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就利用傳令兵來送信；在别無他法的情況下，也可采用煙幕信号這種聯絡手段。
我十分清楚，我們的部隊兵力過于單薄，無法橫貫整個半島建立一條穩固的戰線。
可是，我卻不明白，這些部隊為什麼相互間不進行支援，如師與師之間，軍與軍之間。
我們裝備的榴彈炮射程達數英裡之遠，所以，在許多情況下，各部隊都可以向友鄰部隊提供相當大的支援，尤其是翼側部隊之間完全可以連成一氣，以便在必要情況下相互提供一定的炮火支援。
不錯，敵人通常在夜間輕裝行軍，而且比我們熟悉地形情況。
他們習慣于這裡的氣候條件和清苦生活，可以自己解決口糧問題。
他們利用在這裡所能獲得的一切運輸手段如中車、騾馬甚至駱駝等運送所需要的武器和補給品。
這些運輸手段不少是中國人從國内帶來的。
他們也利用當地勞工肩扛背馱地運送武器和補給品，甚至有時部隊自己也背負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變得對公路這樣地依賴完全是由于我們自己不願意放棄舒适的條件，而不是其他什麼原因。
我提醒野戰指揮官，我們可以進山搜尋敵人并将其箝制在陣地上。
我一再向他們提起陸軍的這樣一句古老的口号：“找到他們！咬住他們！打擊他們！消滅他們！”
在我放棄了立即轉入進攻的打算之後，當務之急便成了做好準備，以對付中國幾乎肯定要在元旦發起的攻勢。
我們原以為這次攻勢會在聖誕節發起，結果至今尚未開始。
中國軍隊在人數上超過了我們。
但是，我們的裝甲部隊現在比他們強多了，而且不用說，我們還握有制空權。
我們防兵力不足，無法阻止敵人的夜間進攻。
但是，我們采取如下辦法曾獲得一次很好的機會，給敵人以嚴厲的懲罰。
這個辦法是，在夜間收縮部隊，讓部隊與部隊之間緊緊銜接在一起，到晝間，則以步坦協同的分隊發起強有力的反沖擊。
因此，我極力要求我們的指揮官占領一系列有利的高地，而且，為誘使敵人在夜間實施突破還要适當配置部隊。
這樣，我們便能依靠優勢的炮火支援和空中火力支援在晝間将敵人消滅。
我很清楚，我們将被迫放棄一些陣地。
但是，我希望部隊能在周密地勘察并精心構築後方陣地之後有秩序地按照調整線實施後撤。
在這個問題上，李總統派給我的當地勞工大隊幫了大忙，他們構築了供我們後撤時占領的陣地。
我還知道，為了使部隊恢複鬥志，必須讓部隊明白指揮人員對他們的安全是關心的，不會用他們的生命做無謂的冒險，也不會丢下被敵人切斷的部隊不管。
所以，我極力向軍長、師長說明：不允許丢下任何部隊讓敵人壓垮和消滅；要奮力解救被切斷的部隊，除非主要指揮官本人通過分析認為，解救這些部隊會損失同樣多的部隊甚至更多的部隊。
下面不妨舉一個例子說明我們所采取的做法。
我聽說，某軍長在給一位師長的指示中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扼守某個陣地。
于是，我命令馬上把這段話勾銷。
隻有集團軍司令本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隊下達這樣的命令。
我對他們說，除非我親自勘察了地形，觀察了現場的情況，并确定有這樣做的必要，否則，我決不下達死守陣地的命令。
軍長和師長們對于我的有關配置強大的兵力以便在晝間實施反沖擊的指示還是遵照執行的，但是，我發覺他們助措施不夠有力。
結果，我們失掉了許多重創敵軍的好機會。
我知道，我必須竭盡全力，确保不再發生此類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談不上有什麼真正的失敗情緒，但是，總部乃至華盛頓認為我們有可能被迫全部撤離朝鮮半島的這種帶失敗情緒的看法多少會傳到下邊。
十二月底，參謀長聯席會議将如下看法通知麥克阿瑟：中共部隊現在十分強大，如果他們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聯合國軍撤出朝鮮。
在中國的新年攻勢取得勝利之後，麥克阿瑟同意：如果參謀長聯席會議不改變其決定(不向我們提供大規模增援；不封鎖中國海岸；不空襲中國大陸；不許轟炸滿洲的基地；不放國民黨軍隊“出籠”)，則在沒有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況下，“我們的部隊應以作戰情況允許的速度盡快撤離朝鮮”。
我從不認為敵人能把我們趕出朝鮮，也不同意從朝鮮撤退。
當然，我是随時準備遵照上面的命令将這支軍隊帶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過“三八”線。
但是，我認為，不管什麼決定，都應盡量提前作出。
這樣，如果下達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準備，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隊順利地由港口運走。
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決定實施預先毫無計劃的撤退會造成怎樣的後果：沒有時間搜集足夠的船隻盡快将部隊順利轉移出去；無法預先周密地部署防禦圈；無法按照輕重緩急的順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動。
如果做出了撤退的決定并過早地洩露出去，甚至僅僅出現有關這種決定的謠言，這會對南朝鮮政府産生怎樣的影響，我也是清楚的。
因此，我強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決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嚴防走漏風聲。
此外，還有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即如何來安置南朝鮮的軍隊、地方官員以及戰俘。
我們決不可将數量上處于劣勢而且武器裝備又很差的南朝鮮士兵(在以往的艱苦歲月中，他們一直很英勇地與我們并肩戰鬥)、李總統及其政府棄置不顧，丢給虎視耽既的敵人。
我們隻能堅決履行我們的義務，保障這些人員以及政府和民間機構中曾經幫助過我們的全體人員的安全，除此而外，沒有其他辦法。
我當時估計，這一類人員的總數接近一百二十萬，并且就此向上面作了彙報。
戰俘問題是個很棘手的問題。
如果我們真要撤退，如何處置這些戰俘，我還沒有現成的辦法。
但是，我認為，我現在就得将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而且，還必須強調一下問題的複雜性，因為，為了看管這些戰俘，我們要派出很多的部隊，并且要為戰俘撥出大量的食品和物資。
這個問題以後究竟會棘手到何種程度，我那時當然是沒有預料到的。
關于在何種情況下撤出朝鮮的問題很快就定了下來。
杜魯門總統以其一貫具有的洞察力做出決定：隻有迫于軍事上的需要，美軍才撤離朝鮮半島。
他授權麥克阿瑟，在他認為迫不得已時，可以自行将部隊撤出朝鮮，以便确保部隊的安全，或者完成其保衛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們仍須做好實施遠距離後退的準備，我們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
關于敵人的實力情況，我們此時了解得仍然不夠。
敵人每天都在廣播上吹噓，決心要把我們趕人大海。
這一回，我不想組織臨時性的防禦圈，也不想組織間隙很多的防禦。
所以，我指定加裡森·戴維森準将(後晉升為中将和西點軍校的負責人，在獲得将軍軍銜之前曾是工兵軍官)在遙遠的南面設置一道防線，以保衛釜山港地區。
于是，戴維森動用了成千上萬的朝鮮勞工，開始規劃一個縱深很大的防禦地域，構築大部分塹壕體系，選擇炮兵陣地，甚至還設置鐵絲網。
我乘坐飛機由低空沿着選定的防線走向飛過，感到很滿意。
因為，萬一我們真的被迫占領這一防禦地域，我們将可以在這裡牢固地堅守下去。
在我第一次檢查該地區工作情況的幾周之後，我再次乘飛機飛越“戴維森防線”，這項工作的進展速度和效率繪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們從未占領過這些位于我們後方大約二百英裡處的防禦工事，也沒有檢驗過這些工事的牢固程度。
但是，不能說這項工作沒有起到絲毫作用。
附近貧困的農夫幾乎把全部的沙袋都偷了去，為自己壘牆、墊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鐵絲網，對于他們，這些鐵絲網就象市場上任何暢銷的商品一樣，是很寶貴的東西。
在中國軍隊的進攻迫使我們撤過漢江之後，前面提到的大部分問題才引起我的重視。
在我擔任第8集團軍指揮職務的最初日子裡，我的注意力幾乎全部集中在敵人即将發起的這次攻勢上。
不出所料，在進行大規模炮火準備之後，敵人中除夕這天伴随着刺耳的中國軍号聲、用不堪入耳的蹩腳英語尖聲威脅着發起了進攻。
這一通宵送交給我的報告清楚地表明，敵人的這次進攻動用了很大的兵力，我們大概無法抵禦。
好在我們的後方陣地已經設置就緒，所以，我此時還抱有這樣的希望，就是通過實施強大的反突擊給敵人以嚴厲的懲罰。
元旦上午，我驅車由北面出了漢城，結果見到了一幅令人沮喪的景象。
朝鮮士兵乘着一輛輛卡車，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湧去，他們沒有秩序，沒有武器，沒有領導，完全是在全面敗退。
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種征用的車輛逃到這裡來的。
他們隻有一個念頭——逃得離中國軍隊愈遠愈好。
他們扔掉了自己的步槍和手槍，丢棄了所有的火炮、追擊炮、機槍以及數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這些我連話都聽不懂的吓破了膽的士兵大規模愦逃，那是枉費心機。
但是，我還是得試一下。
于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當中，高舉手臂，示意一輛迎面開來的卡車停下。
另一頭的幾輛卡車沒有減速便從我身邊繞了過去。
但是，不久，我還是攔住了一支載着南朝鮮軍官的卡車隊。
頭一輛卡車上的軍官沒有聽懂我的意思，不服從我的示意。
不久，整個車隊又開動了。
現在，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深遠的後方設立許多哨卡，由我們自己的憲兵在軍官帶領下在那裡值勤，以恢複對部隊的控制。
這種辦法果然發揮了作用。
混亂不堪的隊伍重新編成了許多分隊，裝備了武器，補充了口糧，并且在各自的指揮宮帶領下派往新的防禦地段。
此後，這些人大都象訓練有素、指揮得當的大多數勇敢士兵一樣，仗打得很好。
（戰争爆發的最初幾天，南朝鮮部隊被敵人的坦克吓跑了，但我絲毫也不責怪這些未經考驗的部隊。
很少有什麼東西乍看上去能比敵人坦克更吓人的了。
坦克的炮口冒着硝煙，似乎正對着你的腦袋。
它轟轟隆隆地越過了一切障礙想要追上你，把你消滅掉。
我甚至還見到過美軍部隊在坦克轟鳴着向他們迫近時吓得丢掉步槍、逃進樹林的情景——這還是在己方領土上舉行演習時發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隻是些空包彈。
)美第19步兵團的一個營在其友鄰的南朝鮮部隊崩潰之後，也被卷入了無秩序的退卻。
那天上午，我在師的傷員後送站找這個營的一些傷員談了話，發覺他們情緒十分低落，沒有美國士兵在傷勢不太嚴重時通常所表現的那種重返部隊的迫切心情。
問題很清楚，要想使部隊鼓起所需要的鬥志，還有許多工作有待我們去完成。
總的說來，第8集團軍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幾乎帶上了全部的武器裝備。
但是，我們現在的處境非常危險。
在我們的背後，是無法徒涉的漢江。
江面上充塞着大塊大塊的浮冰，有可能把我們僅有的兩座浮橋沖散，更為嚴重的是，如果漢城以北某處江面仍未消退的洶湧潮水波及這裡的冰塊，更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我們有十多萬聯合國軍隊和南朝鮮軍隊連同他們的全部重裝備(包括英國的“百人隊長”式坦克和美國的8英寸榴彈飽)擁擠在漢江北岸的一個狹小的橋頭堡内。
我們感到壓力很大的問題是，有可能很快出現這種情況，即數千名驚慌失措的難民會沖倒我們的守橋警衛，令人絕望地将橋梁阻塞——而敵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護，果斷地将其陣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
在與美軍的兩位軍長、南朝鮮陸軍參謀長和美軍駐南朝鮮軍事顧問團團長研究讨論之後，我們發覺，如果敵軍一面對我實施正面進攻，一面對我敞開的東部側翼(這裡的南朝鮮軍隊已倉皇逃走)實施深遠包圍，就會使我全軍處中危險的境地。
我還找不到充分的根據證明部隊能守住各自的陣地，即使下達死命令他們也未必能堅守得佐。
因此，一月三日，我要求我國駐朝鮮大使通知李總統：我們要再次撤離漢城，由前進陣地實施的撤退行動即将開始。
我還通知我國大使和南朝鮮政府仍留在漢城的部分機構：自下中三時起，橋梁和來往要道除軍隊之外一律禁止通行。
政府的全部車輛必須于下午三時以前撤離漢城，三點以後，民間車輛和行人禁止通行。
當然，發布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為人所服從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貫徹這道命令隻能成功，不能失敗，因此，我同意加強一般性的憲兵交通管制。
我對第l騎兵師師長助理、查爾斯·帕爾默準将(後晉升為将軍)很信任，讓他親自在大橋一帶全權負責交通管制，以我的名義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證第8集團軍源源不斷地通過。
如果讓數十萬膽戰心驚的難民離開通往安全地帶的唯一公路和橋梁，他們究竟會作出何種反應，我們是無從預料的。
因此，我特别命令帕爾默準将，要他指示手下的憲兵，如果難民拒絕離開公路，就向他們的頭頂上方鳴槍；如果還不能阻止潮湧般的人群，就要訴諸最後手段，直接向不聽招呼的人開槍射擊。
朝鮮人是個溫馴的民族，早就學會了适應艱苦的條件。
他們默默地服從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隊去吓唬他們一下都毫無必要了。
我留在現場，在主橋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觀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車、坦克、自行火炮以及各種運輸工具組成的漫長的隊伍緩緩通過。
當龐大的8英寸榴彈炮和“百人隊長”式坦克開過來的時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嚨上；浮橋深源地陷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懸在那裡。
我知道，擁有戰鬥裝載的“百人隊長”式坦克重量超過了這座橋規定的負載能力。
但是，浮橋還是經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後一輛沉重的坦克總算順利地開到了南岸。
天完全黑了下來。
我乘坐吉普車過了橋，擠進各色各樣的車輛之中，朝着設在永登浦的隻打算過一夜的臨時指揮所進發。
此時，在我的背後，耐心等待的成群難民象古老傳說中的一隻蘇醒過來的野獸一樣動彈起來。
武器裝備完好無損的第8集團軍在漢江以南有了實施機動的餘地，他們占領了堅固的防禦陣地。
集團軍所屬美軍三個軍中的兩個軍(美第10軍此時尚在南面集結兵力)和兩個南朝鮮軍，依托有利地形扼守着一道防線。
不久，第10軍便可加入戰鬥。
美第1陸戰師和第2、第3、第7師也将齊裝滿員地重返前線，随時準備給一切敢于繼續推進之敵以嚴厲的懲罰。
但是，在轉入進攻之前，我們還有一些工作要做，還要克服薄弱環節，總結教訓，糾正錯誤的做法，以及恢複部隊的自尊心。
設在東京的總部、美國國内的整個軍事機構以及設在日本的後勤支援司令部，現在都在十分緊張地工作，以滿足我們的要求。
我們的裝甲部隊和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強，我們的部隊也開始為訓練有素的士兵所充實。
口糧的标準和質量有了提高。
戰地内科和外科醫療條件達到了第一流水平，成為所有軍隊中最好的戰地内外科醫療。
經過選拔的優秀軍官接替了營、團指揮職務，不久便克服了我們在訓練上存在的基本弱點。
當我接管第8集團軍的時候，集團軍前進指揮所由于在當時來說很合理的原因而設在最西側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揮所則位于交戰地區後方一百五十英裡的地方。
作為直接指揮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