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渝。
他早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蔣政權危急時，力求美國支持蔣作戰，且在美國人面前流了淚（見司徒雷登函載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９２），有點像秦廷之哭。
如此擁蔣使他根本沒有多少旋轉餘地，卻有無限傷感。
他對國民黨和黨外，都有霧裡看花的一派天真。
中國政治中像他這種有地位的清客，最後是及身而絕了。
最可憐的是，以他最後的苦口婆心，竟連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
“雷案”發生後，胡适應該以不回台灣為抗議、以辭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為抗議，這樣多少會給蔣介石一些壓力。
但是胡适回來仍做他的院長，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監，終于在蔣介石的權威下妥協了。
胡适寫文章喜歡宣傳黃以周“實事求是，莫做調人”的立場，但他自己，卻始終未能免于“調人”之譏。
《自由中國》被封閉之後，言論自由更無一點空間，怎麼又冒出一個轟動一時的“文星事件”呢？文星書店是一九五二年創辦的，《文星》雜志是一九五七年創辦的。
在《文星》雜志創刊後的前四年裡，它隻是一個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績平平。
真正的突破，在李敖進人《文星》以後，自此四年中雜志變色、書店改觀。
在李敖影響之下，《文星》主張中國走現代化的道路，它的自由、民主、開明、進步、戰鬥等鮮明色彩，表現在《文星雜志》上、《文星叢刊》上、《文星集刊》上，以及其他大量的出版品上。
《文星》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在挖根上苦心焦思、在尋根上慎終追遠、在歸根上四海一家，定向方面的成績，實在是思想冰河中的異數，文化沙漠中的奇迹。
就這樣的，《文星》成為《自由中國》雜志以後，官方眼中釘的遞補者。
在封殺《文星》的手法裡，最耐人尋味的，除了照例扣紅帽子外，更利用一批出身共産黨或出身左派的人兒，去羅織《文星》。
沒問題，硬挑出問題，叫做“羅”；羅出問題再予以串連成罪狀，叫做“織”。
就在這種羅織作業下，《文星》的被迫隕落，也就指日可待了。
最有趣的是，當國民黨中常會上，小人們向蔣介石報告《文星》鬧事應該嚴辦的時候，蔣介石說：“把蕭孟能、李敖先給黨紀處分。
”小人們再說：“但蕭孟能、李敖不是黨員。
”蔣介石說：“蕭孟能的父親蕭同茲是啊?選要蕭同茲負責?選”蕭同茲在國民黨裡的老面子，延緩了《文星》之被消滅，并不能使《文星》免于被消滅。
大禍臨頭像一張禁網，它是慢慢扣下來的。
先是開始查禁《文星》第九十期，那隻是一個動手的訊号，殺戒一開，自然就有好戲看。
“殺身之禍”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間籌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時發生的。
查禁命令，内容洋洋大觀，《文星》被停刊一年。
但這隻是一個表面上的處分，骨子裡，處分卻是更嚴重的，那就是蔣介石下手令：“該書店應即迅速設法予以封閉。
”在這一手令下，《文星》被封，就在眼前。
不過，《文星》的問題是李敖，如果李敖與《文星》脫鈎，《文星》仍然有救。
在此一“希望”下，在蔣介石秘書長張群的“黨黨相護”下，蕭同茲向蔣介石上了報告，“為《文星》雜志辦理不善，受有停刊處分，為免于被外界利用，緻産生不妥傾向，拟即由同茲負責整理，謹報請鑒察”。
蕭同茲的報告措辭謹惟，雖為《文星》上報告，卻處處站在蔣介石利益進言，所謂“為免于被外界利用，緻産生不妥傾向”、所謂“近聞海外有‘左’傾分子托于言論自由之說，陰有支援文星，亦恐因此影響政府之威信”等等，都是站在這種立場進言的。
報告文字洗煉，是出于李晉芳之手，再經黃少谷改正過的。
這種文字，再經張群過目後，認為可以打動蔣介石，于是張群就附上相應的簽呈，張群的簽呈和蕭同茲的報告送到蔣介石面前後，蔣介石在張群、蕭同茲、黃少谷、黃傑四個人的老面子下，基于他自己的利益，終于網開一面，批示“可如拟試辦”五個字。
于是張群得令于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以“極機密最速件”，寫信專送給蕭同茲，報告佳音。
就這樣，《文星》由蕭同茲“老年人接青年人棒子”，目的隻有一個，就是由蕭同茲出面來擋，使《文星》度過險境。
但是到了一九六七年，《文星》雜志停刊一年處分已滿，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