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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書哪能焚得盡！焚書隻是一種手段而已。
且看：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
以古非今者，族。
我們會很奇怪地發現，偶語詩書的罪罰，居然遠比私藏詩書的罪罰為重。
私藏詩書不過黥為城旦，偶語詩書卻要棄市掉腦袋。
再加上罪罰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這一條，可以判斷，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衆議論當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衆讨論古代政治。
歸結為一句話：禁止議論政治。
庶人不議，然後天下有道，這大概就是禁令背後的邏輯依據吧。
焚書自然是不對的，不好的。
但對帝國而言，言論窒息、萬馬齊喑才是最恐怖的。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自古以來，防川有兩種方法。
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結果洪水越發肆虐，自己則被帝堯派祝融殺于羽郊。
二是疏導，鲧的兒子大禹，則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終治水成功。
為帝國之久遠計，理應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論自由，從而有疏導之效，收善治之功。
以我所見，當以北宋朱弁《續骫骳說》中士氣一條，倡此論最為精妙，姑錄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氣，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氣。
元氣壯則膚革充盈，士氣伸則朝廷安強。
故善養生者使元氣不耗，善治國者使士氣不沮。
欲元氣不耗，則必調飲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納授飲食也。
欲士氣不沮，則必防壅蔽以達之，而言路者，所以開導壅蔽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遠近雖殊，治道無二。
再回到焚書，其對古籍造成的損失究竟有多嚴重？時至今日，已經很難作出确切判斷。
《史記·六國年表》雲：“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
王充《論衡·書解篇》雲：“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
這兩條記載表明，至少在漢代，古籍中的精華部分——詩書諸子，都還完整地幸存了下來。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宮廷留有備份，隻要秦國不滅，可想而知，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
然而，諸多古籍湮滅無蹤，後世永不得複見，這卻要特别感謝我們的項羽先生。
衆所周知，項羽先生不愛讀書，生性暴戾，伊攻入鹹陽之後，首先是屠城，然後搜括金錢婦女，臨去再是一把大火，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
帝國的珍貴藏書，就此付之一炬。
可憐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最終隻化為若幹焦耳的熱量而已。
所以，劉大魁作《焚書辨》，毫不客氣地指出：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羽之罪也。
單就秦國焚書而言，其所引起的實際損失，可能也并沒有像想象的那樣嚴重。
《漢書·藝文志》所載677種著作，其中約有524種，即77％，現在已不複存在。
這個事實說明，漢以後的幾個世紀，特别在印刷術流行前，文獻損壞所造成的總的損失，也許甚至大于秦代的焚書。
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沒有焚書之事發生，傳下的周代的殘簡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現在實際存在的數量。
第三節曆代焚書簡史
關于焚書，李斯并非始作俑者。
前此，孟子有雲：諸侯惡周禮害己，而皆去其典籍。
《韓非子》也雲：商君教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
到了後世，焚書更是屢見不鮮。
隋人牛弘作《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曆數書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卻項羽）：
秦皇馭宇，下焚書之令。
此則書之一厄也。
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圖書，并從焚燼。
此則書之二厄也。
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嫌帛，皆取為帷囊。
所收而西，載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
此則書之三厄也。
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
此則書之四厄也。
周師入郢，蕭繹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
此則書之五厄也。
明人胡應麟著《少室山房筆叢》，在牛弘所論五厄之外，再增補五厄，列為“十厄”：
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于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