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相同。
他和盧漢私交甚厚，又多次在蔣介石面前為盧漢作保。
此番再來昆明，一下成了階下囚，其随從質問盧漢的幕僚，“我們張長官多次在總裁面前為盧長官作保，他才安然到了今天，這樣做對得起人嗎？”無奈之下，張群托人轉告盧漢，以他和蔣介石多年的情誼，不便參加起義，請盧漢務必理解。
最後，張群表示，今後不再涉足政治，願去香港和國外做寓公，對于盧漢的起義他能理解，但共産黨也不是好惹的，請盧漢多保重。
盧漢躊躇之下，出于私誼，第三天便放走了張群，中共聞知後，立即向盧漢提出強烈的抗議，指他違背了起義信條，周恩來更是遺憾地說，我們本來可以用張群來交換張學良的。
被逼無奈之下參加起義的沈醉，解放後輾轉囚于重慶、北京，其起義将領身份的确認則是在1978年以後，此時，他已垂垂老矣。
至于徐遠舉、周養浩的落網，那是注定的插翅難逃。
常言道：“狡兔三窟”。
當夜徐遠舉待沈醉一出門，便一骨碌爬起來，又将下午盧漢的副官處長朱子英送來的幾張汽車“特别通行證”抓過一張，将沈醉桌上放着的雲南保安司令部的證章往口袋裡一裝，住到了其朋友——與軍統一向交厚的朱子英家中。
這時，徐遠舉的如意算盤撥得嘩嘩響，他想先讓沈醉将當晚的開會情況通報一聲，約定第二天由沈醉将他和周養浩、總務處長成希超三人親自送往機場，提前飛往台灣或海南島。
很可能由于連日太疲乏，他到朱子英家中後，朱不在，朱家的傭人都認識他，便把他招待在客房中休息。
他很快地睡了一夜，這一夜雲南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完全不清楚。
第二天一覺醒來，已經9點多鐘，他一看朱子英還沒有回來，便問朱的副官，朱到什麼地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