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春末，人數已三倍于此。
白宮在6月9日聲明已授權威斯特摩蘭将軍“在沒有其他有效手段可資利用，以及根據他的判斷為總的軍事形勢所急需時”，可以派遣美國士兵和海軍陸戰隊參加戰鬥。
四天之後，威斯特摩蘭認為，由于在西貢以北60英裡的一個縣城同帥出現的情況，美國進行幹預是完全有理由的。
在一場夜戰之後，美國第173空降旅的1200名傘兵随着1600名越南人和澳大利亞人一起對遊擊隊進行窮追。
威斯特摩蘭把這叫做一次“搜索和摧毀”的任務，這個詞兒在這以後，便一直被用來描述在那幾個月中逐漸形成的搜索和殲滅越共的戰略。
這種戰略代價頗大而且常常遇到挫折。
同帥的混戰頗能說明越南戰争的特色，戰場上的硝煙消散之後，說不出哪一方是勝利者。
173旅旅長所能确定下來的就是他喪失了19個人。
死傷名單迅速地加長，因為越共已進入他們的春季攻勢的第二個月的戰鬥了。
很久以後威斯特摩蘭方始承認這場攻勢開始時，敵人已赢得這場戰争了。
但這一點在當時是誰也不知道的。
同一月，威斯特摩蘭要求華盛頓增派44個營并授權他在他認為适當時使用他們，而且即使得到了這些，他也不能保證就能完成任務。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林登?約翰遜的狡黠詭谲的作風開始使公衆對他的信任減退。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一位編輯在5月23日點到這一點，他在該報白宮記者戴維?懷斯寫的一篇報道作的标題中用了“信用差距”這句話。
後來《華盛頓郵報》的默裡?馬德在一篇分析當時華盛頓普遍感到總統有時閉眼不看事實的文章中寫道：“這個問題可以稱之為信用差距。
”人們憶及約翰遜在1964年競選中嘩衆取寵，大許和平願，并拿它來同他當前的好戰态度相對照。
馬德還着重指出：“在華盛頓政府發表的公告已日益引起人們的懷疑和諷刺。
”新聞記者對此更特别敏感。
因為總統現在奉行的正是他譴責過的參議員戈德華特建議奉行的那些政策、新聞界對白宮伸出新橄榄枝是抱懷疑态度的。
4月7日，總統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演講中宣稱，美國準備進行“無條件的商談”以求導緻和平談判。
這篇演講由美國新聞署傳播全世界，而且它的一些細節聽起來是新的和使人鼓舞的。
他提議包括北越的東南亞國家參加進一個應急的馬歇爾計劃中，他還說：“就我們這方面來說，一俟這個計劃付諸實施，我就要向國會要求10億美元作為美國參加此項努力的投資。
”美國剩餘農産品将送給饑餓的亞洲人。
他将在“短期内任命一些傑出的、富有愛國心的美國知名人士組成一個特别班子”來指導美國所有這方面的工作。
結束越南戰争當然是争取這個計劃的“最後勝利所必需的。
但是我們不能，也決不等待和平到來才開始此項工作”。
這一切說得都合情合理，它使人覺得亞洲簡直聽起來同得克薩斯州中部一樣親切。
戴維?懷斯表示懷疑的那篇文章是在約翰遜這次演說後寫的，總統提出的計劃中的許多缺陷已變得顯而易見。
他的關于商談停戰的提議畢竟還是附有一個條件的，他排除越共參加，而這一點必然會受到河内的反對。
至于美國承擔10億美元或是提供美國的剩餘農産品雲雲，再也沒有聽到下文，美國知名人士的特别小組也從未見選派。
在一個月的時間内曾經看起來像是一個解決東南亞問題的富有創見的做法，已變成了一個宣傳噱頭。
總統不僅沒有貫徹這個計劃的任何一部分，而且他表明他的真正的亞洲政策是更為積極地加速使越南戰争成為美國打的戰争。
“滾雷行動”的頭六個星期遭到徹底失敗。
轟炸沒有使敵人屈服，沒有迫使他到談判桌旁來，甚或也沒有如約翰遜政府所設想的那樣使其醒悟過來，越共對美國國旗的不尊敬依然如故。
總統決定再次增加賭注。
在4月份的第三個星期，他飛往檀香山同阮高其和阮文紹舉行一次為期兩天的會議。
會後麥克納馬拉宣稱美國1965年對西貢的援助，将從2.07億元躍增到3.3億元。
另外4萬名美國兵——他們開始自稱為“怨氣兵”——将被派往越南。
參議員格裡甯問約翰遜要多長時間能打赢這一仗，總統回答說六個月。
他說，河内支持不了比六個月更長的轟炸，越共也會在聖誕節前向美國駐越司令部乞和。
喬治?鮑爾深感不安。
他知道，根據情報隻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約翰?麥科恩報告說，中央情報局斷定轟炸既未使河内癱瘓，也未使它害怕。
相反，空襲加強了那裡的強硬路線派的力量。
已判明有一個北越團在南越，第二個團已在分界線上進行裝備。
麥科恩對國家安全委員會說，增加美國軍隊，會招緻北越的規模更大的滲透；運送美國軍隊去西貢的運輸機所起的作用甚至在那些士兵被運到以前就已被抵消了。
五角大樓回答說，空軍已經準備拿原設計用以攜帶核武器的八引擎的B-52來對付，沒有人能夠經受得起B-52、鬼怪式和F-111式飛機的打擊。
但是空中戰争對在越南的美國人來說，不再是惟一的大事，甚至不是主要值得關心的事情了。
在那裡美國的軍事作用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現在美國軍隊的目标已不僅限于保護機場。
怨氣兵将用來恐吓遊擊隊，讓他們懂得山姆大叔不是鬧着玩的。
在國内的美國人沒有察覺這個轉變。
後來，詹姆斯?賴斯頓評論說，總統偷偷摸摸地把戰争升了級。
戴維?哈伯斯塔姆好幾年後寫道，在約翰遜的領導下，華盛頓的決策者們“已慢慢地越過了有去無回的界線，還不肯承認”，而他們的發布新聞的官員們的任務變成了“向公衆謊報而不是實報”。
7月，華盛頓決定使駐越南軍援司令部所承擔的義務再次迅速升格。
麥克納馬拉從他的第六次赴越實地調查回來後，報告說局勢“惡化”，建議做出提供更多的人和錢的保證。
7月17日，約翰遜召集他的将領們和顧問們到戴維營去度周末，以取得一緻意見，雖然他所用的一緻意見這個詞已經失卻它的原義，因為對他來說，這個詞的意思是走走形式，讓大家全同意他已經做出的決定——把駐越南的美國軍隊增加到5萬人。
參謀長聯席會勉強地予以同意。
他們原來希望的要多得多，他們最害怕的是卷入局部性戰争。
在戴維營，有一些人表示礙難從命。
克拉克?克利福德預言式地說到共産黨的反應，“不管我們采取什麼措施，他們一定也會跟上。
”邁克?曼斯菲爾德也表示反對，他對總統說他認為越南戰争會使美國分裂，因此他反對再派遣軍隊去。
其他的人同意總統的判斷，多米諾骨牌論、共同安全、遏制以及慕尼黑的教訓等等仍然超過他們對戰争的疑慮不安。
在他的這一決定已被确定下來以後，約翰遜變得詭秘起來。
他不願再讓人進行辯論。
麥克納馬拉提議征召預備役23.5萬人。
總統提出的代替辦法是用行政命令把征兵的人數增加一倍，每月從1.7萬人增至3.5萬人，理由是這個辦法比一次征召更不顯眼。
他還決定不再向國會開口要更多的錢，新的費用可以隐藏在國防部龐大的預算中。
他說他不願讓任何人擔心受怕，因而有一個時候他曾考慮不全部公布新增加的駐越美軍人數。
《先驅論壇報》的道格拉斯?凱克問他傳說關于增加駐越美軍的消息。
約翰遜向他保證，那是謠言，純屬謠言；他隻不過是補充少數幾個單位的缺額而已，而且駐越美軍将窮追越共的報道也是不确實的。
7月28日，他忽然改變主意，宣布了全部數字，以及駐越軍援司令部擔任的擁有巨大權力的新使命，這一來就得罪了凱克，擴大了信用差距。
總統在中午播放的電視節目中對估計達兩千八百萬的觀衆說：“我們并不想當把守大門的警衛，但是又沒有别的人幹這種差事。
”
不信任是他在那年夏天播下的一顆不幸的種子，另一顆則是在他迫使一緻同意的那些人中終于産生的誤解。
參謀長聯席會以為他所以把數字保持得很低，是為了讓他等到有機會說服老百姓，說明他必須增加更多的兵員；他們指望最終将達到100萬人。
威斯特摩蘭看到河内以誰都夢想不到的速度向南方增援，把這情況向華盛頓作了彙報，根據他的計劃最終他手下的美國軍隊将達到60～64.8萬人之間，他确信一旦需要，他就會及時得到這些兵力。
他的參謀人員有一項應急計劃，使駐越軍援司令部指揮的兵力可以達到75萬人，并認為這個數字是切合實際、無可非議的。
但是最不可思議的卻是國防部長的設想。
事情過去了好幾年，仍隻有了解麥克納馬拉的十分有條理的頭腦、了解他認為能使無條理的客觀事物适應他的有條理的頭腦的人，才能理解他的想法。
麥克納馬拉在1965年毫無根據地斷定，戰争将在1967年6月30日，那一财政年度終了時結束。
這對他來說是個很合适的日期，可以使他的預算獲得平衡，甚至在威斯特摩蘭已對他說不可能之後，他還是堅持這一點。
但是，從一個方面來說，麥克納馬拉和五角大樓比白宮還更為現實一些。
參謀長聯席會敦促總統增稅，他們所持的理由和經濟學理論無關。
他們希望國家處于總體戰狀态，對于公衆的冷漠态度，按照他們從課本上學來的解決辦法就是增加賦稅。
實際上，政府中的經濟學家都衷心地表示同意。
約翰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的領導人，密執安大學教授加德納?阿克利對總統說，如果不采取增稅辦法，就做不到下面三件事：把戰争進行下去，繼續執行他的“偉大社會”計劃，以及制止通貨膨脹。
但這正是約翰遜提交國會通過大量社會立法的時期。
他擔心，如果戰争的真正耗費為人所知，立法程序就會令人寒心地停止下來。
他對他周圍的人說：“我不懂得經濟學，但是我深知國會。
”他們有些入後來認為這個自白應該銘刻在他的墓碑上。
“我現在能把‘偉大社會’計劃付諸實行——這是一個最好的時機。
我們掌握着一個聽話的國會，我又是個有心的總統，我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我談戰争的花費問題，那‘偉大社會’計劃就搞不下去，增稅法案也通過不了。
老威爾伯?米爾斯民主黨國會議員，從1958年起曾任國會籌款委員會主席多年。
——譯者将穩坐在那裡，向我熱烈緻謝，退還我的‘偉大社會’計劃，然後，他會對我說，他們将樂于開銷我們為戰争所需的任何費用。
”
在這一點上，他終于鑄成大錯。
他欺騙了他自己。
他盤算如果能廉價買得勝利，就會萬事如意。
或許會天從人願，或許河内和越共遊擊隊會土崩瓦解。
如果真是那樣，五角大樓的估計就将是過高了。
這種主觀願望立即變成了他的思想的基礎，因而當阿克利及其同事堅持需要增稅3%～4%時，總統以玩弄一套特别的猜字謎遊戲為答。
他把重要的國會議員和企業界領袖請到白宮，征詢他們對增稅的意見。
他們反過來詢問戰争費用。
他告訴他們假的數字。
一聽這個數字，他們就反對增稅的主張。
約翰遜然後對經濟顧問委員會說，增稅是不可能的，他無法使國會通過。
後來，《紐約時報》經濟記者小埃德溫?戴爾說，他在華盛頓采訪15年，還從未見過一個總統采取如此不負責任的行動。
約翰遜1966年初做出的反對增稅的決定，是對财政穩定的一個沉重打擊。
那一年的聯邦赤字達98億元。
更大的赤字擺在前頭，因為到那時每月的戰費将高達20億～30億元之巨。
白宮估計的每月戰費是8億元，當企業委員會的拉爾夫?拉紮勒斯認為政府估計的數字太低時，他接到阿貝?福塔斯打來一個激憤的電話，說他的計算是錯誤的，使得總統心煩意亂。
實際上拉紮勒斯是說中了。
那年的戰費達270億元，赤字高達230億元。
約翰遜耍的花招招緻了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的開始。
從這次戰争的各個方面來看，最令人莫名其妙的也許是缺乏真正的計劃。
戴維?哈伯斯塔姆後來發現，“不管是作戰任務還是軍隊人數，主要官員都沒有做出明确的規定。
回顧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确系事實。
戰略究應如何，從來也沒有一個精确的數字和明确的表示。
”1965年惟一顯而易見的一件事是軍隊人數越來越多。
8月，美軍如潮水般湧進越南；到9月軍隊人數顯然已快突破20萬大關了。
為了核實西貢附近的一次戰鬥的報道，美聯社記者彼得?阿内特驅車出首都看到了三種顔色煙塵，這是南越軍隊在作戰，但是對面并沒有敵人。
有人對他說，士兵們是在為美國新聞處拍一部彩色電影，“以便說明此間真相”。
那裡的真相究竟如何，各方包括國内，争論得不可開交。
林登?約翰遜有時候說起話來好像他在回答胡志明個人的挑戰，好像他同胡志明是像電影“正午”中場面那樣怒目對峙。
西貢接近事實真相的情況，倒似乎是一起起的炸彈恐怖事件，這類暴行事件還正有增無減。
12月4日拂曉，發生了另一起卡車裝載的250磅炸藥爆炸事件，這一次是發生在供美軍使用的大都會飯店外面，死7人，傷137人。
威斯特摩蘭的發言人常常隻發表每日“屍體計數”，這是用來描述越共傷亡的麻木不仁的用語。
在随軍記者尼爾?希恩看來，越南戰争的特點是不分青紅皂白狂轟濫炸造成無辜平民大量傷亡。
希恩問威斯特摩蘭，這種情況是否使他感到煩惱，這位将軍回答說：“是有點，可是那也減少了敵人的人口，是不是?”
在1965年，美國人的反戰示威在全國大部分地方看來還是比較怪異的事。
隻有少數人願意被認為是贊成美軍立即無條件地從印度支那撤走的。
甚至國内最具有鴿派觀點的集團之一的大學教員，遲至1967年在這個問題上還分裂成了勢均力敵的兩派。
盡管如此，和平運動的氣勢已不同一般了。
在10月15～16日的周末，估計有1.4萬人的一支群衆隊伍在曼哈頓第五号大道舉行了遊行。
同時，另外還有1萬人向奧克蘭陸軍基地進軍——他們在市區的邊界線上被警察攔回來了——在伯克利有2000人遊行示威。
在各地舉行的這次被宣布為“周末抗議”期間，威斯康星大學的50名學生打算把特勞克斯空軍基地的司令官當做“戰争罪犯”拘捕起來，抗議者們在安阿伯的征兵局辦事處舉行了一次“靜卧”。
第五号大道争取越南和平遊行示威委員會宣稱：
我們要求不再把美國青年送到一場對他們、對越南人民都沒有好處的戰争中去打仗。
我們已從納粹德國吸取了教訓，決不同意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戰政策，即使這個政府是我們自己的政府，我們也是這樣。
這話合情合理，但是許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語言，像戰争本身一樣，越來越充滿仇恨。
就在華盛頓感恩節後的星期六，2萬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約翰遜!你今天殺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們首次上街抗議美國卷入戰争的日子命名的“五二運動”的成員們，帶着越共旗幟在白宮周圍遊行，為了給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張旗鼓地搞“輸血”活動，在伯克利，言論自由運動已為越南日委員會所接替，它曾兩度以占據車輛和坐軌的方式企圖使運送部隊的車輛無法開過。
1965年10月15日，示威運動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方式，這是由22歲的戴維?米勒開始的，他是義務救濟工作者，他在紐約爬上一輛宣傳車，宣布說：“我原準備講話，現在我打算讓行動本身來說話了”——他劃着一根火柴燒掉了征兵卡。
幾周後，米勒被捕，盡管在8月31日國會把燒毀征兵證定為可罰金1萬元和監禁五年的觸犯聯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風靡一時。
自我犧牲的行動繼續是一種最後抗議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樓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濟工作者在聯合國外面舉火自焚。
進行反示威的美國納粹黨人則帶着汽油罐，舉着“為乞求和平的小爬蟲們免費供應汽油”的标語牌。
照例是沒有人贊成他們。
大多數針對着抗議運動舉行的反抗議的調門都比較溫和。
在紐約有一個大姑娘拿着一個标語牌，上面寫道，“我希望我有一張兵役卡”。
一些認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國人争取自由組織”、“美國退伍軍人團”和“對外戰争退伍軍人會”等團體組織的。
他們的标語反映出的最好戰的情緒是“轟炸河内”。
在佛羅裡達州舉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遊行中有這樣一些标語：“我們愛美國”，“愛我們的國家”，“美國是我的祖國——對也罷，錯也罷”，“我們能讓他們把美國埋葬掉嗎”?以及“沒有比美國國旗更光榮的旗幟”等等。
鮑勃?霍普對一批聽衆說：“如果我們讓共産黨獲勝，我們就有需要冒終生進行戰鬥和犧牲一百萬青年的大危險。
”這是一個誇張其辭的說法，但是這和譴責總統殺害青年的說法可是完全不屬于一類的。
那些贊成這次戰争的人對反戰的一方提出的最嚴厲的指控，是說他們不忠。
西弗吉尼亞州查爾斯頓的警察局長說：“我們決不像這些叛徒所做的那樣，拿着蠟燭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軍，讓自由的人民立即參加進來，在我們的後面齊步前進。
”一些報紙在關于1965年和平運動各種活動的報道中，普遍傾向于暗示有共産黨參與其事。
聯邦調查局，也像鮑勃?霍普那樣，已逐步抛棄了它的超黨派的名聲，實際上認為所有這些反戰抗議都是克裡姆林宮指揮的。
政府的一份報告說：“反對越戰運動的控制權，顯然已經從可能一度控制着運動的溫和分子手中轉到了共産黨和極端分子手中，他們公開同情越共，公開敵視美國。
”
事實上，實際情況恰好相反。
盡管個别的反戰戰士使用了煽動性語言和表現出挑釁性的舉止，但是那些示威遊行一次比一次更無可非議。
政治上保守的中産階級主婦，甚至穿着軍服的軍人也參加了運動。
參加的著名人士也越來越多，他們被吸引到和鮑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
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華盛頓舉行的要求停止轟炸的遊行隊伍中，除諾曼?托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還有一些從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人物，如本傑明?斯波克醫生、漫畫家朱爾斯?菲弗、小說家索爾?貝洛、雕刻家亞曆山大?考爾德和作家邁克爾?哈林頓。
那年秋天，來自越南的消息報道，美國的一些著名的部隊已在越南戰場被打得落花流水。
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慘敗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來梅慘敗的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11月份在德浪河谷慘敗的第一騎兵師。
在華盛頓舉行的要求停炸遊行前一周發生的德浪遭遇戰，有着特别的意義。
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勢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勢一樣，德浪之戰是越南戰争中的一個轉折點。
第一騎兵師的空降兵在波來梅交戰後窮追敵人的小股部隊，在德浪河谷遭到頑強抵抗，此處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邊境七英裡，位于西貢以北200英裡的越南中部高原。
這次美國人面對的不是越共遊擊隊，而是北越第66團。
北越的精銳部隊66團，面臨着一次嚴峻考驗。
從軍事史上說，第一騎兵師可算是一種新部隊，它是一個用美國最優越的火力裝備起來的直升機空降師。
共産黨軍隊，對有發明才能的美國人所研制的在戰場上使用的武器都頗為熟悉，他們現在的戰術則要求士兵們在近距離和那些怨氣兵交鋒，如果可能的話就打肉搏戰，但至多不超過34碼的距離，這樣就可以使美國的炮兵和戰術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戰的含義肯定是極大的。
在7月舉行戴維營會議之際，在南方還隻有兩個北越團。
現在駐越軍援司令部已經查明有六個來自北方的團，此外大概還有兩個團，可能甚至三個團。
還有一些正在南來途中。
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将軍一直在把他的營分散成連和排，以比美國運入軍隊快得多的速度經小道源源而來。
雙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盡管第一騎兵師投入的一個營遭到伏擊損失慘重，德浪之戰結束後，威斯特摩蘭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軍卻聲稱獲得一次勝利。
數字似乎支持了他們的說法，敵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日本人那樣采取波浪式的攻擊，用英語大叫：“殺死美國兵!”他們被打死1200人，而美國人僅死200。
但是另外一些觀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職人員身份回到越南的約翰?保羅?範恩，則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結論。
共産黨已準備好無限期地接受這樣的損耗。
(一個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記中寫道：“為祖國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天職。
”)而美國在德浪之戰中的傷亡，盡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蘭部隊的一個新紀錄，它使美國在越南戰争中的傷亡達到了死1335人，傷6131人。
美國駐越軍援司令部卻認為威斯特摩蘭已找到獲勝的戰略秘訣，迫不及待地在籌劃更多的德浪戰役，而武元甲卻完全同意範恩的觀點。
這位北越将軍确信(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他是對的)，美國人民不會接受這樣重大的傷亡，容許美國承擔沒有盡頭的義務。
武元甲認為這場戰争的新階段是他的人力與威斯特摩蘭的技術裝備之間的抗争，充當評判員的是美國公衆輿論。
12月間，麥克納馬拉勸請約翰遜暫停轟炸。
臘斯克表示反對，現在他已經是最強硬的鷹派人物之一了。
但是總統停止了B-52的出動，并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員，散布華盛頓準備謀和的消息。
兩位意大利教授抵達河内試探胡志明的态度。
一開頭，談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産黨準備采取和解态度的話剛傳到臘斯克那裡的時候，河内卻忽然譴責一切都是“徹頭徹尾毫無根據的捏造”。
美國人吃了一驚。
在德浪之戰以後，美國人認為胡志明應該清楚他面臨着失敗。
海軍陸戰隊的士兵們想起了他們的一個老笑話的結尾的一句話：“總有哪個狗娘養的沒有得到信兒。
”
林登?約翰遜向國會兩院聯席會議要求制定1965年選舉權法時，他在演說結尾處的一句話，由于新的一代美國黑人為社會正義流出的血和淚，而有了光輝的意義。
他說他們的事業“隻能也是我們的事業。
因為不僅黑人，而實際上是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克服祖輩傳下來的偏執和不公正的缺陷。
我們也一定會克服掉的”。
這是自由派說得很漂亮的空話，但是在那一年中這句話有時似乎不過是很可懷疑的預言。
最高法院關于布朗對教育局一案的裁決，在5月17日剛度過它的11周年，而種族主義現象卻似乎比過去更甚了。
耶魯大學的斯蒂林講座曆史學教授範恩?伍德沃德說：“在學校裡，現在黑人與白人比他們上一代更少接觸。
”從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黨獲得了空前衆多的黨徒，即使在南北戰争後的南部重建時期，也沒有這麼多過。
1965年10月，據報道，伯明翰的一個黑人由于一個白人救護車司機拒絕送他上醫院而流血緻死。
一個亞拉巴馬州的商人在談到民權運動時，信口對一個《紐約時報》的記者說：“等這股風過去了，這些黑鬼在這裡不用想過好日子”。
在北部城市中，種族方面的氣候也好不了多少。
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區的馬克特公園發表演講說：“我在密西西比和亞拉巴馬都沒有看到過像在芝加哥看到的這樣深刻的仇恨。
”達拉斯縣警長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爾馬事件時佩戴的一個小徽章似乎象征着千百萬白人的态度，那上面就簡單兩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