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墳茔》全文完。
文學不應對曆史留下空白
李存葆
近兩年來，我經常思考“文革”中乃至“文革”前“左”的那一套給我們今天生活留下的“後遺症”。
我痛切地感到，“文革”雖已成為曆史，但生活的内容卻是刀子割不斷的。
昨天的矛盾會延續到今天，今天的矛盾也會延續到明天。
昨天的“因”，往往是今天的“果”。
沒有極左路線“十年”的登峰造極，也許很難有今天這如同大壩開閘般的洶湧變革洪流。
今天，改革已成為任何個人都不可逆轉的曆史趨勢。
表面上看，改革的路障似乎被拆除了，但我們卻時時會遇上“地雷”，而這些“地雷”裡裝的無不是“左”的火藥!我們仍需用百倍的勇氣，去蹚過一個個“雷區”。
由此，我固執地認為，和改革一起前進的文學固然值得提倡(寫改革也離不開昨天的曆史)，但“反思”文學也同樣會給今天的生活以啟迪。
這便是我寫《墳茔》的初衷。
我不敢說《墳茔》是徹底否定“文革”的作品，我寫時沒有那樣明确地想過，稿子寫了近一半時，才聽到黨中央提出要徹底否定“文革”。
況且，“文革”的大悲劇絕非“十九座墳茔能否定得了的。
我隻能說，因為我對“文革”中的那段部隊生活還熟悉，便寫了這篇東西。
《墳茔》在揭示矛盾方面，棱角要比《花環》大一些。
我非常感謝《昆侖》編輯部在刊用這部小說時，不僅沒有讓我磨掉可能引出點小麻煩的棱角，而且還鼓勵我再放開一些。
《墳茔》所揭示的矛盾，或許有人接受不了。
對一部作品，不論從思想還是從藝術見解來說，要讓所有的人都接受，那是絕不可能的。
中國之大，十億之衆，對一部作品毀譽不一，見解不同，是十分正常的。
隻要不是看風轉舵，重溫“大批判”的舊夢，誰心裡有啥就說啥，是政治開明的表現。
在創作中我抱定這樣的态度：作家對生活應該絕對真誠。
雖然有人想用一句“自然主義”來否定“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概念本來是清楚的)，但我還是按照自己認準的路走下去。
寫《墳茔》時，我力求自己能有點對曆史、對人民負責的觀念，去再現那荒唐年代中“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嚴峻的真實。
中國士兵的忠誠堅貞、英勇頑強、吃苦耐勞和犧牲精神，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無法匹敵的。
我常常想大聲呼喊：“中國士兵萬歲!”我就是帶着這樣的情感來寫彭樹奎、郭金泰、孫大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