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的指揮所是不應當設在大城市的大樓内助，這種地點容易從身體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員與部隊人員隔離開來。
上級司令部的軍官和工作人員會因此而很難同他們所服務的部隊打成一片。
結果，上級機關與部隊之間也就無法做到相互尊重與信任；而這種尊重與信任則是軍事上取勝的極其重要的條件。
在被迫撤出漢城以後的頭幾個星期，我把随同我行動的前進指揮組的人數壓縮到最少的程度。
這些人中有我的兩位傑出的助手：一位是沃爾特·溫頓，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後來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職期間，我們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喬·戴爾，他已在我之先到達朝鮮，我深感幸運。
再就是我的一個勤務兵、一個專車司機以及一個無線電吉普車司機兼報務員。
我知道，第l軍的米爾本将軍對集團軍司令始終礙手礙腳地呆在身邊是不會感到高興和舒服的。
但是，我認為，作為一種權宜之計，我的小小的指揮組最好還是同他的前進指揮所一起宿營。
米爾本将軍對我們還是寬宏大量的。
采用了這種辦法，我們便無須再從兵力本來就十分不足的戰鬥部隊抽調任何人員了，我們可以省去警衛人員和炊事人員，還可以随時使用軍的通信手段和情報網。
在我那天下午看着最後一輛“百人隊長”式坦克冒險緩緩開過漢江約六星期之後，我們已經将電話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裝就緒，而且，我還在骊州一座光秃秃的絕壁之上開設了集團軍的前進指揮所。
其位置大約在朝鮮半島西海岸至東海岸之間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處于美第9軍的後方，介于西部美第l軍的前進指揮所與東部美第10軍的前進指揮所正中央，當時，兩軍處在一條直線上。
在我後來指揮第8集團軍的日子裡，從某種意義上講，這裡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簡單。
我們擁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隊都有，隻有很少一點東西才是那些與敵人實際接觸的部隊才有的。
我們有兩頂8×12英尺的帳篷，兩頂帳篷頭尾相連，形成了兩間一套的房子。
一頂帳篷裡放着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張小桌子、一把折疊椅、一個洗臉盆以及一隻小的汽油取暖爐，我在吉普車上颠簸一天之後，常常靠這隻小爐子舒服一下凍得半僵的手腳。
另一頂帳篷裡也放着一張小桌子，小桌邊上緊靠着兩把折疊椅，桌上放着的膠合闆托着一張高質量的作戰地域地形圖，這是美軍工程兵的陸軍制圖局為我準備的一個無價之寶。
在一個被戰争搞得瘡痍滿目的國家，集團軍前進指揮所設立的地點就其位置來說是再理想不過了。
我們的帳篷曾經架設在光秃秃的漢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幹涸的河床；在飛機聲和槍炮聲沉寂下來之後，隻能聽到活潑的小動物發出的聲響。
那裡沒有城市的車水馬龍，附近也沒有村莊向空氣中散發腐爛的卷心菜和人糞的濃重怪味。
我可以不受幹擾地坐在那裡，專心緻志地研究地圖，審閱報告，同助手們一道全神貫注地研究作戰計劃，以及努力設法改善士兵們的處境，提高他們的鬥志。
在河灘寬大的沙礫凸出部，我們不久便修築了一個輕型飛機簡易機常後來，工兵又擴建這個機場，以便使我的四引擎B—17型飛機能夠在這裡着陸，載着我作較長距離的飛行，如飛往設在大丘的第8集團軍基本指揮所(在我指揮第8集團軍的整個階段，基本指揮所一直設在那裡)。
也許，新設立的前進指揮所與周圍隔絕的主要好處是，使我有很多時間安安靜靜地認真研究地圖，集中精力制定第8集團軍的作戰計劃。
我長期以來就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一個頭腦清醒的指揮官應能确切地了解他的部隊會在何種環境下作戰，尤其是那裡的地形會造成何種障礙，或者提供何種有利的條件。
因此，我在地圖上消磨了不少時間，對于有疑問的地區還輔之以低空偵察。
總之，一直到我感到自己在夜間也能摸清作戰地域的道路才肯罷休。
這樣，對于我們正在作戰的和打算控制的地區内的每條公路、每條大車道、每座山頭、每條溪流，以及每條山脈，我都象熟悉自己家的後院一樣了如指掌。
所以，在我考慮派部隊進入某一地段時，我便知道步兵是否要背負武器、彈藥和口糧攀登二千英尺高的山嶺，是否能把重裝備運進去，是否能渡過江河—以及能否找到可供輪式車輛行駛的道路。
我這時才發覺，就所擔負的責任而言，在我的一生中哪一次也不能與現在相比。
在我參加歐洲戰争的時候，我的部隊始終都在上級部隊的編成内行動。
在諾曼底登陸這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絕無僅有的軍事行動中，我是喬·柯林斯第7軍的一個師長，而第7軍又是布萊德雷第l集團軍編成内的一支部隊。
在突出部戰役中，我指揮一個軍。
可是，這個軍也僅僅是考特尼·霍奇斯将軍第1集團軍編成内數個軍中的一個軍。
霍奇斯的第1集團軍則先後是蒙哥馬利元帥的第21集團軍群和奧馬爾·布萊德雷将軍的第12集團軍群編成内的一支部隊。
在這兩次戰役中，我都擁有在局部範圍内機動處置問題的充分權利；但是，總是有上級指揮官緊緊地靠在我後面支持着我，他擁有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并且有權利用這些資源來推動我的整個部隊的行動。
如果我陷入困境，我總是可以求助于上級，要求立即給予支援。
在朝鮮，我當然也有一位上級——麥克阿瑟将軍。
他作為聯合國軍總司令，對我的地面部隊以及太平洋戰區的海、空軍部隊握有全權。
但是，如果我當真請求增援，他卻拿不出部隊前來支援我。
他本人則在七百英裡之外的東京。
最初，由于要做的事情太多而時間又是這樣地緊迫，我沒有時間靜下心來考慮自己所面臨的形勢。
隻是在緊張地忙碌了好幾個星期之後，我才徹底明白了麥克阿瑟十二月二十六日對我說的那句話，即“第8集團軍是屬于你的，馬特。
你認為怎麼好就怎麼幹吧。
我知道，海軍将繼續控制着我們周圍的海上通道。
空軍、海軍航空兵和海軍陸戰隊航空兵将繼續掌握着制空權。
但是，不管天氣是好、是壞，是晝間還是夜間，是勝利還是失敗，這些地面部隊(美軍、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的安全還是要靠我自己來負責。
在朝鮮，派不出預備隊對我進行支援；上級亦無法由其他戰區抽調兵力。
現有的部隊便是我的全部家當，再不會得到更多的部隊了。
麥克阿瑟将軍賦予我充分的作戰指揮權(這個指揮權他一直沒有收回)和一個軍事指揮官可望得到的全部權利。
我想，這樣重大的責任(也是很寶貴的機會)大概是每個具有獻身精神的軍人所夢寐以求的東西。
我知道，這種責任給我帶來了很高的榮譽，但是，我決不會因此沾沾自喜，以緻看不見這副擔子的全部份量。
我給自己規定的第一項任務是恢複部隊的鬥志。
這意昧着，不僅要讓部隊相信，各級指揮官是關心每個士兵的安全的，而且還要使他們相信，最高指揮官的決策是正确、合理的。
我還過問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其中有些事情乍看起來似乎微不足道。
但是，這些事情如果都能處理好，就會有助于部隊團體精神的培養。
譬如，我第一次在第8集團軍基本指揮所用膳時，桌上的台布和餐具使我大吃一驚：台布用的是一條床單，盛飯的餐具則是存放食物的十美分一個的便宜瓦罐。
我倒不是為是否要我吃掉這些台布或油布而傷腦筋。
但是，食堂(世界各地的要人、大員肯定要參觀這個地方)裡的這種景象卻反映了部隊在這次作戰中完全喪失了榮譽感，同時也證明，這場戰争确實是國内所稱呼的那種“被遺忘的戰争”，這才是我感到吃驚的原因。
我立即讓人把那塊令人不快的床單換成了合用的台布，把那件陶器換成了擺得出來的瓷器。
我還采取了一項措施(不過後來有一些更為重大的原因妨礙了這一做法)，以便讓各個軍種都能較好地了解兄弟軍種為完成各自的任務需要克服哪些困難。
我的計劃(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行)是：讓陸軍和海軍的高級軍士們相互間進行一次人員交流，讓水手們在地面部隊待上一段時間，體驗一下背負着自己的全部補給品在敵火下攀登崎岖的山颠是何種滋味，在苦寒的黑夜裡徹夜堅守前沿陣地是何種滋味；讓陸軍的士兵們親自看一下，當每個浪頭都可能把你打翻在地時在寒冷的海域執行巡邏任務的情景，了解一下當波濤洶湧的海面使甲闆不停地颠簸傾斜時在拂曉前的黑暗中清除飛行甲闆上的積雪是多麼地危險，或者我們的飛行員在各種天候條件下遂行遮斷任務和武裝偵察任務會遇到哪些危險。
我們未能完全實行這個計劃，因為戰事極其頻仍，妨礙了計劃的實行。
但是，那些确實參加了這些人員交流的軍士，懂得了各軍種要彼此尊重。
這種相互尊重對于培養整個部隊的團體精神起到了應有的促進作用。
但是，需要樹立必勝信心、培養進取精神的不僅僅是基層的部隊。
一月底的某一天，參謀部門一份應我的要求拟制的研究報告使我大為吃驚。
這是一份關于“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第8集團軍的理想配置位置”的報告。
你們應該知道，我當時考慮的是發起進攻，從一開始我就有這種考慮。
到三月份，冬季最惡劣的天氣便會過去；而六、七、八三個月通常會出現的暴雨和烏雲，會使大片大片的地區變成爛泥坑，使許多道路無法通行，使山地的涵洞和橋梁被沖跨，而且，還會影響近距離空中支援的效果。
我們需要大大改善現有的陣地，以便重新打回“三八線”去。
但是，我收到的經作訓部門核準的文件，卻主張部隊分階段地撤至太白山脈以南的陣地。
據稱，這份文件還獲得了情報部門、後勤部門、工兵部門、駐遠東海岸司令的代表以及第5航空隊的氣象部門等方面的認可，其實，這份研究報告(我現在還保存着)是在極力要求我們徹底打消轉入進攻的念頭，要我們在冬季結束之前堅守現有陣地，爾後，在夏日的暴雨到來之前撤至那個立足地區(仁川登陸的成功曾使我們得以脫離這個地區)——原先的釜山防禦圈。
如果批準這份報告，我們就要喪失全部主動權，此案根本不能考慮。
于是，我斷然否決了這份建議。
我知道我不會得到增援部隊，也清楚此時要在漢江以北地區堅守陣地是極端困難的。
但是，我還是立即拟定了由美軍的兩個軍(第1軍和第9軍)協調一緻地分階段向前推進的計劃，旨在查明兩軍正面的敵情(美第10軍此時尚未開到前方地域)。
這兩個軍必須随時做好準備，一接到命令便推進至漢江并在那裡堅持下去。
當時估計，在我們的正面有十七萬四千中國軍隊。
但是，他們配置在什麼地方，有什麼企圖，甚至在我們的正面是否真的有這些部隊存在，這些情況我們都難以确定。
我們積極地進行巡邏，不斷地實施空中偵察，但是，這一紉都未能使我們發現這支龐大軍隊的蹤迹。
由于我們收到的情報太少，因而我認為，必須采取果斷行動，查明敵大規模集結的部隊是否存在，爾後方可命令第8集團軍發起遭受挫折以來的首次攻勢。
帕特·帕特裡奇為我準備了一架飛得很慢的AH—6型老式高級教練機，他坐在前面駕駛飛機，在後面為我留了座位。
于是，我們便開始在己方先頭分隊至敵占區縱深二十英裡的範圍内進行搜索。
我們有時在樹梢高度上飛行，并且還常常在山嶺的下方飛行。
可是，我們幾乎連個人影都沒有發現，也沒有發現能夠證明有大量部隊集結的營火煙霧、車轍，甚至雪地上睬過的痕迹。
顯然，如果真想查明敵情，唯一的辦法就是深人敵境。
但是，這次推進同上次毫無計劃、不顧一切地向鴨綠江突進大不一樣。
這一回，所有的地面部隊将統一由一個司令部指揮，所有的大部隊都必須相互支援，此外，我對整個第8集團軍的行動也将嚴加控制。
一月二十五日，我們開始向前推進。
第8集團軍不久便證明自己是一支我國迄今為止最能征善戰的野戰軍，我早就知道它會成為這樣一支軍隊。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我收到了不少由東京和華盛頓發來的賀電。
但是，哪一份賀電都不如我的勇敢的飛機駕駛員尤金·林奇的評價使我感到滿意，這是在我們的一次日常飛行中作的評價。
我們正看着下方由徒步步兵、炮兵、坦克、卡車和吉普車組成的許多長長的縱隊源源不斷地再次開往北方，去支援前線的部隊，尤金·林奇說，“您顯然使這支軍隊在為您作戰了，将軍”。
他們确實又在作戰了，但不是為我在作戰。
他們是在為自己而戰，他們是懷着重新激起的自豪感在作戰，決心避免再次遭受一個月以前的那種沉重的打擊。
他們這次重返前線是要采取美軍一貫的做法：為自己所遭受的損失而給敵人以加倍的懲罰。
後來的情況證明，更為艱苦的戰鬥還在後頭。
林肯誕辰前後，中共軍隊發起了第四階段的攻勢，企圖象他們電台每天廣播的那樣把我們攆入大海。
我們被迫又放棄一些地區，在中共軍隊的進攻面前，美第2師又一次首當其沖，遭受重大損失，尤其是火炮的損失更為嚴重。
這些損失主要是由于南朝鮮第8師倉皇撤退所造成的。
該師在敵人的一次夜間進攻面前徹底崩潰，緻使美第2師的翼側暴露無遺。
南朝鮮軍隊在中國軍隊打擊下損失慘重，往往對中共士兵懷有非常畏懼的心理，幾乎把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
所以，過了很長的時間才使南朝鮮軍隊樹立起抗擊敵軍夜間進攻的信心。
腳踏膠底鞋的中共士兵如果突然出現在南朝鮮軍隊陣地上，總是把許多南朝鮮士兵吓得頭也不回地飛快逃命。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十八日這個階段，美第2師在作戰中繼承了它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優良傳統。
在這三個星期中，打了許多硬仗，但是，哪一次也不如保爾·弗裡曼上校(現晉升為将軍)指揮的第23團戰鬥隊(配屬有勇敢的蒙克拉爾指揮的法國營)打得巧妙、英勇和頑強。
在中共部隊發動第四階段攻勢的整個過程中，第23團戰鬥隊一直在原州西北大約二十英裡處的雙洞—砥平裡地區作戰。
中共的五個師包圍了這支部隊，連續發起了攻擊，以圖突破防禦圈并消滅這支部隊。
第23團戰鬥隊粉碎了敵軍的全部進攻，使敵軍遭到極其重大的損失。
據報告，倒在第23團戰鬥隊陣地前的敵人屍體達兩千具之多。
在第l騎兵師的一支裝甲特遣部隊奪路進入防禦圈、中共部隊突然中止全部進攻行動之後，我立即乘直升機飛抵第23團戰鬥隊的陣地，看到了數百具尚未掩埋的敵軍屍體。
盡管仗打得非常激烈，而且敵人的決心顯然也很大，但是，我對這一仗必定打勝是毫不懷疑的。
無論是在地面上同前沿分隊呆在一起，還是在他們的上方飛行以更全面地觀察情況，都使我深信，他們肯定能夠堅持得祝一旦敵人的這次攻勢受到遏制，我的下一步計劃就是發動一次強大的有限目标進攻，以兩個師的兵力在漢城以東強渡漢江，旨在切斷敵人的補給線，并包圍在西部地區集結的敵部隊。
原先，我認為，收複漢城在軍事上沒有什麼價值，因為，我感到，背靠一條無法徒涉的河流我們無法進行有效的戰鬥。
但是，麥克阿瑟向我指出了重新使用金埔機場和仁川港的重要價值，認為這樣做可以加強我們的空中支援，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