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起軍事法庭，并下令終止已判有罪的被告者上訴的權利。
到9月份，他轉向左傾。
他承認了紅色中國，稱美國為“以人類為食的……秃鹫”，廢除了1952年古美軍事協定，并且揚言，量美國佬也不敢侵犯古巴。
7月26日運動的理想主義者和幻想家們被出賣。
他們認識到這一點時，他們遭到挫折而發出的憤怒聲震撼了整個古巴。
他們有一百多人被監禁，其他人北逃到佛羅裡達。
其中之一是曾經領導過卡斯特羅的哈瓦那地下組織的激進的年輕工程師曼努埃爾?拉伊。
另有兩人是著名的自由派：曾由卡斯特羅選任新政府的第一任總理的米奧?卡多納，以及被遴選出任該政權第一任總統的曼努埃爾?烏魯蒂亞。
其他感到被出賣給赤色分子的人包括一些勇敢的軍官，像何塞?佩雷斯(“佩佩”)?聖羅曼、埃爾内多?奧利瓦和馬埃斯特臘山區的“7.26”英雄之一烏維爾?馬托斯。
有些人在第一次聽到卡斯特羅背叛的消息時竟然還不相信。
他們說除非親自看到，他們是不會相信的。
有些人确實是親耳得聞了。
奧連特省卓越的年輕省長曼努埃爾?弗朗西斯科?阿爾廷梅博士就聽到卡斯特羅親自概述過他要在三年之内使古巴共産主義化的計劃。
阿爾廷梅後來說：“我那時才認識到，我是一個打進共産黨政府内的民主派。
”
這些人同他們視為絕對邪惡的東西是不能妥協的。
如果他們不想出賣靈魂，他們就隻好逃出美國記者當時所謂的“蔗幕”，以期有朝一日能收複祖國。
古巴人自有他們的風格，有些人的逃亡也是很勇敢的。
阿爾廷梅就是一例。
他先給卡斯特羅寫了一封私函，宣布由于“從你的嘴裡聽到使古巴共産主義化的全盤計劃”，因此決定退出運動。
他裝扮成神甫，随身攜帶一本内藏手槍的彌撒書，走進美國大使館去。
在那裡他被介紹給一個名叫“威廉斯”的人，此人負責把他藏入一艘往北開的洪都拉斯貨船的秘密房艙中。
在坦帕碼頭，迎接阿爾廷梅的是一個高個子美國人，自稱是“威廉斯的朋友伯内特先生”。
在邁阿密(這裡由于很快就麇集了許多難民，簡直像個古巴城市)，又有另一些威廉斯和伯内特的朋友出面，他們自我介紹為“吉米”、“桑尼”、“西比”、“唐”等等。
阿爾廷梅後來發現這些人全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
當然，他們自己并沒有自認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務。
即便問他們，他們也并不承認。
他們編造的說法是，他們受雇于一家決心解決古巴問題的美國大公司。
他們的領導人尤其十分注意維持這種假象。
他個子很高，衣着豪華，是惟一有名又有姓的特務：“弗蘭克?本德”。
弗蘭克一再提醒阿爾廷梅：“記住，馬諾洛，我不是美國政府的人員。
我與美國政府毫無關系。
我隻是為一家要同共産主義作鬥争的巨大的公司工作的。
”後來，這些美國人還試圖給人一種印象，他們的後台是一位古巴的百萬富豪。
古巴人彼此擠擠眼，開玩笑說那位百萬富豪的名字叫“山姆大叔”。
很久以後，其中一個人說：“那時我們也真夠蠢的，以為山姆大叔在支持我們。
他希望秘密地幹，那也無所謂，因為他是山姆大叔，而且他是強大的。
”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們嚴肅地對他們說，如果聯邦調查局發覺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全都有坐牢的危險。
特務們解釋說，這就是他們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名實姓的原因。
這也被說成是要用黑布蒙眼、傳口令、使暗号之類的鬼把戲的原因。
美國人惟恐兩面特務打進來。
古巴人都需要接受測謊器測驗，羅沙克測驗瑞士心理學家赫爾曼?羅沙克(1884～1922年)發明的通過所謂“墨迹測驗”方式進行的心理測驗。
被測者須對一大堆無意義的墨迹提出他認為可能的解釋，從中分析他的心理活動。
——譯者和一位帶很重的德國口音、态度和藹、戴眼鏡的精神病學者(他叫“馬克斯”)長時間的盤問。
測驗合格的人就派出執行神秘任務——舉個典型的例子，要求他們當中某個人飛往紐約，在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以“喬治?林戈”之名登記下榻，然後按照一連串别人打來的電話行事——直到美國人消除懷疑。
審查合格的人被分成兩組。
年紀輕一些願意參加實際戰鬥的人，編成一個旅——後來一直被稱做LaBrigada(旅團)。
年紀大一些的在邁阿密組成一個聯合政治陣線，以後準備接替卡斯特羅的政府。
這“陣線”的實際作用，就是把什麼秘密都洩露出去了。
不過，有關那些年輕戰士的情況則洩露不多，因為它自己知道的也有限。
其實洩露了也沒有什麼了不得。
如果有人告訴卡斯特羅這支要去攻打他的小小部隊的實際力量多小，他也不會相信。
他估計這支部隊大約兩萬多人。
可是遲至1960年11月，實際隻有450人，而且從未超過1200人。
為了有人被俘時，欺騙敵人，軍人編号是從2500開始的。
有一名新兵在訓練中死亡，這個旅就以他的編号2506作為自己的番号。
旅徽的圖案就是在一個十字架上壓着2506這個數字。
他們的符号和戰旗也都用這種徽記。
後來，特務們的僞裝被揭穿，大家才知道行動計劃完全是按照華盛頓最高級命令行事的。
負責日常監督工作的是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全面計劃來自一個叫做“特别小組”的機構——由白宮、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和中央情報局官員組成的高級指揮機構。
艾森豪威爾總統不參加他們的會議，但是他知情，而且當卡斯特羅在1960年3月17日拒絕艾森豪威爾政府為達成一項諒解所作的最後努力時，總統批準訓練古巴流亡者以備用來反對卡斯特羅的意見。
“古巴旅”行動的許多細節，簡直好像出自當時日益暢銷的伊恩?弗萊明所寫，以詹姆斯?邦德為主人公的一本離奇的間諜小說。
負責監督流亡者訓練的美國軍官都借自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大都是一些老兵。
他們往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争中得過勳章、勇猛有餘、智謀不足的人。
訓練地點的選擇看起來幾乎是毫無計劃的。
起初由一個古巴人出面用中央情報局通過弗蘭克?本德給他的錢租下了墨西哥灣中的名勝烏澤帕島；古巴人舒舒服服地住在烏澤帕鄉村俱樂部，其中一些高爾夫球愛好者因之提高了球藝。
随後，一架C-54型運輸機把他們運到了巴拿馬運河區古利克堡美國陸軍叢林戰訓練營。
原本不讓他們知道他們究竟在哪裡，但是有一位中央情報局的教官丢下一張巴拿馬市的報紙，而且從訓練營地的一個小山頭上看去，運河也清晰可見。
經過了八周的遊擊戰課程之後(他們被告知，學到的這些技巧，将用以訓練一支古巴解放軍)，他們再次轉移，這次是到危地馬拉。
在這裡，也是不想讓他們知道身在何地的。
在離開巴拿馬時，他們隻知道目的地的代号是“小農場”。
在兩輛大轎車把他們從危地馬拉的聖何塞機場運出後不久，他們就知道代号之所指了。
受訓者原都是些閱曆豐富的人，很多曾周遊各地。
鵝卵石街道，印第安人村莊中肮髒的房屋，一看就是中美洲景象；再加上大量美國勢力的标志——公路兩旁“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廣告牌，以及許多售賣得克薩斯石油公司、殼牌石油公司、美國石油公司或美孚石油公司石油的加油站——這隻能說明是在危地馬拉。
不久大轎車開始爬上環繞的群山，穿過熱帶簇葉，這裡是危地馬拉瀕臨太平洋岸的馬德裡山脈。
他們要去的地方是一個大咖啡種植園，是危地馬拉駐華盛頓大使的兄弟羅伯托?阿萊霍斯的地産。
在危地馬拉總統米格爾?伊迪哥拉斯同意裝聾作啞之後，阿萊霍斯允許中央情報局特工人員使用種植園的一部分進行訓練(作為這次行動的肮髒後果之一，伊迪哥拉斯堅持說美國曾經同意支持他在英屬洪都拉斯的領土要求；華盛頓對此極力否認)。
這個營地命名為特拉克斯基地。
訓練地點剛好在種植園裡最不合适的一部分土地上，這已成為這次行動計劃的特點。
從基地的總部望去，可以看到仍然在活動的聖地亞吉托火山，而且營地的土地就是火山噴出的熔岩，有些地方，厚達六英尺，一下雨就變成一鍋稀粥。
那年的雨量又是人們記憶中最多的一年，于是那些古巴人許多時間是在爛泥中打滾。
在這個時候，他們有些人開始對中央情報局的無所不能公開表示疑惑了。
另一些人把他們的意見壓了下去。
大多數人對他們的美國佬顧問完全信任。
他們設想，這些曾打敗過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的強大的征服者一定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也同意，“古巴旅”的力量很小，但是卡斯特羅畢竟也不過是以僅僅12個遊擊隊員開始發動7月26日運動的。
在那時，拿他們自己同卡斯特羅之間作這種類比倒還可以說得過去。
中央情報局的顧問計劃把他們分成一些遊擊小組，分别進行訓練，以便滲透到古巴的六個省份去。
他們準備在美國總統選舉之前行動，最後期限是9月19日。
這計劃本來也許能成功。
即使遭到挫折，後果也承擔得起。
被打敗的叢林遊擊隊員通常都能分散逃逸。
失敗也留不下什麼痕迹。
卡斯特羅将很難證實他們是美國支持的，而他們日後還可再回去戰鬥。
8月，華盛頓的特别小組開始懷疑在新古巴建立遊擊部隊是否明智。
卡斯特羅的軍隊比巴蒂斯塔的軍隊強大得多，國務院估計他擁有40萬軍隊和民兵，十倍于巴蒂斯塔的兵力。
再從馬埃斯特臘山區發動一場漫長的叢林遊擊戰看來已無可能。
此外，卡斯特羅的軍隊已由莫斯科和北京的新朋友極好地裝備起來，國務院的研究材料估計他們已送給他2.8萬噸軍用物資。
更重要的是，卡斯特羅的海岸哨兵和航空觀察員的戒備和部署表明，他已從巴蒂斯塔在這方面曾經犯過的錯誤中汲取了教訓，因此現在要用空投來供應遊擊部隊将極其困難。
如果這些理由是站得住的——次年發生的事件證明果然如此，非常正确——那麼看來就應該勸阻他們别去進行任何軍事遠征。
但又不是如此；在華盛頓指揮這項行動的人開始把寶押在兩栖登陸上，由古巴人駕駛美國軍用飛機對該旅登陸提供戰術上的空中支援。
有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從艦艇登陸進攻曾經非常有效，麥克阿瑟以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仁川登陸，便破壞了北朝鮮的供應線。
似乎沒有人向特别小組指出：“古巴旅”的規模隻等于一個美國步兵營，而過去進行重要的兩栖登陸使用的兵力從未少于九個營，而且還有炮兵、空中優勢和一支艦隊作後盾。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後一次從艦艇登陸進攻的沖繩之戰，使用艦隻達1200艘。
華盛頓自信已操勝券，放棄了進行遊擊活動的計劃，确信隻要“古巴旅”建立起一個灘頭陣地，全古巴就會聚集到它的旗幟之下。
中央情報局在弗吉尼亞州蘭利的總部在發給特拉克斯基地的一封長電中，命令将叢林遊擊隊員的數目減至60名，并讓危地馬拉的特務們對其餘的人“都隻發給常規武器并普遍和進行常規訓練”。
古巴人體會這道命令的用意是，等他們一上岸，一支美國軍隊就會跟在他們後面登陸。
他們推想，隻有這樣，這種改變才有道理。
中央情報局的顧問們不僅沒有糾正他們的想法，而且領導人“弗蘭克?本德”還對佩佩?聖羅曼及其同夥古巴軍官說，他們“将會得到海上、空中甚至水下的掩護”。
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全都對新計劃熱烈擁護，而且從那以後，他們表示，任何對勝利表示懷疑都是軟弱的表現。
弗蘭克?本德竟至認為這件事比他對美國總統的忠誠都更為重要。
他對佩佩?聖羅曼說，華盛頓的某些要人正試圖取消這次入侵，可以相信，這類命令可能來自白宮。
“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他說，“你們就到這裡來，做出把我們這些顧問監禁起來的樣子，把我們全抓起來之後，就把整個計劃執行下去。
”為了讓那些莫名其妙的古巴人懂得他的意思，他還作些具體指示。
他解釋說，有必要在每一個中央情報局顧問的房間門口配置一名“古巴旅”的武裝人員，切斷他們與華盛頓的通訊聯絡，然後自己去執行入侵計劃。
他會告訴他們在什麼時候和怎樣離開特拉克斯基地前往集結地。
他大笑着說：“最後，我們一定會勝利。
”
毫無疑問，弗蘭克在華盛頓的上司對此毫無所知。
像一切和這次行動有關的人一樣，他們直到很久以後，才通過許多零星材料弄清真相。
事實上，白宮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哈瓦那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當時在弗吉尼亞的艾倫?杜勒斯、危地馬拉的弗蘭克?本德、五角大樓的參謀長聯席會議、邁阿密的“陣線”，以及在馬德裡山下的咖啡種植園受訓的勇士們，全都弄得糊裡糊塗，隻是程度不同罷了。
通訊聯絡是不靈的。
特别小組竟沒有把改遊擊戰術為兩栖登陸的行動計劃報告艾森豪威爾。
“古巴旅”仍然相信他們隻不過是一次入侵行動的先頭部隊，而“陣線”則一直認為美國人曾經說過，少于五千兵力是不會發動進攻的。
中央情報局力圖招募盡可能多的戰鬥人員。
每人每月薪饷175元，妻子還可得50元，每個孩子另有25元。
在這種情況下勢必影響保密。
消息傳出，遠近皆知。
卡斯特羅經常預言“雇傭軍”入侵迫在眉睫，但是古巴人民無須乎他來告訴他們，最下層的砍甘蔗的“瓜希羅”(古巴農民)知道反革命分子們要來了。
關于“古巴旅”的文章已經在危地馬拉市的《時報》上刊出，而且為大多數西班牙文報紙所轉載，其中有幾家還在古巴發行。
新古巴的民兵們睡覺時身旁放着步槍，炮手在大炮旁邊睡覺。
美國人可以從英文報紙《邁阿密先驅報》和《紐約時報》讀到這方面的報道，雖然一般說來，美國人對這即将發生的戰鬥并不像古巴人那樣關心。
他們知道那邊正在進行某種活動，但是别的一些事情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
将要受到入侵的反正不是他們的國家。
他們更為關注的是關于民主黨總統提名的戲劇性的鬥争以及艾森豪威爾的即将來臨的白宮生涯的高潮——意義重大的巴黎最高級會議和接踵而來的訪蘇之行。
特工人員的先遣小組已在愛麗舍宮對安全措施進行檢查，可是，5月1日，預定在巴黎舉行的會議前16天，忽然一架奇怪的飛機出現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上空，這個地方是烏拉爾山區中的一個工業綜合基地，在俄國邊境内大約1200英裡處。
像危地馬拉的古巴旅一樣，這次飛行也是中央情報局行動的一部分；這架飛機是洛克希德飛機公司按照中央情報局的要求特制的，它的正式型号是U-2，很快全世界就都稱之為“間諜飛機”。
U-2型飛機色黑，機身長，尾巴高，翅膀寬，裝有一具渦輪噴氣發動機，駕駛員座艙僅容一人。
嚴格說來，它并不是軍用飛機。
機上沒有任何炮火裝置，隻有透過機身下面七個艙孔對外拍照的靈敏的紅外線攝影機。
這些攝影機能把寬125英裡長3000英裡的地面景物全拍攝下來，可供洗印成4000張雙幅照片。
照片的清晰程度，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照片經過高倍數放大後，判讀人員可以認得出飛機在九英裡或十英裡高空拍攝的報紙的标題。
其他的裝備能夠從空氣中測驗出進行秘密核試驗的證據，能夠測定俄國雷達的效能。
U-2飛機靠飛行高度作為防護手段。
由于充分利用空氣動力學和結構學方面的成就，U-2飛機能在很高的高空保持有效的續航能力，并據信超出蘇聯雷達的探測範圍。
總之，它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精密的偵察裝置。
在五一節駕駛該機的駕駛員是弗朗西斯?加裡?鮑爾斯。
鮑爾斯屬于新的一類尋求冒險的職業軍人。
他從事飛行，不是出于愛國，而是為了金錢。
對他來說，飛行是一種職業，而且是很好的職業。
靠這差事他每年能掙3萬元，而在為中央情報局工作之前，他們夫妻總收入每年才隻有8400元。
那已是四年前的事，那時他還是一個27歲的空軍中尉。
他身材粗壯，加上留個平頭，看上去很像職業足球運動員——也許是個防守型的邊衛，肯賣力，靠得住，可是沒有什麼頭腦。
然而，鮑爾斯并不愚蠢。
那年年初，他還曾詢問一位情報官員：“如果發生了什麼情況，我們有人掉在俄國境内怎麼辦?那個國家那麼大，要走到邊境，可他媽夠走的。
在那裡有沒有接頭的人?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幾個名字和地址?”據鮑爾斯說，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這個問題，雖然這種所謂的“越空飛行”當時即将進入第五個年頭。
鮑爾斯得到的回答是：“不成，我們提不出。
”鮑爾斯還不肯罷休：“那好吧，假定發生了最壞的情況。
一架飛機墜落，駕駛員被俘。
他應該怎麼說呢?具體地講，他應當說多少呢?”按鮑爾斯記憶，那位情報官員的原話是：“你照實全說算了，反正他們會逼得你全說出來的。
”——迄今還沒有人對這種說法出面更正。
這種事最荒唐的地方，還決不僅在于沒有事先安排的托辭。
1956年，“越空飛行”開始時，謝爾曼?亞當斯已在白宮，他完全知道，沒有一次“越空飛行”不是經過總統批準的。
鮑爾斯出事之後，他對艾森豪威爾提出這個問題。
艾克說：“你說得對，這個決定是我做的，過去一切這類飛行，事先我都知道，并且親自批準。
他們把這次越過俄國上空的飛行計劃送來的時候，我認為不過是已經确定的情報政策之内的幾個行動計劃中的一項，也是批準了的。
我絲毫不曾想到它對于最高級會議或對我即将進行的莫斯科之行可能會有什麼影響。
除非發生什麼意想不到的情況，這事原本也不會有什麼影響的。
”
艾森豪威爾無疑是相信這一點的，但是這一點并不真實。
有些情況是意想得到的，至少也是在應該細加考慮的可能範圍之内的。
鮑爾斯最後這次飛行并不是一次例行飛行。
這是在長時間停止飛行之後又開始的兩次“越空飛行”中的一次，而且是第一次企圖飛越蘇聯全境。
鮑爾斯從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個美國基地出發，要飛行3800英裡，最後到達挪威的博德。
從一個國家起飛，在另一個國家降落就需要兩組地勤人員。
這也是沒有先例的，所以認為值得一試，是想到如果U-2飛機能比過去更深入俄國國境，就有可能飛越過去從未拍過照的重要目标。
U-2飛機的駕駛員們，對于執行這一任務的時機揣測紛纭。
一種推想是：俄國人當時已接近于在導彈制導方面取得突破，因而中央情報局力圖搶先把盡多的目标拍攝下來。
另一種推想是：艾森豪威爾在坐下來同赫魯曉夫談判之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資料。
還有一種推想是：行将同俄國人達成的緩和協議會使得以後不宜于再進行任何隐蔽的活動。
飛行員完全意識到自己參與的是見不得人的活動。
猜想蘇聯雷達已發展到足以追蹤他們的疑慮，在飛行員中一直有增無減。
他們還讨論過發生各種機械故障的可能性。
鮑爾斯就曾說過：“在要害的地方，一個螺絲釘松了，就能使飛機栽下去。
”事實上，這種情況也發生過。
前一年秋天，一架U-2飛機就曾在東京附近迫降。
一位日本記者經過調查後肯定這飛機是執行間諜任務的，并在随後一期他的刊物上詳細報道了這件事。
設計人員知道這種飛機要冒的風險是非同尋常的，因而給它裝上了及時自毀的機械裝置。
後來為了進一步保險，又給裝上了一種被稱為“莊稼漢”的迷惑雷達偵察的裝置。
盡管對待鮑爾斯提出的應如何對付意外情況的問題的那個情報官員的态度頗為草率，但是對于迫降的問題，倒也不是未加考慮的。
指揮“越空飛行”小組的空軍軍官威廉?謝爾頓上校曾告訴鮑爾斯，如果在他飛越蘇聯摩爾曼斯克地區的坎達拉克沙城時，發現燃料不足，可以抄近飛往芬蘭和瑞典的備用機場。
謝爾頓還補充說：“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蘇聯好。
”
中央情報局甚至考慮過墜機駕駛員是否自殺為好。
顯然，情報局那時還沒拿定主意，隻好由飛行員相機決定。
氰化劑藥片是現成的，誰願意要都可以帶一些，後來還讓他們看到一種看起來很像是個吉祥鎖的小玩意兒。
這是一枚帶有金屬環的銀元，可以固定在鑰匙鍊或項鍊上。
金屬環擰下來，裡面是一根直針，這針其實還是一個外鞘，拔開，便露出一枚細針。
靠近針尖有一些小槽，槽裡是帶黏性的褐色的物質——馬錢子毒劑，輕輕一刺立即緻命。
大多數駕駛員，包括鮑爾斯都既不想攜帶氰化藥片也不願要馬錢子毒劑，可是鮑爾斯準備最後一次飛行時，謝爾頓上校問他：“你要那銀元嗎?”鮑爾斯改變了主意，他想這枚毒針也許能當武器來用。
“好吧，我要。
”他說着，順手放進他飛行衣的口袋裡。
此外他還帶上刮臉用具、便服、半包過濾嘴香煙、妻子的照片、若幹德國馬克、土耳其裡拉和俄國盧布、若幹金币、手表和戒指(以便在需要幫助時用以行賄或和人交換)、大約100元現鈔、若幹美國郵票、一份國防部身份證、一份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證件、各種儀表檢驗證、美國和國際通用汽車駕駛執照、兵役卡、社會保險卡，以及印有美國國旗的招貼，上用俄文等14種文字印着“我是一個美國人”字樣。
很久以後，鮑爾斯回憶說，他被俘後，有人問他是不是美國人，他說：“當時要否認似乎沒有意義。
”
中央情報局在巴基斯坦的設施簡陋得出奇。
飛行員全睡折疊床，自己熱軍用罐頭吃。
好在他們不常到那裡。
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土耳其阿達納附近的美國空軍基地打撲克牌或閑逛(那時候，閑談中一個最使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