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
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
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
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缪矣。
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
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
故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者。
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
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
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铄金百溢，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镒之重也。
搏必随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镒；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
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
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于聖人之論矣。
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于朝，則荒肆之樂辍矣；谏說論理之臣間于側，則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節之行顯于世，則淫康之虞廢矣。
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
凡賢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谥也。
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
然後能滅仁義之途，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内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奪以谏說忿争之辯。
故能荦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
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
唯明主為能行之。
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
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
群臣百姓救過不及，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
雖申、韓複生，不能加也。
通讀李斯此書，雖難逃阿胡亥意之譏，但另一方面，卻也還是很好地體現了李斯的政治思想。
所謂督責，督者，察也。
察其罪，然後責之以刑罰也。
督責二字，雖不是李斯所發明，但作為一個重要理論被提出，并加以全帝國範圍的實踐，卻無法不歸功（或者歸過）于李斯。
在這裡，李斯無疑是受到了他師兄韓非的啟發。
按，督責二字最早見于《韓非子》八經篇：“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言必有報，說必責用。
”可以看到，韓非是将督責二字分開使用，李斯則是将督責二字并為一體。
這一區别，并非隻是玩了一個簡單的文字遊戲，細究之下，我們可以發現，李斯的這一思想，實際上是在韓非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和創新。
韓非曾提出一個“形名參同”的理論，督責乃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所謂的形名參同，見于《韓非子》主道篇：“故（明君）虛靜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
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
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
”
比較可知，韓非的督責，講究以靜制動，後發制人。
而李斯的督責，則強調主動出擊，積極幹涉。
有趣的是，這種思想上的差異，也正是兩人性格上的差異。
話說回來，單從理論上看，李斯的督責制度本身并沒有錯，反而自有其積極和深刻的一面。
隻不過，這個制度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出現，被一個錯誤的人執行，從而火上澆油，将帝國進一步推向萬劫不複的深淵。
胡亥接到李斯的回書，大喜，于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
胡亥曰：“如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積于市。
殺人衆者為忠臣。
胡亥曰：“如此則可謂能督責矣。
”
帝國的局勢，從此越發水深火熱。
而在外人看來，這一切全因李斯的《行督責書》引起，黑鍋也應該由李斯一人來背。
李斯畢生辛苦積攢起來的人品和聲望，一時之間跌到了谷底，而且再也看不出有反彈的迹象。
李斯曾經龐大的勢力，至此已被趙高一步步地蠶食掏空。
短短一年之間，李斯失去了蒙氏兄弟，失去了馮去疾和馮劫，失去了朝廷群臣的信任和支持，現在，他又失去了最重要的東西——民心。
然而，李斯還是下不了反擊的決心。
他隻能在夜深人靜之時，步出中庭，仰望長天，暗自切齒道，假如我再年輕二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