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官也不能調動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護照都要他親自簽署才生效。
他的專斷統治一月比一月更加嚴厲。
他隻同少數幾個信得過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别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吳庭儒以及吳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國駐外記者所說的“龍夫人”。
吳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釋吳家統治的哲學說：“如果我們打開窗子，陽光固然可以進來，但是許多壞東西也會随着飛進來的啊!”
進去的固然很少，出來的也不多。
這在情報方面，特别如此。
有關越南戰争的兩大奧秘之一是：為什麼它使許多西方專家為之聲譽掃地?缺乏充分的事實根據便是其主要原因。
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竟有這樣多著名人物犯下這樣荒唐的錯誤，這是曆史上罕見的。
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過早宣布越南戰争的解決辦法而大丢其臉時，許多軍人和政治家對越南戰争的性質和它可能的發展前途也都作過錯誤的判斷。
1954年4月6日，新英格蘭的一位州指馬薩諸塞州。
——譯者參議員為使他的同事們散散心，向他們引述了一些早期對越南戰争的議論，如“軍事形勢看來正越來越對我們有利”(1952年艾奇遜語)，“我們認為，印度支那的形勢正在好轉”(1953年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語)，法國打勝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國防部長查爾斯?威爾遜語)，以及“法國人正在赢得勝利”(1954年海軍上将雷德福語)。
結果法國卻失敗了。
七年中，法國人死傷1.9萬人美國在1961～1972年間，損失45882人。
法國傷亡的數字通常說是9.2萬人，但那數字中包括外籍軍團、非洲人和在法國指揮下作戰的越南人。
法國不像美國，它沒有派遣應征入伍的部隊到越南去……這似乎證明了那位新英格蘭的參議員的懷疑是正确的，而這位參議員不是别人，正是約翰?肯尼迪本人。
但是肯尼迪後來卻也陷了進去。
他對越南的政策最後也仍是以1960年參議院委員會的報告中所作那種劉易斯?卡羅爾見本書第669頁譯注。
——譯者式的估計制定的。
那個報告預言：“根據軍事援越使團團長的保證……美軍……将能在可以預見的将來分批撤出越南。
”1961年初，肯尼迪總統批準了一項援助計劃，便是以戰争将在18個月内獲勝為依據的。
有關越南戰争的另一個不解之謎是：為什麼這樣多見解不同的美國人，其中包括四位總統(兩個共和黨總統和兩個民主黨總統)都認為有義務拯救西貢政府?這個國家，不管怎麼說，遠在亞洲，離我們有五千英裡，在遙遠的印度支那半島一片到處是稻田和茂密的叢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來，華盛頓的曆屆政府卻一意孤行，甚至不顧美國國内的安甯，力圖使一些大可懷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統治。
美國在越南的努力，從一開始就是注定要失敗的。
肯尼迪應該理解這一點。
開始，隻有少數幾個人看出了越南勢必引起的麻煩，而他正是其中之一。
他在1951年(當時他是衆議員)訪問過越南，返國後，通過“會見新聞界”節目說：“沒有當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東南亞國家中想取得勝利都是沒有希望的。
”後來，他卻也受到冷戰言論的影響。
冷戰派人物認為，美國已經“失掉了”中國，現在決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國對西貢承擔義務始于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議。
日内瓦協定簽訂後，艾森豪威爾在給吳庭豔的一封信裡保證美國“幫助越南政府發展和維護一個強大的、能夠生存下去的國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過軍事手段進行的颠覆和侵略”。
艾克做出這項保證時附有條件，即“越南方面也應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同他配合。
他提出這一保證的目的是，“打消任何人要想把外國的意識形态強加于你們自由人民的念頭。
”
林登?約翰遜主政白宮的幾年中，每談到越南問題便常說：“是艾克許下的諾言啊，我也隻好遵守。
”但他實際并沒有遵守。
這畢竟不是一項正式條約，參議院從未參與其事。
它甚至作為一項行政命令的合法性都不具備。
但約翰遜和肯尼迪卻都認為非遵守不可。
西奧多?索倫森曾寫道，如果撤銷美國的支持，将會使“全世界對美國保證的可靠性産生懷疑”。
阿瑟?施萊辛格更進一步寫道：
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們在越南有無重大利害關系，反正艾森豪威爾的信件已經産生了這種利害關系。
不管我們應不應該在我們劃線的地方劃上一條線，反正這條線一旦劃下了，就會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約束着我們。
不管多米諾理論在1954年時是否有根據，反正七年以後，當各鄰國政府已經把自己的安全寄托于美國有無能力信守對西貢的保證時，它已具有充分根據。
肯尼迪……别無選擇，隻能在他承襲下來的總的形勢中幹下去。
白修德在《1968年總統選舉紀實》一書中寫道，“我們在越南的事業”就是“半世紀來美國的事業，這一事業已為全世界所共知……如果說今天已有一個盡管很脆弱的世界秩序，這一世界秩序的取得卻是40萬美國人在本世紀的四次戰争中用生命換來的。
”約翰遜總統認為“匆忙撤出”就“等于在這個問題上向全世界宣布，我們不打算遵守我們所簽訂的條約，也不支持我們的朋友了”。
《時代》周刊對那些不同意這一說法的人解釋說：
……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守住南越……如果美國不能或不願在共産黨的進攻下保住南越，那麼亞洲國家就會從此不再感到信賴美國是安全的了；整個東南亞的陷落就隻不過是時間問題。
據說這樣撤退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為了支持派遣美國部隊到越南去，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直截了當說，不這樣就隻能眼看那一地區的情況普遍惡化。
萊曼?蘭尼茲爾将軍代表參謀長聯席會議講話，他預言說，如果越共獲勝，“我們将失去全部亞洲，直到新加坡。
”而馬克斯韋爾?泰勒将軍則堅信能戰勝打遊擊戰的敵人(他說過，北越“經不起常規轟炸的襲擊”)，他告訴肯尼迪總統說，派遣一支“美國軍事特遣部隊”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這些說法都毫無道理。
如果肯尼迪政府并不認為有義務把古巴旅從眼看要完蛋的海灘上撤回，那麼，它對吳庭豔就更沒有什麼義務可言。
而且，由于吳庭豔已經公開否定了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義務，艾森豪威爾的信也已經失去了效力。
吳庭豔還拒絕在1956年實行全越選舉。
即使美國同他的關系受着一項條約的約束，以為他會要求按條約的規定行事，那也是荒謬可笑的，何況根本也沒有什麼條約呢!
使華盛頓無法抛開西貢的真正壓力來自國内政治方面。
這時麥卡錫已死，但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無不惶惶然，深恐吳庭豔可能成為蔣介石第二。
而尤其矛盾的是，他們竟重犯了當初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的美國人犯過的錯誤；雖然南越的核心問題也是政治性的，但他們給的卻是軍事援助。
他們犯這種錯誤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國會中的權勢人物的态度。
他們對參謀長聯席會議十分信賴，卻不相信國務院亞洲司的政治官員。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60年代初期在越南問題上為白宮獻策的兩位内閣成員性格上的差異：麥克納馬拉果斷有力，臘斯克卻膽小怕事，模棱兩可，結果當然是來自五角大樓的聲音更受重視。
艾森豪威爾執政後期，越南局勢還是相當穩定的。
800個美國軍事顧問和每年3億美元的軍援，已足以維持現狀。
後來，1960年12月，肯尼迪就職前的一個月，吳庭豔的敵人宣布組成了民族解放陣線。
他們在獨立宮裡的對手卻稱它為“越共”。
吳庭豔起初對這個陣線并不在意，上一年秋天，他就很容易地粉碎了一次政變企圖，當時約翰遜副總統問他是否需要一點美國兵，他說不需要；不過，雖然不需要地面部隊，他卻仍然承認需要一些幫助。
于是肯尼迪總統批準了400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去擔任訓練工作。
美國向越南派出部隊從此開始了。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國大使弗雷德裡克?瑙爾汀到達西貢。
他的前任由于企圖同吳庭豔講道理，結果實際上成了不受歡迎的人。
瑙爾汀決心不蹈前任的覆轍。
這時，越共的破壞活動已經非常明顯，連那位做官當老爺的總統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
鄉村的情況日益惡化。
遊擊隊自由來去，到處暗殺村長。
美國情報方面的一份報告估計，“最嚴重的時期”看來“即将來臨”，并警告說，西貢政權“實際上依賴寡頭統治”，“容忍貪污腐敗”，已使很多人“對吳庭豔在這一時期的領導能力表示懷疑”。
在華盛頓，人們敦促白宮對越南各地各種不同官僚體制的違法行為進行幹預。
副國務卿幫辦亞曆克西斯?約翰遜要求肯尼迪把“打敗越共”作為“真正的和最終的”目标。
參謀長聯席會議向總統保證，隻消4萬名美國部隊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脅”，再加上12.8萬人就足以抵擋住北越和中國共産黨可能進行的幹涉。
麥克納馬拉的副國防部長羅斯韋爾?吉爾帕特裡克建議同吳庭豔談判，探讨訂立“防禦安全同盟”的可能性；當時還在五角大樓的威廉?邦迪也敦促美國“盡早毫不留情地”對戰争進行幹預。
邦迪估計獲勝的機會為70%。
肯尼迪下令作進一步研究，同意擴大在西貢的685人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同時批準了再為吳庭豔裝備2萬名越南部隊并承擔其費用的計劃(這樣總數便達15萬人)。
像艾克一樣，他也希望援助應以南越國内的改革和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反對越共為前提，但是他卻并沒有強調這一點。
當時他正在為柏林問題和禁試問題傷腦筋。
施萊辛格懷疑他從來也沒有“充分注意過”越南問題。
冷戰派觀察家繼續對越南問題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寫道：“形勢幾乎是一周比一周更壞。
”他發現，“遊擊隊現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緻在大白天，如果沒有軍隊護送，我就找不到一個美國人願意讓我坐他的車子駛出西貢。
”他報道說：“政治上的崩潰已達到驚人程度。
”又寫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産黨那邊，他們似乎總能找到一些願為他們的事業出生入死的人。
”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沒有為這種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間，遊擊隊占領了一個省會，處決了省長。
吳庭豔部隊到處後撤。
他無可奈何地召見了瑙爾汀，要求簽訂雙邊防禦條約。
華盛頓立即表示支持。
整個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約翰遜對東南亞的理解為依據的。
副總統表示了一種典型的自由派立場，他從東南亞回國後寫道，越南的真正敵人是“饑餓、無知、貧困和疾病”。
他認為，美國“必須——不管我們采取何種戰略——始終以那些敵人為我們進攻的目标，并充分發揮我們在科學和技術上的能力”。
總統為此派出一個高級調查團前往西貢，其中包括兩位最受他信任的顧問，馬克斯韋爾?泰勒将軍和沃爾特?羅斯托。
于是，一位将軍和一位好戰的文官(羅斯托自始至終是最不妥協的鷹派)便成了這個關鍵時刻總統在越南的耳目。
值得注意的是，調查團裡沒有高級外交人士參加。
索倫森後來曾寫道，這反映了“國務院無力同五角大樓競争”。
其結果是更進一步犧牲政治上的考慮，而突出強調軍事目标。
泰勒-羅斯托報告形成了越南戰争的一大轉折。
為了挽救吳庭豔的命運，報告要求肯尼迪派出一大批美國顧問。
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國步兵，需要時再增加。
作為調查團主要成員的泰勒希望總統以越南問題為主題發表一次重要的電視講話。
他要求對南越進行幹預的某些論點是非常奇怪的。
例如，在極力主張派遣遠征軍時，竟拿越南同朝鮮相比，認為在朝鮮“美國部隊并沒有花費很大的氣力就适應了那裡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實際上，朝鮮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鮮戰争是正規戰，敵人的隊伍越過分界線進攻，美國兵在比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們進行固定戰線的戰鬥。
越南戰争則是在茂密的熱帶叢林中進行的非正規戰。
最重要的一點區别是，南朝鮮的當地居民希望美國人待在那兒，越南卻不是這樣；越南村民傾向于把美國白人部隊看成是來接替法國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于内閣一級的若幹成員，其中包括切斯特?鮑爾斯、喬治?鮑爾和艾夫裡爾?哈裡曼，對這一建議很感吃驚。
但是，提出疑問的惟一高級人士還隻有肯尼迪本人。
他拒絕在電視廣播中和人民見面，因為那會把越南問題搞得和柏林問題一樣。
他還尖銳地指出，同參謀長聯席會議不一樣，泰勒和羅斯托對美國進行幹預的效果是樂觀的，因為他們認為隻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滲透就行，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他們根本沒有提出辦法。
最使肯尼迪感到驚愕的是關于派遣部隊的建議。
索倫森寫道：“所有他的越南問題的主要顧問都贊同這一建議，說它是考驗我們的信用的‘試金石’，是我們的決心的象征。
但是總統實際上否決了這一建議，而隻有他的這一票才作數。
”肯尼迪告訴一位助手說：“他們想派去美國部隊。
他們說，為了恢複信心和維持士氣，這是必要的。
但這會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樣：部隊開入，高奏樂曲，群衆歡呼，可是四天之後，誰都把它忘了。
然後，又會有人告訴我們，必須派出更多部隊。
這就好像喝酒，酒勁一過，你又得再喝。
”
雖然如此，他也難免為大家的意見所左右。
他否決了派遣美國部隊的建議，但在另一些問題上卻有所讓步，從1961年12月起就開始加強美國在越南的力量了。
和七年前艾森豪威爾的做法一樣，總統在同吳庭豔公開交換的信件中肯定了這一安排。
這也不完全是單方面的，吳庭豔也同意進行改革，并且承認必須加強軍隊的指揮和提高士氣。
但是沒有規定美國援助的限額，以及這一援助到何時為止，隻是籠統地說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時候為止。
泰勒并不認為這裡面包含着什麼巨大的危險。
他從菲律賓拍電報給總統說：“通過南越卷入一場亞洲大戰的危險是存在的，但并不十分嚴重。
”相反，喬治?鮑爾卻對此事十分不安。
他說，吳庭豔在迫使我國政府派出步兵以前是不會罷休的。
這正是吳庭豔的真正目的，這樣他就可以讓美國人去為他打仗，而由自己來鞏固政權。
鮑爾預言，如果答應派兵，其規模就會不斷擴大。
他告訴總統說，不出五年之内，就會有30萬美國部隊在越南。
肯尼迪笑着說：“喬治，你真是瘋了。
”
美國後來所以加速陷入越南(這證明了鮑爾和後來一些人的意見是正确的)，其中一個因素乃是美國在西貢的決策人的性格。
從1962年初直到肯尼迪執政一千天的末尾，這裡的兩個關鍵性人物是瑙爾汀大使和2月到達越南的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新任團長保羅?哈金斯将軍。
選用這兩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瑙爾汀出身于弗吉尼亞望族，一向因循守舊，對亞洲毫無所知。
他的任命是由國務院中強硬的反共派推薦的。
不論出現任何危機，他都支持吳庭豔，而當肯尼迪真正需要他時，他卻會一去多日，到愛琴海上優哉遊哉地度假去了。
哈金斯比他還要糟糕，他是波士頓一個世家的浪子，中學也沒有念完就退了學。
他在軍隊中的晉升，隻因他精于馬術，是個勇敢的馬球隊員，喬治?巴頓需要輕松一下時陪同他騎馬的夥伴。
他在第二次大戰中是巴頓的副參謀長，他那時的綽号是“槍通條”，是因為他貫徹巴頓的命令雷厲風行而得來的。
但是和巴頓一樣，他自己有時卻不那麼遵守命令。
這一點，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總統如實報告越南戰争進展情況時，表現得尤其明顯。
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況，不管消息好壞。
但哈金斯卻不喜歡把壞消息往上報，他認為這對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讓人感到仿佛他的使命就是萬事隻求表面上不錯就行了。
他一到西貢，就對美國記者說，他是樂觀主義者，也喜歡看到他周圍的人都是樂觀派；還說，今後給華盛頓的每日情況估計彙報可以叫做“進展報告”。
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領導下，反對越共的戰鬥将會不斷進展。
瑙爾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問題都取決于吳庭豔，沒有他什麼事也辦不了。
同時，既然對他的政權進行批評隻會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評。
用《紐約時報》霍默?比加特的話來說，這就變成了“與吳庭豔共存亡”的政策。
吳庭豔很快就認識到，他完全可以為所欲為地來利用這兩個美國人。
哈金斯到後對越共發動的第一次進攻稱為“日出行動”，這倒很恰當。
哈金斯告訴記者說，他計劃建立一系列設防的“戰略村”，由民防隊防守；同他一起搞這個計劃的就是越南總統的弟弟吳庭儒。
緊接着華盛頓得到的報告是，戰略村已獲得驚人成功，農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戰略村裡。
戰局看來已開始扭轉。
從西貢來的報告全是好消息。
懷疑哈金斯所作估計的人可以拿瑙爾汀的估計來加以核實，因為後者也是同樣覺得一切如意。
實際上，戰略村的試驗完全失敗了。
除了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之外，什麼也沒有變。
他們現在是通過發布新聞在進行戰争。
從戰地來的報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寫，悲觀和不受歡迎的消息全部删除，代之以徹底的虛構。
反對這樣做的校級軍官——他們中的确有人表示過強烈反對，最令人難忘的是約翰?保羅?範恩中校——就調去擔任不受歡迎的職務，在他們的檔案上寫下可能從此斷送他們的軍人前程的評語。
另一位職位僅次于哈金斯的将軍巡視了前線，發現整個形勢全然不同于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團長親拟的電報所作的描述，于是就寫了一份報告給哈金斯，列舉戰争實情。
哈金斯竟在報告的邊上批道：“謊話”，“謊話”，“又是謊話”，然後往檔案櫃裡一塞了事。
實際撒謊的是他自己，而能夠揭穿他的謊言的隻有美國報紙派駐越南的記者發回國的消息。
哈金斯為了替自己辯解，便說那些記者危言聳聽，甚至幹脆罵他們為賣國分子。
他偶爾也承認受挫，那是因為他别有企圖，他要借此多搞些兵、槍炮、直升機。
他警告說，如果不給他補充，就是文官想拆軍隊的台，任何人隻要還記得當年中國的往事，準知道會産生什麼結果。
要是越共發動春節攻勢或其他攻勢，這個單人新聞社可能在一開始就暴露了。
但當時的情況卻是遊擊隊的活動恰好有所下降。
這正是那些操縱新聞的人求之不得的機會。
他們宣稱，“日出行動”已經為戰場帶來了晴朗的天空。
他們興高采烈，而華盛頓也為他們的這種揚揚得意的情緒所感染。
馬克斯韋爾?泰勒說，他已感覺到在越南将出現粉碎越共的“一次偉大的全國性運動”。
麥克納馬拉說：“一切統計數字都表明，我們正在赢得戰争。
”肯尼迪總統是又驚又喜，當下就批準了把西貢的司令部從2000人擴大為1.6萬人，把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升格為美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