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和埃利希曼的指示。
他根本沒有進行什麼調查，沒寫過任何報告，甚至也沒有見過總統(一年以後，白宮承認此事，說尼克松是由于得到了埃利希曼的“保證”才有這樣的信心的)。
總統在上述那份聲明中說：“在這類事中，真正令人痛心的，不在于發生了這類事，因為在競選中一些過于熱心的人總會做些錯事的。
如果你企圖把這類事掩蓋起來，那才是令人痛心的。
”當然，這恰恰是他們正在幹的事情。
約翰?米切爾正在主持會議讨論如何掩蓋的戰略，開會地點先是在他的辦公室裡，7月1日以後，他在馬莎的要求之下辭去争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職務，便改在他的水門公寓的套間裡。
在與會的人中間，有拉魯，司法部助理部長馬迪安和傑布?馬格魯德。
有一次，馬格魯德自願替他們所有的人承擔罪責。
大家對此事作了認真的考慮，但是最後認為，由于他無權批準利迪所花的大筆款項，他的自稱有罪隻會把米切爾牽連進去從而危及尼克松重新當選。
因而他們決定，把利迪以後的線索掐斷。
這個人雖然脾氣很古怪，卻很可靠；他不會随便講話，他們可以圍繞他編出一套能自圓其說的遁辭來，交給他的正當用途的款項的數目加以誇大，說他自作主張把這筆錢用于搞潛竊活動。
馬格魯德的一名助手，巴特?波特同意出面作僞證。
他将說明，他曾交給利迪10萬元，用于打入反戰激進分子的組織。
但有一件事不好辦。
争取總統連任委員會司庫休?斯隆是個誠實人。
4月間，他曾問過斯坦斯關于利迪的大筆預算的用途。
(斯坦斯回答說：“我不想知道，你也不必過問。
”)現在，馬格魯德告訴他，他們要改動錢數，說利迪隻拿過7.5萬或8萬元，這時，斯隆回答說：“我可不打算作僞證。
”馬格魯德說：“你可能非做不可。
”
斯隆以為在争取總統連任運動的領導人中，做事謹嚴認真的人不止他一個，因此多次試圖警告總統的幾位助手說，在賓夕法尼亞大道1701号有些事情非常不對頭。
他先去找蔡平，蔡平勸他去休假，并說：“重要的是必須保護總統。
”接着，斯隆去見埃利希曼，建議讓一個局外人來調查這個委員會。
同斯坦斯一樣，埃利希曼說：“别把詳情告訴我，我不想知道。
”末了，在聯邦調查局人員已守候在他的辦公室裡要詢問他時，他跑去求米切爾給他出主意。
這位前司法部長說：“事情難弄的時候，難弄的人得走。
”斯隆得走，他沒有選擇的餘地。
斯坦斯對聯邦調查局人員說，他已經辭職了。
9月15日，大陪審團對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黨總部被逮住的五個人起訴，此外再無别人。
追查就到他們為止，因此，總統大大地松了一口氣。
那天下午稍晚一些時候，迪安被召到橢圓形辦公室，尼克松和霍爾德曼對他頗為熱情。
迪安後來在歐文委員會前作證說，尼克松說，他希望在選舉前不會進行審訊，并且要求迪安搞出一份找政府麻煩的人的名單，因為他打算在選舉後讓他們日子不好過。
主要的眼中釘依舊是《華盛頓郵報》，該報于10月10日報道說，水門竊案是“在白宮官員和争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指揮下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偵探和破壞活動”的一部分。
争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總部迅速而憤怒地做出了反應。
米切爾的繼任者克拉克?麥格雷戈說這篇報道“惡意可鄙”。
另一位委員會發言人稱它為“集荒謬之大成”。
斯坦斯認為，那是“一堆毫無意義的謊話”；羅納德?齊格勒則說，這是“最荒謬的新聞報道”。
普遍認為，他們表示憤慨是理所當然的。
在尼克松任總統期間，公衆對第四等級指新聞界。
——譯者的尊重一落千丈。
具有象征意義的是，那年夏天最高法院以五票對四票——多數票中四個人是這屆政府委任的——做出裁決，法官和大陪審團可以要求新聞記者講出他們的消息的秘密來源。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宣稱：“在相當短的時間内，美國的新聞界從許多人認為是極為安全的地位轉移到了極為軟弱的地位。
”造成這種情況的人們，現在受到了有力的報道的威脅。
他們的反應是煽動他們自己在公衆思想中造成的對“輿論界”的懷疑。
他們所得到的是暫時的勝利，最後卻丢盡臉面。
一件意外事使他們更接近于徹底敗露了：在12月8日那個多霧的下午，2點27分，美國航空公司的553次班機抵達芝加哥米德韋機場，它在離跑道一英裡半的地方墜毀，45位乘客中有30人死亡。
死者中恰好有霍華德?亨特太太，事故調查人員在她的手提包裡發現了1萬元的現款。
她的家人說，她攜帶現款專程去買下一家假日旅店的營業權的。
當局感到奇怪的是，她這錢是從哪裡來的?亨特家一向很拮據。
亨特自己曾經非常想要買下華盛頓一家廣告公司的合夥權，始終未能湊足所需的2000元的現款。
現在在他妻子屍體上卻發現了不算太小的一筆财富，全是100元一張的鈔票——正好同水門事件那五個人的一樣。
這筆錢是買人緘口的錢，而且不止這一筆。
水門捕人事件後11天，米切爾主持對策會議，決定籌一筆經費，用迪安的話說：“以換取在獄的那幾個人的緘默。
”赫伯特?卡姆巴克是第一個被分派這項任務的人，雖然并沒有把全部事實真相告訴給他。
他從洛杉矶乘夜航機于第二天一早到達華盛頓，在拉斐特公園裡一個接頭地點，聽迪安簡要地向他交代了一番之後，他便打電話給斯坦斯，讓他送來從競選基金中提出的7.51萬元，全都是現在到處發現的百元鈔票。
在此後的兩個月内，卡姆巴克共拿到21～23萬元，其中15.4萬元給了多蘿西?亨特。
這位加利福尼亞人對這種做法是否正當感到不安，便于7月26日去找埃利希曼。
他一上來就說：“約翰，我要看看你說的是不是實話。
”他說，他想知道，迪安是否有權給他作那些指示，以及這樣做到底對不對。
據他講，埃利希曼的回答是：“赫布，約翰?迪安有這個權力，這樣做是正當的，你幹下去吧。
”
8月底，卡姆巴克無論如何也不幹了，拉魯成了新的财神爺。
付給水門事件被告的錢總共在42.3～54.8萬元之間，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過亨特太太的手轉交的。
實際送款，或者照他自己的說法，送“該洗的衣服”的人，托尼?烏拉塞維奇說他已肯定感到“這裡有些事是不幹不淨的”。
說句老實話，争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正在被人敲詐勒索。
亨特在出事後不久，給迪安送去過一封黑信：“作者有一部劇本的手稿要出售。
”後來，據麥科德講，亨特說，除非他妻子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他就要“讓白宮全部暴露出去”，提出“可以使總統遭到彈劾的材料”。
他不但要錢，而且還堅持要得到總統給以特赦的保證。
科爾森通過亨特的律師對他作了“一般保證”。
作為交換，亨特同意伏罪，并向報界宣布，他不知道“更上面”有任何人卷入此事。
掩蓋策略看來似乎已奏效。
而實際上卻已快拆穿了。
即将拆穿的關鍵是麥科德，他感到應繼續忠于他的老機構——中央情報局，或者如他和其他内部的人所稱的——“公司”。
6月30日，在總統的助手開始試圖使中央情報局陷入掩蓋策略的羅網的那一周内，麥科德寄給赫爾姆斯一封未署名的信，答應随時跟他通消息，在信的收尾處寫道：“我将不時告訴你會感興趣的情況。
”這是他寄給這位局長的七封匿名信中的第一封。
緊跟着他于12月22日又寫了一封，警告中央情報局保安處一位老朋友說：“有很大的壓力企圖将全部活動的責任推給公司。
”他又于同一周内寫信給約翰?考爾菲爾德：
親愛的傑克：
很抱歉，我不得不告訴你，白宮已決意要讓中央情報局承擔水門事件的罪責。
如果他們繼續這樣幹下去的話，怕不免火燒城門殃及池魚的。
整個事情現已面臨千鈞一發之際。
告訴他們，如果要把事情搞糟的話，他們現在這樣幹倒是對的。
很抱歉，你也會遭殃的。
信上沒有署名，但署名是不必要的。
考爾菲爾德到處散布說，麥科德打算把真情全都供認出來，但有人作了瘋狂的努力要讓他改變主意——保證給他的家庭經濟上的幫助，總統特赦，出獄後為他恢複名譽，給他安排工作等，甚至使麥科德認為是受到考爾菲爾德的生命威脅：“你明白，如果政府被逼入絕境的話，它是要采取自衛措施的。
”麥科德回答說：“各種風險我都已經想過了，到時候，我準備冒一切風險。
我這一輩子已經活夠了，我的遺囑都已經寫好了。
”考爾菲爾德說：“除你以外，誰都非常聽話。
你沒有按計劃行事。
你保持緘默吧。
”但是這個老特務不想再管它什麼計劃不計劃了。
他主意已定。
他在法院審訊結束時寫給約翰?賽裡卡法官的一封信(這封信在該案審訊即将結束時曾在法庭上宣讀)說，“審訊期間并沒有指明其他卷入水門行動的人”，“審訊期間，有人作僞證”，“有人使用政治壓力迫使被告服罪并保持緘默”。
此事轟動一時，是美國司法史上最重大的時刻之一。
尼克松的總統職位随之開始崩潰。
總統争取連任的競選運動在最後幾天内由于從亨利?基辛格那裡傳來振奮人心的消息而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他同河内的首席談判代表黎德壽在巴黎會談中已取得了突破。
10月8日，北越人不再堅持罷免阮文紹和在西貢設立聯合政府了。
18天以後，基辛格在一次電視記者招待會上說，再開一次會，便能達成最後的協議。
他說：“和平在望了。
”
但事實并非如此。
10月23日，白宮宣布，停戰協定的簽字要延期，因需要舉行新的會議，以“澄清”某些問題。
發生困難的原因看來至少一部分來自西貢方面，南越外交部長陳文林抨擊即将達成的協定是“不能接受的”。
阮文紹說，這等于“讓南越人民向共産黨投降”。
阮文紹發誓說，如果有必要，他的國家将單獨繼續作戰。
當基辛格試圖重新談判某些敏感問題時，河内譴責華盛頓言而無信，要求按原來談妥的條款簽署協議。
美國人拒絕了這一要求，于是黎德壽盛怒之下開始就諸如國際停戰監督小組的規模和——對于美國來說至為重要的——遣返美國戰俘等問題提出反建議。
基辛格宣稱，對方是有意“一個接一個提出瑣碎的問題”，河内派出的小組試圖“在改動文字的掩飾下”做出實質性的改動。
據報道，總統對越南兩方都很惱火；怨西貢執拗頑固，認為河内說過的話不算話。
12月14日，基辛格絕望之下離開巴黎，尼克松給北越總理範文同發電報，警告他除非在72小時内恢複認真的談判，他将重新在海防港外布雷，并使用包括B-52、FO4鬼怪式和海軍戰鬥轟炸機在内的美國空軍威力。
柯蒂斯?李梅将軍曾經建議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時代去，而總統顯然也有類似的想法。
這可不是沒分量的威脅。
總統的空軍将領們向他保證，在兩星期内他們可以對敵方本土進行飽和轟炸，投擲炸彈的總噸數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乎全部大規模空襲中的投彈噸數還多。
此外，在其規模上這将是前所未聞的最大的恐怖轟炸。
B-52就能确保這一點。
這種飛機根本不可能進行定點轟炸。
每一架B-52機腹内載有40噸炸彈。
飛行時以三架為一“小組”，每一小組向一個一英裡半長、半英裡寬的“方格”内投擲它的炸彈。
到目前為止，這種飛機還沒有用來襲擊過城市。
如果它們在河内上空投彈的話，使平民遭受大量傷亡将是不可避免的。
72個小時過去了。
範文同沒有答複，尼克松向關島和泰國的美國空軍基地和東京灣裡的美國航空母艦發布命令：開始閃電攻擊。
結果是美國卷入越南的漫長曆史上的最殘酷的一章。
河内遭到了各種類型的美國飛機在各種氣候條件下進行的晝夜不停的連續轟炸。
美國飛行員使用了100架巨大的綠、棕兩色的B-52，僅在第一周内就出動了1400架次以上。
美國人全驚呆了。
僅在幾天之前——實際上直到12月中旬——他們還一直在盼望着美國完全擺脫印度支那，期待着美國戰俘(其中有些人已經被俘将近十年了)能夠回家過聖誕節。
現在他們見到的卻是這種令人目瞪口呆的180度轉變。
總統也沒有對他們進行解釋。
過去，尼克松同他的前任約翰遜一樣，總是出現在電視上，宣布他在越南采取的新的行動。
現在他根本無意為自己的行為申述理由了。
惟一出來表明态度的白宮官員是齊格勒。
他對記者說，轟炸“将繼續到達成解決辦法的時候”。
五角大樓提出許多軍事目标：停車場、交通塔、發電廠、倉庫、橋梁、鐵路、船塢、工廠、公路、兵營、供給站、飛機着陸場以及高射炮和地對空導彈陣地。
但是大部分目标都是北越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地區。
例如河内熱電廠就在距市中心僅僅一千碼的地方。
駐河内的外交官和外國記者發出報告，詳細描述了這個遭浩劫的城市。
城裡沒有電，并經常缺水。
周圍一大片地區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彈坑。
學校變成了冒着煙的大坑。
瓦礫堆裡到處是炸碎的練習本。
父母拼命地在碎裂的水泥闆間尋找他們的子女。
在河内郊區太原，幾乎有一千平民死傷，棺材堆置在街角上。
白太肺結核醫院被夷為平地。
白梅醫院也是如此，醫生從廢墟裡把病人背出來。
一家藥房被炸毀。
一個炸彈落在一所戰俘營裡——此事激怒了尼克松，據報道說，他責罵北越人不該把戰俘安置在導彈會落下來的地方。
波蘭貨船約瑟夫?康拉德号被炸沉在河内港口内，炸死水手三人；還炸壞了一艘俄國船和一艘中國船。
為這些違法行為道歉的國務院人員都非常生氣。
一位美國外交官憂郁地說：“照這樣幹下去，到聖誕節前夜我們該去炸河内的天主教堂了。
”
實際上，尼克松宣布聖誕節前後停戰36小時，但是這段時間一過，死神又光臨了。
牆上依舊有北越人用白垩寫的：“我們要替被美國人屠殺的同胞報仇”和“尼克松，你必須償還這筆血債”。
這隻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表示而已。
白宮遠在7000英裡外，最後一批美國地面部隊不久便将撤離印度支那了。
北越惟一可以用來抵制暴行的人質是被他們抓住的美國飛行員。
在這次閃電轟炸之前七年内，B-52出動過10萬架次，被敵人炮火擊落的僅一架。
而現在河内已擁有世界最強大的高射炮防空能力，僅在1972年的最後這兩個星期内，他們的憤怒的炮火便擊落了16架這種空中無畏戰艦，一架就值1500萬元。
更重要的是，98名飛行員被俘。
美國在東京灣地區上空的猛烈轟炸，增加了在巴黎的賭注。
無論基辛格還是黎德壽，他們身上的壓力都更大了。
另外還出現了一些和平的因素。
尼克松(這還不是最後一次)錯誤地判斷了公衆在道義上憤慨的限度。
詹姆斯?賴斯頓把大規模轟炸稱做“抽風的戰争”。
俄亥俄州共和黨參議員威廉?薩克斯比原曾支持尼克松的越南政策，現在也出來反對，說他“作為一個美國人”感到不安，并且認為他的同胞都會有“同感”。
在歐洲，反應更為尖銳。
倫敦的《每日鏡報》說：“美國恢複轟炸北越，引起全世界的反感。
”在巴黎，《世界報》把這次空中進攻比做納粹在西班牙内戰時夷平格爾尼卡的罪行。
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更不留情，把它與德國滅絕猶太人的行為相比。
這激怒了美國政府，它把瑞典大使召來提抗議，但是所有西方國家的政府，反應都幾乎同樣強烈。
如果說華盛頓低估了盟國的不滿情緒的話，河内則是高估了共産黨世界的憤怒程度。
莫斯科和北京的評論都是敷衍了事的。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蘇聯50周年國慶的講話中，對于B-52的轟炸的态度真是再溫和不過了，他還很顯眼地派他的孩子們參加美國大使館的招待會，去與特裡西娅?尼克松?考克斯和她的丈夫相見。
俄國人與中國人都力勸北越人同美國人取得諒解。
美國已失去了反對“解放戰争”的熱情，蘇聯和中國對這些戰争的支持也不如從前熱心了。
與其說是轟炸，也許反倒不如說是這一原因，使河内發出了要求重新會談的緊急信号。
12月30日，白宮宣布暫停轟炸，再度安排基辛格和黎德壽在1月8日會談。
阮文紹派了兩名外交官到華盛頓，揚言要反對任何不符合他的要求的條約，此時，尼克松的反應是派出亞曆山大?黑格将軍帶了一封緻阮文紹的信前去西貢，内容實際是要他免開尊口，這一點已足以表明美國謀求解決問題的決心了。
基辛格随即挾着裝有新建議的公事包奔波于巴黎和比斯開灣之間。
1月底，當兩個談判者在42個月中舉行第24輪會談時，他們終于取得了突破。
大家原估計将還需兩天的讨價還價，但是最後的諒解僅在四小時内便達成了。
在巴黎古老的美琪飯店牆上挂着絲絨的大會議廳裡，宣告了戰争的正式結束；華盛頓、河内和西貢同時廣播了這一消息(基辛格說，光是完成那一套程序，“便使我們大家都老了幾歲”)。
尼克松總統帶領全國做禱告，大力贊揚“在各國曆史上最無私的事業之一中”在越南服役的250萬美國人。
他宣稱，他取得了“光榮的和平”。
但光榮二字實在無從說起。
基辛格很明白這一點。
在向報界發表的經過深思的簡單談話中，他說：“到現在，看來已很清楚，在這場戰争中，誰也不能說隻有他痛苦，或者說隻有他最有遠見。
”他根本沒提什麼光榮，或英勇，或榮譽或任何其他與這場沖突毫不相幹的有關武功的辭藻。
他說：“在醫治印度支那的創傷的同時，我們可以着手醫治美國的創傷。
”這話說到點子上了，因為那正是當時美國的問題。
美國在陣亡大約4.6萬人、受傷30萬人和花費了1100億元之後，作為戰争的直接結果，他們面臨着一個嚴重的國内問題，一種精神上的沉疴。
在麥克盧漢式的全球村加拿大作家，由于電視的發達，他稱世界是個小村莊。
——譯者裡，要使一個遙遠的國度成為廢墟，而又不使美國遭受嚴重創傷，那是不可能的事。
除去人力物力的損失以外，受傷的還有：美國公衆對總統職位的尊重，因為它使美國進入了這場戰争；美國公衆對國會的尊重，因為它曾繼續不斷為這場戰争撥出巨額款項；美國公衆對法院的尊重，因為它沒有裁決這場戰争為不合憲法；美國公衆對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為，事實證明在影響決策者方面，它實際不起作用，因而已經堕落成街頭的混亂了。
賴斯頓就停火一事寫道：“由于這場戰争的影響，美國人對權威的尊重已是一落千丈了，這不僅包括對政府行政權威的尊重，而且包括對學校、大學、報界、教會，甚至家庭的權威的尊重……美國生活已經發生了某種變化——這些變化現在還沒有為人所理解，或沒有形成一緻的看法，這變化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的，也或許将永遠持續下去。
”
在停戰的一周内，麥迪遜廣場花園發生了一場丢人的争吵，争吵的問題是在體育比賽前是否演奏樂曲《星條旗歌》。
同一時候，教師罷教像新發生的流行病傳遍全國，使教學活動全部停頓。
這在上一次美國精神大考驗的大蕭條期間，都是不能想像的。
當時，星條旗飄揚在一個比現在要窮得多的國土上空，當時的美國存在着許多物質上的苦難。
教師在那場經濟危機中屬于受害最深的一部分人。
付給他們的報酬往往是不值錢的臨時通貨，或甚至分文不給，有些人隻能同挨餓的孩子分食極少的一點食物。
但是在那個紀律嚴格的社會裡，教師罷教，猶如不尊重國歌一樣，是不能想像的。
這并不是說那時的美國是一個比較好的國家，顯然不是這樣。
這隻表明，當時的美國是另一個國家，住着與今天不同的另一些人民，他們所面臨的挑戰是與70年代的挑戰全然不一樣的。
或許這正是亨利?亞當斯在本世紀初所寫的一段話的意思，他認為20世紀的美國人要經受的考驗，将是他們的适應能力。
變化是美國曆史上的一個永恒的主題。
美國是世界上惟一的一個國家，為變化本身而崇拜變化，把變化和進步看做是同一回事。
林登?約翰遜在1965年曾說：“我們需要變化。
我們需要進步。
這是我們的目标。
”
但是，如果說這是美國民族性格的一個方面，它也還有另一個方面，與此完全針鋒相對的一面，這一方面在越南戰争結束時又重新擡頭了。
那就是渴望抛棄現在，恢複那尚未完成的過去。
約翰?布魯克斯曾說：“美國有一個古老的習慣，喜歡留戀剛剛失去的好夢，決意下一次要把它追回來。
”這是在美國文學中常見的主題。
最容易想到的是威拉?卡瑟的迷失的小姐和羅伯特?弗羅斯特的《沒走的一條路》。
托馬斯?沃爾夫寫道：“我們一言不發地回憶着，一邊尋求已被遺忘的偉大的語言，已迷失的通往天堂的路口，一塊石頭、一片樹葉、一個未找到的門。
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呵，迷失的，因風而悲傷的幽靈，回來吧。
”因此，在幹預了國外沖突1/3世紀之後，美國人民再次把注意力轉到國内來了，他們要在與世隔絕中尋求安慰，在孤立中尋求複興。
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在他最優秀的小說的結尾中寫道：“所以我們掉轉船頭，逆時代潮流而行，不間歇地向過去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