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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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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洗淨了的衣服熨平;如果家裡沒有熱水龍頭,還用爐子燒熱水,一大桶一大桶地拿去洗澡。

     留聲機得用手上發條,這叫做“維特羅拉”或者“格拉摩風”,不叫電唱機。

    家庭主婦開始做那繁重的清潔工作之前,先戴上防塵帽;通常隻有一種機器可以幫點忙,這就是地毯清潔機。

    1932年12月,由亞拉巴馬州電力公司供電的大小住戶,總共隻有185部真空吸塵器。

    大多數農莊的照明都靠煤油燈。

    在全國農家中,用得上電力的隻有10%(在密西西比州隻有1%)。

    90%的農家既沒有浴缸,也沒有淋浴設備。

    75%的農家室内沒有自來水。

    50%的農家到井裡或小河裡打水,到室外洗衣服,給小孩洗澡。

    (有好幾百萬住在城市的家庭隻有一塊洗衣闆,全家都用它,通常是星期一就把衣服晾在門外。

    )蟲子很多,每到夏天就是個問題。

    滴滴涕那時還沒有,不分農村城市,惟一的防蟲設備是噴藥器(“亨利,快點拿‘飛立脫’指噴藥槍。

    ——譯者來呀!”)和粘蠅紙。

    做媽媽的給孩子弄點水果汁也得自己動手,買來“花旗”蜜橘,放進鋁制擠汁盤,花上半天工夫一個一個地把果汁擠出來。

     姑娘們懂得怎樣用發夾夾住頭發(男孩大約在同樣年齡也第一次穿上長褲子)之前,媽媽就對她說清楚,有社會地位的婦女跟沒有地位的有哪些差别。

    有地位的婦女有這些好處:男人給她開門讓她走在頭裡,公共汽車和電車上有人起身讓座;她一進電梯,男人就摘下帽子來;賣肉的聽她的話,要什麼肉就切什麼肉;食雜商店聽到電話,就送貨上門;如果她生小孩,照例卧床十天(全部費用,包括請醫生,共25元)。

    但是另一方面,她得順從丈夫的意旨,因為在舉行婚禮時她已發誓要“愛他,尊敬他,服從他”了。

    她在衆人前一舉一動都要規規矩矩。

    中産階級的婦女不能在街上抽煙,不能滿頭都是卷頭發的夾子就出去見客;手提包裡可以放個帶鏡子的小粉盒,裝些化妝品,可是隻能在無人處或者女廁所裡才好拿出來用;不能破口罵人,也不能講下流笑話。

    (有時候她也很想知道所謂婦女同性愛是什麼意思,可是去問誰呢?)廣告的撰稿者們想盡辦法來吓唬她,弄得她怕這怕那:怕口臭,怕狐臭,怕内衣臭,怕坐辦公室把屁股坐大了,怕毛孔被堵塞了,怕刷牙流血,怕呼吸有香煙味,怕結腸功能衰竭,怕Rx房下垂,怕腳癬。

    裙子要長過小腿肚(如果裙子不過膝,那準是個婊子)。

    有身份的婦女不戴上扣鐘女帽就不能出門,就像丈夫沒有戴上前檐下彎的呢帽就不能上街一樣。

    她可以用“伊帕納”牌牙膏(據說用了它就“一笑嫣然”)、“韋斯特醫生”牌牙刷,甚至用“坦吉”牌口紅,但是指甲油和染發水卻不行。

    理發師那時還不懂得怎樣染發,這樣的事情體面的婦女們連談都不敢談。

    紐約大學化學專業有個聰明的青年學生,挨家挨戶兜售自制的“克萊羅爾”牌染發劑,可是為了混飯吃,竟不能提“染發”,隻能說給頭發“上上色”。

     中産人家做母親的往往還要看護病人。

    那時病人一病就是好些天,痛苦得很。

    即使看一下牙科,也得吃一小時的苦。

    牙醫一般使用的麻醉藥是普魯卡因(奴佛卡因是後來才有的),病人坐上手術椅才臨時配藥,打針打下去又有種種不良的副作用。

    成千上萬的病人醫牙還是用鑽錐吱吱地來鑽的。

    因為高速鑽頭還沒有發明,所以看一次牙醫不能解決多少問題。

    許多醫院的麻醉師使用的是氯仿,其後不久改用乙醚,也不見得比氯仿好多少。

    當時沒有磺胺藥,也沒有抗生素。

    患腦膜炎的95%要死亡,肺炎也經常緻命。

    甚至連病毒感染(當時稱為“格利普病”即流行性感冒。

    ——譯者)也算重病号。

    雖然住院花錢不多,但是沒有疾病保險——美國醫師協會直到1933年才同意成立藍十字會非營利性的保健組織。

    ——譯者,所以多數病人隻能待在家裡,也就是說,讓做母親的守着。

    她很少有藥物幫助治療。

    憑處方出售的藥隻限少數幾種巴比妥酸鹽,主要是苯巴比妥。

    40年後的今天,人們吃藥太多了,可是當時藥品卻銷不出去。

    1932年至1934年間共有3512家藥房倒閉,欠下了5900多萬元的債務。

     做母親的比現在辛苦,可是母親所能起的作用也比現在大。

    當時父母對兒女的影響的确是很大的。

    還沒有teenagesubculture(青少年亞文化群)這回事;《韋氏大詞典》給teenage這個詞的定義是“用來做栅欄和樹籬的灌木”。

    青年人叫做“小夥子”,小夥子都是忠于家庭的。

    現在那種令人發愁的到處出現的青少年集團,那時還沒出現,所以孩子們很少感覺到朋友和父母之間有什麼沖突。

    沒有哪個孩子想到要跟别的孩子談論自己父母之間的矛盾。

    如果一個中産人家要在星期天下午開車到鄉下兜兜風(這是常有的事),孩子們就不參加棒球比賽,不“跳方格”一種遊戲。

    ——譯者,跟父母出遊去了。

    大蕭條時期,家庭裡的娛樂活動反而增加了。

    據匹茲堡市調查一百多個白領階層和專業人員的家庭的結果,大多數家裡都有了更多的娛樂活動:打乒乓球、拼闆子、下跳棋、客廳遊戲、打橋牌,尤其突出的是聽廣播。

     收音機往往是起居室裡最顯眼的一種設備。

    無論是“阿特沃特?肯特”牌也好,“飛歌”牌也好,“銀星”牌也好,“豪華”牌也好,都可能是目前已經不時興的那種“大瀑布城”式的落地收音機。

    安排廣播節目的人,考慮到家庭的生活情況,所以在白天播送讓母親們聽的分段連播節目,晚上播送新聞、滑稽劇和歌舞雜耍,其間穿插一小時的兒童節目。

     1932年末至1933年初的冬令季節,中産階級的少年幾乎個個頭戴毛線帽,身穿羊皮襯裡的黃褐布上衣和燈心絨燈籠褲,腳穿系帶子的高筒靴,靴邊插一把大折刀(夏天穿短褲和“克茲”牌籃球鞋)。

    如果他走運的話,還有一部“護林”牌28英寸自行車,配上腳刹和防漏的墊式輪胎。

    車子閑着時,就用一元五角的挂鎖鎖住。

    在那樣的年頭,他不會不明白錢是多麼有用,能買到多少東西。

    五分錢可以買到一塊三色冰磚,一個“霍爾頓”牌的紙杯冰淇淋,一根棍兒糖,或者一長條面包;也可以在市内打一次電話,要一杯咖啡,買一份《星期六晚郵報》、《柯裡爾》雜志或者《自由》周刊。

    一分錢可以買到一些糖果,一支鉛筆,一張明信片,一疊紙,一顆玻璃彈子,甚至可以讓你的好朋友說出心裡話。

     如果爸爸給零用錢(譬如說,逢星期天給五分),或者幫人家鏟雪、剪草(剪一片地工資兩角五分)掙得幾個錢的話,最容易把它花光的地方是拐角上的小藥房這種街頭小藥房,兼營冷飲、小吃、香煙、書報之類。

    ——譯者。

    在那裡,你可以坐在大理石面、金屬腿子的桌子旁邊,喝一瓶可口可樂。

    不過俄亥俄州揚斯敦市的孩子們最喜歡從一個糖果商那裡買冰棍吃,這人開着白色卡車,搖着鈴,慢慢通過郊區,自稱“快活人”。

    男孩子要是攢下五角錢,可以買到最近一期的《湯姆?斯威夫特》連環畫。

    正如戴維?裡斯曼所指出的,兒童文學作品裡的英雄人物“都是雄心勃勃的。

    這些英雄有奮鬥的目标,讀者認為自己也同他們一樣,因此極力模仿他們……英雄們獲得勝利,常常是由于有善于控制自己的美德,譬如說,臨危不懼。

    ”意味深長的是,中産家庭最愛讀的書是查爾斯?林白林白1927年第一次從紐約飛渡大西洋,到達巴黎,成為當時的英雄人物,30年代時傾向納粹。

    ——譯者的《我輩》。

     孩子們有自己的主意(或者如保羅?埃爾默?莫爾當時說的,有“内心的制衡”),總想有所作為,雖然大蕭條時期情況不好,不可能有太遠大的志向。

    1931年,《文摘》雜志調查了孩子們喜歡的職業:八歲的男孩希望長大以後到西部做牧牛騎士,當飛行員或者做軍官;女孩希望當電影明星。

    到了18歲,男孩便希望當律師,電氣工程師或者建築師了;女孩想學速記,當秘書。

    到了青春時期,孩子們逐漸清醒起來了,可是這并不是有趣的事。

    多蘿西?迪克斯這樣解釋青年的處境:“童年時代那麼短,童年以後那一段生命又那麼長。

    做母親的最多隻能讓孩子們舒舒服服過幾年,以後就得面對現實了。

    如果她不把孩子們培養成為堅強的人,卻把他們弄得軟弱無能,無法對付各種困難,那就要鑄成大錯。

    由于父母的錯誤,孩子們不能不付出痛苦的代價。

    ” 孩子首先要學的是講究儀容舉止,因為這在将來找工作時大有用處。

    爸爸告訴他,“坐要坐得筆直”,“這裡有一角五分錢,拿去理個發吧。

    ”他心裡想買的大概是“輕靈”牌雪橇或者“方便”牌打字機,可是最先到手的卻是一套價值八元九角五分的藏青哔叽服裝,包括一件上衣、一件背心、一條燈籠褲、外加一雙兩元九角八分的“金券”牌黑色皮鞋。

    每逢星期天和開學日,就穿上這身服裝。

    做母親的都把孩子上下打量一番,就像一個上士班長在舉行那人人要戴白手套的閱兵禮之前逐個檢查班裡的士兵一樣(不知怎麼,孩子總是忘了帶白手絹)。

    母親想讓孩子給新老師一個好印象,可是孩子卻不懂得這個。

     上學時,孩子帶個“傑作”牌紙本子(封面印着一幅模模糊糊的名畫),在上面吃力地抄寫作業,所用的是筆畫粗、線條圓的帕爾默式字體。

    課室裡的座位常常是按學生姓名字母排列的。

    學校裡至少有一間課室的牆上有龐貝古城意大利古城,公元79年因維蘇威火山爆發被毀。

    ——譯者遺迹蝕刻畫或者古羅馬恺撒的半身塑像。

    正如裡斯曼所說的,這些東西“表明學校的裝飾對于兒童的心理需要是不相幹的。

    ”課本中有些課文,今天讀起來倒挺有意思。

    少年時代的林登?約翰遜在地理課本裡讀過這些話: 法屬印度支那的氣候和居民的特性都類似暹羅。

    森林覆蓋的山上盛産貴重的柚木和硬木,河谷則遍種稻谷。

    其他産品有蠶絲、棉花、茶葉和香料,還有綿延的地下煤層。

     公民課有個課本這樣說: 一個孩子如果不聽話,一輩子都要吃虧。

    小時在家裡不聽話,長大後就不會遵守國家的法律,雖然他也參加選舉,選出了制定法律的人。

    研究我國政體的男女青年很快就會發現:在民主國家裡,服從政府命令,跟在君主國家一樣,都是必要的。

     在托馬斯?馬歇爾教授新著的那本被廣泛采用的《美國史》(1930年麥克米倫公司出版)中,有如下一段話: 奴隸:盡管黑人是奴隸,他們在種植園時代通常很快活。

    他們喜歡跟别人在一起,喜歡唱歌、跳舞、說說笑笑,喜歡鮮豔的顔色,如果頭上裹上了一塊紅色或黃色的印花大手帕,就揚揚得意。

    他很想得到人家的誇獎,對于仁慈的主人或監工總是忠心耿耿。

    他總是慢吞吞的,什麼事都想拖到明天才動手。

    大多數種植園主認識到,要得到最好的效果不是用皮鞭打,而是重視奴隸,善待奴隸,獎勵奴隸,這樣就能博得他們的一片忠誠。

     但是脫離現實的作風還不限于此。

    30年代的各地學校裡——有幾年連首都的學校也如此,老師們是不準提到蘇聯的。

    地圖上的俄國所在地是空着的,不加任何标志,就像非洲那些“沒勘探過”的地區一樣。

    每天上學,首先要向國旗表忠心,并作基督教式的祈禱,信猶太教和天主教的孩子也一律參加。

    1932年的人常常意識到有個上帝,而上帝又有點像道學先生。

    當年10月,《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吹毛求疵的文章,評論厄爾?卡羅爾的《虛榮》,說是有傷風化。

    戲劇家卡羅爾也跟小說家厄斯金?考德威爾一樣可惡,使《時代》周刊的老闆盧斯簡直無法容忍。

    盧斯說:“卡羅爾先生的滑稽對話幾近誨淫,在劇壇上早已首屈一指。

    醜角米爾頓?伯利的表演,亂喊亂鬧,粗俗之至。

    有的觀衆看見了就臉紅,有的卻哄堂大笑。

    伯利模仿着不男不女的聲調,談論女演員們的屁股,對着擴音器大聲說了不少下流話,似乎覺得這樣才開心。

    ”伯利特别高興而《時代》周刊又特别生氣的是,合唱隊有些女演員的奶罩竟看得清清楚楚。

     當時,美國的中産階級區處于奄奄一息的狀态,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夜複一夜》塑造了瑪夷?韋斯特和喬治?拉斐特兩個人物形象。

    喬治在同一個朋友談話時說:“上帝,多麼漂亮的‘寶石’啊!”瑪夷回答:“親愛的,上帝與‘它’無關。

    ”當時,所有那些獨攬大權的人,包括威爾?霍?海斯,都在觀望這種變化。

    在巴斯拜?伯克利創作的音樂《四十二街》中,演唱這首音樂的合唱團的一個女孩說:“恐怕我要‘傳播’。

    ”第二位說:“在你左邊的第一個‘門’。

    ”前者又說:“不,在我的‘襪子裡’。

    ”這樣無恥淫蕩之事并不是比比皆是。

    對青少年來說,性教育在所有的科目中是最禁忌的。

    像神話故事中的魔鬼和經常曠工的職員一樣,每當新一年的第一天,他們往往信誓旦旦,要痛改前非,而不到一周,又會故态複萌。

    在性報道的處理方面,幾乎是在使巨大的犯罪心理得到解脫。

    每個青春發育期的男孩都知道,手淫會使人精神萎靡不振,久之,會導緻性無能,就如俗話所說:“手掌上長出了頭發。

    ” 姑娘們也操心得很。

    她們怕在學校裡被稱為“騷貨”、“破鞋”。

    由于青年人的社會主要是男系中心,她們處境就更加困難了。

    很少人請姑娘們去騎自行車兜圈子,跟她們交換鋼彈珠或者橡膠糖畫片,讨論克利夫蘭市的全國航空比賽,玩“插小刀”、“占山頭”、“奪大旗”、“抓逃學”(除非她們是自己的姐妹或者頑皮的姑娘)等等遊戲。

    有時,男孩和女孩可能不大自然地交談一下,評論伊帕納民間歌唱團、克利科特俱樂部愛斯基摩歌唱團、兩洋吉蔔賽歌唱團的優劣。

    可是每年到了7月4日這個國慶日,男孩都在放大爆竹,往地上扔摔炮,用兩英寸的天地響和“櫻桃炮”把鐵罐炸得飛上半空,姑娘們卻多半隻能在旁邊瞧,炮聲一響就吓得尖聲叫喊。

     到了夏天,中産人家要是擔負得起每星期八元的費用(這不算太多),就把孩子至少送走十天半月。

    即使不為别的,隻因每年小兒麻痹症流行,也得這樣做。

    小兒麻痹症一來,人們就待在家裡,不敢去看電影,不敢參加集會,有些人甚至不戴口罩就不敢出門。

    這樣,城裡許多中産階級的兒童就在童子軍夏令營或者基督教青年會夏令營學會了遊泳,逐漸愛上了忍冬花的香味和篝火周圍飛來飛去的螢火蟲和六月蟲。

    他們懂得了,8月蝈蝈兒叫,再過六個星期就霜凍了。

     有時候,全家人把手提箱拴在嶄新的“雪佛蘭”牌汽車(在底特律市的離岸價格是445元)旁邊的腳踏闆上,開車去“旅行”。

    所謂旅行是很冒險的,路上确有發生事故的可能。

    裝在雙座跑車或者轎車背後的備用輪胎往往要拿下來派用場。

    30年代的輪胎,一破就爆炸。

    坐汽車并不舒服,“路邊旅館”的飲食質量也靠不住。

    過夜是件麻煩事,因為房間難找。

    據美國汽車協會說,旅客通常要花一個星期才能到達目的地,再花一個星期才能回到家裡。

    看起來好像遊覽了不少地方,可是你要知道,路上平均一天隻能走234英裡。

    一号公路穿過華盛頓、費城、紐約市和波士頓市的中心,到了特拉華河和哈得孫河(喬治?華盛頓橋還在建造中)必須坐渡船過河,而在大蕭條年代,緬因州的公路一到冬季路中間多雪,兩旁土又松,車一開快,就會出事。

    那時還沒有州際公路。

    從東海岸驅車橫過全國,惟一道路是沿着30号公路(林肯公路)進入芝加哥市中心,再沿着66号公路走。

    這兩條公路都隻有雙排車道,有好幾段隻是泥路,沒有鋪柏油。

    66号公路爬過落基山脈,急轉彎處坡度很陡。

     如果這些聽起來有點像是原始生活,那麼我們還要補充幾句。

    正如卡羅琳?伯德所指出的,當時美國社會的某些方面是令人感到愉快的。

    當然,要有錢才行,但不必很多。

    每年有五六千元收入,甚至更少一點,就能過今天無法得到的舒适生活了。

    中産階級的生活環境比現在安靜得多。

    那時沒有超音速噴氣機的震耳噪音,沒有風動碎石機、強沖力鑽岩機、空氣壓縮機,也沒有鍊鋸;沒有高保真度收音機、磁帶錄音機、錄音擴放裝置;沒有125分貝晶體組,也很少鉚釘槍。

    人們彼此之間的往來也不那麼多,聯邦調查局隻有三百多萬個手指印;社會保險沒有數字代号,全國沒有劃分郵區,自撥長途電話沒有裝上,也沒有信用卡電腦儲存銀行。

    那時上大學相當容易,1932年隻有3.5萬人考大學。

    如果你想坐飛機的話,班機很少,但是對旅客們卻招待得很殷勤,因為當時勞力過剩,航空公司可以要求那些持有護士執照的女服務員伺候得特别周到。

     你完全用不着預先通知旅館、高級餐館、理發店或者醫院給你留地方。

    誰也不擔心污染問題,因為工廠煙囪根本不冒煙。

    家庭教師、理發師、女裝裁縫、音樂教師,甚至内科醫生都會一請就登門服務。

    如果你在辦公室工作,秘書會每天早上準時上班,絕不随便跑出去喝咖啡。

    她們不在辦公室打私人電話,也不因為工作超時就提意見。

    “隻要有人在工廠門口排長龍等活幹,廠裡工作效率就一定高。

    ”這是塞缪爾?英薩爾的說法(他是會這樣說的)。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則把這條原理說得含蓄些:經濟越衰退,活兒就幹得越出色。

     除環境舒适外,用70年代的眼光來看,當時的生活最喜人的是外事。

    美國不僅不用為國外的危機操心,而且就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國外好像根本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日本人在中國胡作非為,但是誰有閑工夫去過問它呢?德國舉行了總統競選,84歲的保羅?馮?興登堡擊敗了43歲的阿道夫?希特勒;但是對于他們兩人,美國人同樣不感興趣。

    在倫敦,威爾士親王跟一個叫沃利斯?辛普森夫人的女人談情說愛,不久前她入宮觐見過英王,後來辛普森夫人跟丈夫離婚,和威爾士親王即後來的愛德華八世結婚。

    辛普森夫人是平民身份,又屬再嫁人,為英皇室所不許,因此愛德華八世于1936年退位。

    這件事當時是轟動一時的新聞,引起種種議論。

    ——譯者可是這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因為她是有夫之婦嘛。

    西貢當時是那麼遠的地方,隻能做好萊塢一部電影的背景,片名《紅塵》,由克拉克?加布爾主演,是逃避現實的影片。

    中東地區比美國中西部地區還要平靜。

    正如《時代》周刊4月4日所報道的:“在巴勒斯坦,猶太人是隻占居民16.9%的少數民族,沒有任何政治權力。

    隻是十年前國際聯盟委任英國統治該地時,曾經給過猶太人代辦處一些提出參考意見的權利罷了。

    ” 盡管已經是30年代的第二年了,但是許多日後被認為代表30年代的著名人物當時還沒有出名。

    溫斯頓?丘吉爾的名字在書報上出現,隻不過因為他是一本反共小冊子《在暴風雨中》的作者。

    (1932年的其他作家有威廉?福克納、克裡斯托弗?莫利、奧爾德斯?赫克斯利、約翰?多斯帕索斯、魯濱遜?傑弗斯、T.S.斯特裡布林、亨德裡克?威廉?房龍、詹姆斯?M?巴裡、查爾斯?諾德霍夫和詹姆斯?諾曼?霍爾。

    )那些出生年月為衆所周知的人——例如喬治?蕭伯納、拉迪亞德?吉蔔齡、喬治?M?科漢,以及約翰?高爾斯華綏——人們是把他們當做前輩人物看待的。

    這在文娛界尤其如此,五個最賣座的電影明星是瑪麗?德雷斯勒、珍妮特?蓋納、瓊?克勞福德、查爾斯?法雷爾和格裡塔?嘉寶。

    這時艾琳?鄧恩剛剛上銀幕;克勞黛?考白特(與莫裡斯?薛瓦利埃合演電影)也是初出茅廬。

    琴逑?羅傑斯隻不過是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團裡一名跳踢踏舞的舞女。

    納爾遜?埃迪和弗雷德?阿斯泰爾一年以後才到好萊塢。

    四歲的雪莉?鄧波兒剛在國内的标準銀幕(高18英尺,寬24英尺)初露頭角,她那些影片都是單盤膠卷短片,名叫《娃娃戲》。

    本尼?古德曼和湯米?多爾西同住在一個寓所,在紐約各劇場的樂隊裡工作,并在推銷霍夫曼姜汁啤酒的廣播節目裡吹單簧管,表演許多新鮮手法。

    在得克薩斯州博芒特市,16歲的哈裡?哈格?詹姆斯跑去找一個名叫勞倫斯?韋爾克的旅行樂團團長,問他說:“你不是要找一個喇叭手嗎?”隊長要他表演一下,詹姆斯便拿起喇叭拼命地吹。

    韋爾克搖頭說:“孩子,你吹得太響了,我們樂隊不好用。

    ” 回頭看來,那時美國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未來的發展。

    奧古斯特?皮卡特教授坐着氣球穿過了同溫層,便在飛行日志裡寫道:“我們已經達到了54120英尺的高度,打破了人類的一切紀錄!”那時人們無法知道,再過一些時候,這件事就成了明日黃花了。

    威廉?畢比博士坐在潛水器裡,在百慕大群島附近海裡下沉到2200英尺,人們覺得他真了不起。

    他們誰會相信,30年後,海底觀察員能夠在同樣的深度生活整整一個月呢?1932年美國海軍舉行演習,有一艘航空母艦在瓦胡島的東北面從幾艘擔任警戒的驅逐艦旁邊溜過去,拂曉時“襲擊”珍珠港,“炸沉”了停泊在那裡的好些軍艦。

    那時有日本人在檀香山窺探,可是沒有人注意;東京還有關于這次演習中“襲擊得手”的長篇官方密報,可是也沒有人知道。

     最可驚的是,報紙讀者竟不知道劍橋大學的詹姆斯?查德威克爵士發現了中子。

    這是原子裂變的關鍵,可是這一發現的重要性卻無人懂得。

    根據當時的物理學說,隻有極大穿透力的沖擊物才能使原子核分裂。

    打破原子核被認為完全是理論性問題。

    人們覺得,用不帶電荷的中子打破原子核肯定是辦不到的。

    拉瑟福德勳爵在一個會上說過,那些以為有朝一日能放出大量原子能的人,不過是“白日做夢”。

    艾伯特?愛因斯坦那時正從德國逃出,到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去,他也說,要放出原子能,是“異想天開”。

    鈾隻有惟一的一個用途值得一提,就是塗在時鐘上,使數字夜裡發光。

    鐘表原來是用鐳塗的,1932年改用鈾了,因為新澤西州有個鐘表廠發現塗鐳的工人得了不治之症。

    他們查出,吸收了鐳積聚在骨頭裡,就必死無疑,因此吓壞了。

    改用鈾做塗料之後,鐘表廠的人放心了。

    鈾是那麼保險,那麼無害!誰都沒想到它也會使人喪生,甚至沒有想到它會使人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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