雷案如何在外國産生“很不好的反響”，胡适在一九六Ｏ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記中說：
總統說：我對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後沒有匪諜，我絕不會辦他。
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反共救國的政府，雷震背後有匪諜，政府不能不辦他。
我也曉得這案子會在國外發生不利的反響，但一個國家有它的自由、有它的自主權，我們不能不照法律辦。
這是他在九月十四日對美國西岸報人的談話，今日重說一遍。
這最後二十五字，寫得極見内功?選不溫不火，但把蔣對他的态度，畫龍點睛了。
為了雷案，他顯然被蔣介石“見外”了?選不過，胡适在蔣面前一再“盼望此案能夠司法審判”，未免書呆?選軍法或司法審判，在國民黨内定判決結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麼好争的啊？胡适對蔣介石苦口婆心，而蔣介石居然說：“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
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隻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們政府。
”胡适聽後，激動了起來，說是話說重了，在這天日記中，猶情見乎辭。
胡适“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