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之限制”。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一日，蔣介石公布了這一條款，十天以後（三月二十一日），他就憑這一條款再幹上第三任“總統”，以後如法炮制，至死方休了。
在蔣介石一連二十五年的非法總統過程裡，一九六Ｏ年的一次，是個重要關口，因為這次違憲，比複職那次違憲還明确，照台灣“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根本沒有第三任，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包括胡适、張君劢等海内外有識之士，十目所視、十指所指，都不贊成蔣介石再連任，所以蔣介石悍然違憲，必須要費一陣手腳。
蔣介石在頭一年（一九五九年）召見錢穆，問以“此次選舉，汝是否有反對我連任之意”，就是全盤手腳中的一個小動作。
錢穆在蔣介石追問下，挺不起腰杆，否認此事。
蔣介石“随即起身向書架取書”，要用書證明錢穆的否認不可靠。
錢穆當時即連忙說：“總統勿再檢此書，應是我民國三十九年初到香港時所寫向政府進忠告，并非為選舉總統事而發。
”當年錢穆的文章題為《反攻大陸聲中向國民政府進一忠告》，登在一九五Ｏ年四月二十日香港《民主評論》第一卷第二十期。
統觀全文，錢穆談到的，縱全做反對連任解，也不過希望蔣介石功成身退而已。
但是蔣氏猜忌之心，居然會在近十年後突然迂回而至，來興問罪之師。
當然，錢穆對蔣介石功成身退的希望，原是一種馬屁，第一次假定在抗戰勝利後，第二次假定在反攻大陸後，後者尤屬一種天方夜譚。
但是，縱屬假定，蔣介石也是不高興的，他的素性是大權在握、至死方休的，你叫他“适可而止，急流勇退”，他就會給你顔色看。
所以，一九五九年九月召見那一次，錢穆雖以遜謝之态，一再解釋，但蔣介石“屢颔首，不做一辭”。
最後，雖“已屆午刻”，卻連一頓飯都不賞錢穆吃。
這種小動作，看破以後，都是有文章的。
蔣介石撤退到台灣，不能說不痛定思痛，然而他的“痛定”是并非民主不夠，而是獨裁不足，張群先意承旨，早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在總統府大禮堂召開的行政院設計委員會上，公然指出憲法必須修改，陳誠還補充說，“當年結束訓政與制訂現行憲法因受黨外影響”，回到大陸後可研究仍采用訓政。
最後決定“權在總裁”，做最後的決策（見蕭同茲未刊日記），日後一再違憲連任也就不足為奇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蔣介石發表了《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收入《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大唱發揚中華文化的高調，國民黨人群起附和，稱之為“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此一運動是否複興了中華文化呢？
事實上，文化其名，政治動機與目标其實。
從此一運動發生的時間就可以知道，那是針對毛澤東在大陸上發動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而來的。
毛要革文化的命，蔣就要複興文化給毛看，基本心态就是如此。
隻是孤島上的草山老人，力不從心，隔岸觀火，杯水車薪而已。
蔣介石倡導的“文化複興”，其政治性是十分明顯的。
他本人就毫不隐飾地把中華文化與三民主義挂鈎，把孫中山與中華一貫的道統文化挂鈎，更侈言：“今日複興基地之台灣省，實為彙集我中華文物精華惟一之寶庫。
”（《先總統蔣公全集》第三冊，頁四二三Ｏ）在蔣介石的政治号召下，全台灣各界人士熱烈響應，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陽明山成立中華文化複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通過推行綱領與組織章程，并請蔣介石為會長。
一呼百諾，又略見法西斯的臭味矣。
中華文化并沒有在文化沙漠中複興起來，由于複古意味較重，也不可能複興起來，更與現代化運動有礙而少益，倒是可以勉強稱之為反毛反共運動，或重振三民主義運動。
蔣介石希望這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運動，但是像當年的“新生活運動”一樣，昙花一現，無疾而終。
如今蔣氏王朝終結之後，連三民主義都要被取消了、連中國文人都要被視為外國文化了，文化複興運動之無根，可見一斑。
總之，在政治高壓下、思想冰河裡、文化沙漠上，蔣介石為所欲為，死而後已，無人可以阻攔。
在父親的蔭庇下，蔣經國一再高升，由主任而後部長、部長而後院長、院長而後總統，似乎是水到渠成，實際上莫不是刻意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