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亡命而去，又複诽謗于我，以重吾不德。
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
诏書宣讀完畢，接着就是要老實交待問題了。
嚴刑拷打之下，諸生為求自免，互相揭發，乃至不惜編造，牽引誣告。
審理下來，得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于鹹陽，使天下知之，以為警戒。
此一事件，後世往往和焚書并列，合稱為焚書坑儒。
但究其原委，所謂坑儒，本隻是對良莠不齊的術士隊伍的一次清理整頓而已。
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餘人，乃是候星氣、煉丹藥的術士，并非儒生。
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可見，根本就沒儒生什麼事。
那麼，坑術士又是在何時開始被誤傳為坑儒的呢？
第六節坑儒考
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東晉年間。
梅頤獻《古文尚書》，附有孔安國所作的《尚書序》，其中有雲：“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這時，坑術士第一次被變性為坑儒。
後來，随着《古文尚書》被定為官書，坑儒的說法于是沿襲下來，遂成定論。
對于梅頤所獻的《古文尚書》及孔安國所作《尚書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僞書的身份已成蓋棺定論。
僞造者雖千差萬别，心态卻完全一緻，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當真，成功蒙蔽世人。
譬如，造假書畫的人，在造假完畢之後，總會不憚辛苦，再僞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題跋，以标榜名家品鑒，流傳有緒。
《古文尚書》的僞造者雖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卻也同樣如此，所以才會多僞造出《尚書序》來，并假托在孔安國名下，以形其真。
僞造者将坑術士改為坑儒，其實也隻是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從而表示《古文尚書》其來有自。
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隻是欲售其僞，并無心向嬴政潑髒水。
後世卻據此将坑儒判為鐵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為掌握了主流話語權的儒者，他們也無意糾正這一錯誤。
一方面，他們高唱複古師古之調，另一方面，他們卻又深谙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的道理，隻要曆史有利于當下，則其真僞又有什麼要緊的呢？
從理智上，他們也許懷疑坑儒是否确有，但從利益和感情上，他們卻甯願相信坑儒是為必有。
坑術士變成了坑儒，對他們無疑是有利的。
這樣一來，嬴政就成了一個負面典型，可以被他們經常拿來念叨，他們念叨的目的，還是不外乎給當時的帝王聽。
你看，嬴政就因為坑了儒生，帝國迅速土崩瓦解不說，還落下了千古罵名。
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術士變成了坑儒，也可以滿足他們的感情需求。
這倒不是說他們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們作為一個群體，要維持自己的團結和信仰，除了聖賢經典之外，同樣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聖徒。
而話語權在握，自然可以為本群體追認烈士，即使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過修改史料創造出來。
而有了這些殉道者的存在，他們這一儒家群體也就添加了無限的榮耀和光輝。
儒者将坑術士攬到自己頭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從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如果你說坑的其實不是他們，他們一準得跟你急，你幹嗎不坑我們儒生，你瞧不起我們還是怎麼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當時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遠不如術士高。
儒生隻會以古非今，而術士卻可以讓他成仙不死，兩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以儒生當時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動肝火，痛下殺手。
當然，自漢以來，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
時至今日，儒依然作為一個褒義詞而存在。
比如說儒商，雖實際是商，卻也得把儒擺在商前面，以便附庸風雅。
然而，儒商這詞，其實和後現代這類詞一樣，純屬胡言亂語，不知所雲。
儒商不兩立，要麼就儒，要麼就商，焉能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