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做是眼中釘。
1948年斯大林力圖逐出盟國軍隊，但被大規模的空運活動所挫敗。
當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擡高了蘇聯的身價的時候，赫魯曉夫抓住機會，要求使柏林成為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
他當時給盟國六個月的期限，後來由于艾森豪威爾把延長期限作為邀請赫魯曉夫訪美的一個條件，才加以延長了。
艾克曾經作了若幹讓步。
他同意柏林形勢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該地衛戍部隊的規模，以及西德利用該市作為宣傳和情報活動基地的限度問題，進行商談。
現在赫魯曉夫又利用這一問題來偷襲肯尼迪了。
他在關于解放戰争的演說中大做文章，公開威吓肯尼迪。
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拒不“正視實際存在的形勢”，蘇聯就将“采取堅定措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和約”。
這樣，肯尼迪現在又面對着艾森豪威爾曾經驅除過的惡魔了。
赫魯曉夫明确宣稱，這樣一個協議要包括下述保證：任何對東德邊界的“侵犯”都将認為是對華沙條約所有成員國的“侵略行動”——實際就是要西方或則放棄柏林，或則準備打仗。
他真是要這樣嗎?夏爾?戴高樂表示懷疑。
他勸總統堅決頂住(“要吃得住這一棍子”)。
他說，如果肯尼迪堅決頂住并計劃新的空運，那位部長會議主席就會退縮的。
艾夫裡爾?哈裡曼一心隻惦記着維也納會議，便表示贊同這意見，不過建議采用另一策略。
他預言，赫魯曉夫一定會兇相畢露，大肆恐吓這位年輕的總統的。
最好的對付辦法就是不理睬他的話，但态度卻要溫和。
而且，肯尼迪絕不要把他的對手估計過高。
哈裡曼說，赫魯曉夫本人也一定神經挺緊張。
那位主席惟一的另一次西方之行已經失敗了，而美國的克裡姆林宮學家還一緻認為，赫魯曉夫對自己出身卑微始終放心不下。
維也納會議上不可避免會出現緊張情況的。
他一定會很無禮，因為他隻會這一套。
哈裡曼建議，遇到這種情況，總統就必須不為所動，而付之一笑。
肯尼迪飛奧前夕在巴黎收到了哈裡曼這個建議。
巴黎的這一段行程對年輕的第一夫人來說，是首嘗勝利。
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學的一名學生，現在卻帶着兩卡車行李，滿身珠光寶氣，随員成群(包括歐洲頭等的理發師)，來到了這裡。
戴高樂幾乎目不轉睛地瞧着她。
法國報紙驚呼她是如何“動人”、“迷人”、“豔若天仙”!總統在走進一次記者招待會的會場時說：“我想我應該自我介紹一下。
我就是陪傑奎琳?肯尼迪到巴黎來的那個男人。
”
維也納卻不一樣了。
肯尼迪夫人也曾跟赫魯曉夫開過玩笑，例如說：“哦，主席先生，請不要拿統計數字來煩我了。
”但是陰森氣氛過于沉重，甚至連她也無法付之一笑。
自赫魯曉夫的俄造黑色海鷗牌汽車一穿過鐵絲網，進了美國駐奧大使館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築物，整個氣氛就和當時的天氣一樣惡劣起來。
肯尼迪對助手說，他的對手是個“滑稽其外”、“兇惡其中”的人。
在兩天的會談中，他的兇惡也形之于外了。
經過最後一次交鋒，詹姆斯?賴斯頓要求訪問總統。
那天，肯尼迪一走進賴斯頓等着他的那間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發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長歎一聲。
賴斯頓感到他似乎處于半震蕩狀态。
他問總統：“很難對付吧?”肯尼迪回答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難對付的事。
”
後來，賴斯頓寫道：
他(總統)走進美國大使館一間陰暗的屋子，神色沮喪，怒氣沖沖。
他在同赫魯曉夫對談時，像平常一樣力持冷靜，極力想同對方講道理，要他明确表示蘇聯準備幹什麼和不準備幹什麼，而赫魯曉夫卻恫吓他，在柏林問題上拿戰争對他進行威脅……肯尼迪在那間屋子裡所說的話，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實：
赫魯曉夫已經研究過豬灣事件。
如果肯尼迪當初不去碰卡斯特羅，或幹脆把他搞掉，赫魯曉夫倒都能夠理解。
但是肯尼迪動手打古巴時很輕率，卻又沒有膽量打到底，這就使赫魯曉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個缺乏經驗的年輕領袖，他大可對他威吓訛詐一番。
肯尼迪告訴賴斯頓：赫魯曉夫非常粗暴、野蠻，有時簡直像要向肯尼迪沖過來。
隻在一個問題上他還講點道理，那就是他認為無足重輕的老撾問題。
讨論任何其他問題時，他始終表現出一副兇惡的、冷嘲熱諷的态度。
他堅決要求，哈馬舍爾德必須撤換，代之以三駕馬車。
美蘇之間的任何裁軍協議，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陣營的三方委員來監督執行。
肯尼迪對他說，這種安排必然會由于一方使用否決權而陷于無效(“即使俄國的三駕馬車，也隻有一個趕車的嘛!”)，但也無濟于事。
赫魯曉夫在柏林問題上發出了最後通牒，說：這根骨頭必須從蘇聯的喉嚨裡去掉，不管同美國能不能達成協議，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東德簽訂和約。
如果美國要在這個問題上打仗，那他也沒有辦法。
對付企圖發動戰争的瘋人，隻能給他穿上緊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們舉行了最後一次密談。
總統竭力勸阻赫魯曉夫不要采取這樣莽撞的步驟。
赫魯曉夫斷然拒絕，說：“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戰争，那是你的事。
”他簽訂和約的決心是不可改變的，他要在12月簽訂這個條約。
他們分手時，肯尼迪說：“今年冬天想必會很冷的。
”在《赫魯曉夫回憶錄》中，這位主席評論說：“……對于我們在維也納的會晤，我從心裡感到高興。
盡管我們沒有達成什麼具體協議，我看得出來，他對于尋求世界問題的和平解決是感興趣的……他是一個講理的人，而且我認為，他知道在柏林問題上發動一次新戰争是毫無道理的。
”
肯尼迪對賴斯頓說：“我有兩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弄清楚他為什麼要這樣幹，而且采取這樣敵對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們能有什麼對付辦法。
我認為，第一個問題是很容易解釋的，他這樣幹，是由于豬灣事件。
我想，他認為一個這樣年輕無經驗，公然給自己惹下大禍的人，是可以吓得住的；任何一個陷入這類麻煩而又不能堅持到底的人，是沒有膽量的。
于是他便狠狠地打擊我。
我面臨着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他認為我既無經驗又無勇氣，那麼除非我們能改變他的想法，我們同他就不可能談出結果來。
因此我們必須行動。
”
赫魯曉夫的話到底算不算數，人們拭目以待，這一點他自己也知道。
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開發表他交給總統的關于核試驗和柏林問題的兩件備忘錄。
國務院目光敏銳的人馬上看出，他對柏林已不再提期限問題，但這一點現在關系已經不大。
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國的最後通牒。
自此以後，赫魯曉夫使蘇聯的軍事預算提高了31.44億盧布，并發表了一系列沙文主義的演說。
肯尼迪也随着赫魯曉夫逐步升級。
6月25日，他對美國人民發表電視演說，“倘若戰争爆發，那一定是從莫斯科發動的，不是從柏林發動的……隻有蘇聯政府才會利用柏林邊界作為發動戰争的借口。
”他要求國會批準他給五角大樓撥款32.47億元，召集預備役，提高征兵額兩倍，提高戰鬥部隊的最高限額，并修整啟用封存中的飛機和船艦。
迪安?艾奇遜要他宣布緊急狀态，副總統林登?約翰遜也表示同意。
但是肯尼迪主張讓談判的大門繼續開着。
他不敢冒失進行原子訛詐，因為對方有可能逼你攤牌。
他對《紐約郵報》的一位編輯說，他主要擔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樣，那就“什麼都完了”。
雙方的領導人都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
為了免得柏林的德國人擔心被遺棄，肯尼迪派遣他的副總統同過去的空運英雄克萊将軍一起訪問柏林。
赫魯曉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說蘇聯現在已經能夠制造爆炸力相當于1億噸烈性炸藥的核彈，已經擁有能夠運送這種核彈的火箭。
他似乎為了證實這一點，果然把蘇聯一個宇宙航行員送入了軌道。
美國國内情緒日趨緊張，肯尼迪敦促美國人修築防空掩體。
與此同時，柏林也是一片混亂。
7月，有30444名難民流入柏林西部。
8月的頭十天中，又有1.65萬名越界過來。
單在12日這一天，越界人數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醫生、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他們都是東德共産黨第一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的五年計劃所必需的人。
8月13日午夜過後半小時，黑暗無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鳴，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帶領着滿載德國軍隊的卡車直開東西柏林之間25英裡(約40千米)長的邊界線。
頭戴鋼盔的東柏林警察乘卡車前往主要通道站崗。
士兵從車上卸下木馬、鐵絲網、水泥樁柱、石塊、鎬頭、鐵鍬。
四小時後日出之時，一堵牆的牆基已經形成了。
四天以後，牆就完全建起來了，當時仍然留在東柏林的德國人便從此被禁锢起來。
這件事使西方國家冷不提防。
肯尼迪當時不在華盛頓，國務院過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議。
接着，9月1日，赫魯曉夫把螺絲又擰緊了一點。
美國的地震儀記錄到無可置疑的證據，表明俄國人又恢複核試驗了。
肯尼迪和麥克米倫呼籲蘇聯主席停止試驗，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塵的擴散程度和毒性。
赫魯曉夫對他們的呼籲置之不理，偵察設備記錄到了第二次試驗，接着又是第三次試驗。
在其後的那一個月裡，蘇聯一共爆炸了30個較大的裝置，幾乎全部是在大氣層進行的。
到這一系列試驗結束時，俄國放射到空氣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經比美、英、法三國加起來還要多了。
他還在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萬噸級的核彈——等于過去扔在廣島的原子彈的2500倍，等于曆史上一切戰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藥的五倍。
第二次會議上，他告訴代表們說，爆炸結果“證明它比科學家們原來估計的5000萬噸還要大一點”，但他們自然決不會因為這個計算“差錯”而受到處罰。
這引起了代表們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決定，如果這就是赫魯曉夫對西方國家關于禁止大氣層試驗建議的惟一答複，那他也不得不批準美國恢複試驗了，雖然他仍隻批準恢複不會産生放射性微塵的地下試驗。
他說，鑒于蘇聯政府的行為，“我們現在必須采取即使謹慎的人也會感到必要采取的那些步驟”。
這天是9月8日，危機達到了頂點。
柏林牆已經建成，一道由磚石和水泥組成的栅欄，穿破柏林的中心。
自8月22日以後，除了一處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國部隊通行。
那惟一可行之處，也有東柏林警察檢查盟軍士兵的證件。
邊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
還給巴黎、波恩和華盛頓發出照會，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領導人坐飛機進入柏林。
但西方态度在這一點上很強硬。
赫魯曉夫在9月8日堅持西德進入柏林的飛行應受監督，遭到了西方的斷然拒絕。
十天後，當肯尼迪即将從海恩尼斯港動身返回華盛頓時，有人交給他一張不幸的便條，原來達格?哈馬舍爾德乘一架剛果飛機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終不明。
自從對日作戰勝利日以來，戰争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迫近過。
兩個星期後，赫魯曉夫開始從戰争邊緣縮回去了。
他對訪問莫斯科的比利時外交家保羅-昂利?斯巴克說，“我認識到，同我的願望相反，西方國家不願簽訂和約……我并不想使你們處于無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你們是不可能讓人踩在腳下的。
”這麼說，鲠在喉嚨裡的那根骨頭也并不是那麼令人不能忍受了。
他繼續對比利時客人說：“你知道，柏林對我來說并不是什麼大問題。
在共産黨10億人民中間，200萬人算得什麼!”而且現在事情也不那麼急了。
他原來給過肯尼迪一份最後通牒(“以今年年底為限”)，現在卻隻說：“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
”柏林牆已經建立起來，他現在似乎想盡量争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讓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
他還作了一些企圖緩和緊張局勢的姿态，包括大捧肯尼迪的成熟和明智。
但他看到這些姿态并沒有得到什麼反響，便決定草草收場。
10月17日，他又一次在共産黨代表大會上宣稱：“看來西方國家對目前局勢有所了解，願意尋求德國問題和柏林争端的解決了。
”他最後說：“如果情況是這樣，我們也不再堅持必須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簽訂和約了。
”
就這樣，一場對抗終于結束。
它似乎是美國的一次勝利，但真正付出的代價，到日後才表現出來。
施萊辛格後來寫道，由于莫斯科的态度、柏林問題以及核試驗的恢複，“總統無疑感到，如果美國從亞洲撤退，就可能打亂全世界的均勢。
”肯尼迪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他必須進一步讓他的對手相信他的無畏和堅毅。
他對詹姆斯?賴斯頓說，共産黨對西方在進行熱戰的惟一地方是印度支那，所以“現在我們的一個問題是讓人相信我們有力量，而越南看來是辦這件事最合适的地方”。
對林登?約翰遜來說，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
前一年他還是美國參議院的權力很大的多數黨領袖，現在身為副總統，在政府中虛有其位，而又事事煩心。
約翰遜從各方面都愈來愈清楚地體會到自己無足輕重的地位。
他在白宮的停車場隻容下一輛汽車，隻有一架同白宮相通的電話分機(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卻有三架)。
他的妻子從來沒有登上過總統的專機，他本人曾上去過，但不是請上去的。
肯尼迪的助手曾三次發現約翰遜一個人在機上的艙房裡張張望望。
他們進飛機去總是由于總統馬上要使用飛機了，因而總是不得不請約翰遜離開。
這種情況不免使他有些難堪，但他還是不斷上去，這一實際權力的象征仿佛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約翰遜的人都看做外人。
整個副總統的班子，除沃爾特?詹金斯外，根本不為那些聲名顯赫的總統顧問所識得。
他們之中有些人沒有白宮的出入證，隻是作為觀光者才能進入過白宮。
這種默默無聞的處境甚至對給約翰遜值勤的特工人員也不例外。
從職位上說，他們同總統的警衛人員是完全平等的，但實際上，他們卻被排斥在白宮警衛隊之外——不能使用他們的車子、辦公室，也不能參與他們的社交活動。
他們大多數人對此都不十分在意，因為他們知道，這并不是對他們個人的冷落。
他們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勢的人排斥，隻因他們負責保衛的那個人并不重要——沒有别的更恰當的詞來說明了。
肯尼迪對這種情況是不清楚的。
他和大多數總統一樣，對于這個地位僅次于他的人物也抱着敬而遠之的态度。
由于根深蒂固的曆史慣例，或許還由于人類的天性，美國通過選舉獲得第一号和第二号職位的人的關系從來就不很融洽。
有些副總統早期曾同他們的行政首腦比較接近，後來也由于友誼已被冷冰冰的禮節所代替而感到傷心。
他們忘記了，對于總統來說，有一個副總統在身邊就等于每天提醒他随時可能死去。
而且還不止于此。
雖然有些人對于死亡也能泰然處之，但他們并沒有一個等着繼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後面。
那些希望總統向副總統詳細介紹情況的人，大約都沒有考慮到其中的含意。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總統這一職位的意義，那個第二号人物等着繼承的遺産的意義。
一個家庭的家長可能會毫不畏縮地寫下自己的遺囑，但如果有人對他說，他死後，隔壁的那個人要變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會馬上變得面無人色的。
除了這個來自憲法的麻煩外，還有一層麻煩。
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為了“平衡”總統競選名單，正副總統候選人必須分别來自本國兩個不同的地區，各自對不同的選民具有号召力，而他們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對立的。
這就好比說，那個丈夫還必須選擇一個和他的長相不同、衣着不同、談吐不同、價值觀念也不同的人來等着接替他。
富蘭克林?羅斯福同哈裡?杜魯門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處。
艾森豪威爾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約翰遜的情形也大緻如此。
在肯尼迪看來，約翰遜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未免可笑的怪才。
他的自我擴張是赤裸裸、毫無忌諱的。
他出國旅行期間，每天都要打電話給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詢問美國報紙如何反映他的活動。
他永遠在進行競選運動——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國醫生驚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風病人握手!”——他決定讓卡拉奇的一個趕駱駝的人充當一名親善使節，使得巴基斯坦全國為之高興。
他對那個受寵若驚的巴希爾?艾哈默德說：“我們是來看望你和你的駱駝的，我們的總統也想看看你的駱駝，他已有計劃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
”其實總統根本沒有這種計劃，這一招看來似乎肯定會起反作用。
但是結果卻并沒有，艾哈默德的美國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滿意，他說：“如果是我，我最後得讓駱駝把屎拉在白宮的草坪上。
”
總統知道了副總統如何不愉快之後，就想盡一切方法來對約翰遜表示尊重，給他創造許多出國訪問的機會，其中有些後來卻成了重大事件。
意想不到的是，有兩件事在先看來毫不起眼，而事後回顧，卻顯得無比重要。
一是柏林之行。
副總統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壞，但他在那裡所作的演說卻很好，同時正趕上歡迎美國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隊的入城式。
他的德國東道主認為他這次訪問是這座圍城前途的一大轉折，因而他返國時情緒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貢之行。
結果證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不過當時還看不出來。
這是一次南亞地區的旅行，誰都希望副總統到那裡去給非共産黨政權打打氣。
他這一次并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樣要表示美國已經決心同當地人民共同戰鬥，那時候美國還沒有在東南亞地區承擔那樣的責任。
盡管如此，他對西貢提出了十分堅強的保證。
他十分欣賞吳庭豔，公開稱他是“東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
副總統一行離開越南後，《星期六晚郵報》的斯坦?卡諾問他是不是真那樣想，副總統卻回答說：“去你的，老兄，我們在那兒再沒有别的人了。
”
這位東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是個黑黑胖胖、煙不離口的單身漢，最顯著的特點是他似乎有永遠說不完的話。
從他那巨大的黃色拉毛水泥的獨立宮裡走出來的人，都得先聽他說有時長達六七小時、甚至12小時的從不打頓的獨白。
但是他的其他缺點倒不多。
他已經60歲了，仍然果斷堅定，具有獻身精神。
吳庭豔是一個當權的鐵腕人物的典型。
他的頭銜是總統，但并不十分尊重民主。
他完全是一個東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官僚，堅信人民的職責是對他服從。
他把政敵都送進了集中營，在他的統治下，根本沒有新聞自由和真正的改革。
政府重要人選全從軍官裡挑，考慮的主要是忠誠而不是能力。
雖然吳庭豔本人是廉潔的，但他的宮廷裡卻擠滿了野心勃勃的貪官污吏。
他嚴厲而固執，似乎認為，由于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應該享有特權。
他大權獨攬到了驚人的程度——如果沒有他的批準，一個連隊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