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将軍被罷免了。
事情是這樣地突然，這樣地不可抗拒，而且，還這樣毫無必要地以粗魯的罷免方式來公然傷害将軍的自尊心，這在全國上下激起了一陣抗議的怒潮。
一位把一生都獻給祖國的偉大軍人政治家被匆匆解除了職務，這引起了一種深刻的意見分歧(誠然，這種分歧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使公衆難以認清問題的實質。
曾經有些極端分子，無疑今天還有這種人，他們硬說參加這場争論的雙方懷有極其邪惡的動機。
譬如，他們說，在政府的高級領導層中有一個簡直是賣國的“無須取勝”集切(不知怎麼與不久前叛逃到蘇聯的兩名英國外交機構的成員有聯系)。
另一方面，他們又指責麥克阿瑟成心要把我們卷入亞洲大陸的一場全面戰争之中。
我想，正如我們的大多數公民後來曆弄清的那樣，這兩種非難和中傷都是毫無根據的。
我們最高級的政府官員仍，不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他們的愛國和忠誠是不應受到絲毫懷疑的。
杜魯門政府并不是要迎合我們的敵人，隻不過是想避免一場世界性的浩劫。
麥克阿瑟也一直是反對在亞洲大陸動用美國地面部隊的。
真正的、根本的問題既不是杜魯門先生和麥克阿瑟将軍之間在擴大朝鮮戰争的看法上存在鴻溝，也不是這兩個人的強烈個性格格不入。
問題正如馬歇爾将軍在參議院某委員會的證詞中所指出的，無非是一位局部地區的戰區司令公開表示不贊同上級曾以最明确的語言一再向他傳達的方針罷了。
我本人對麥克阿瑟一直是深表敬佩的。
這是通過密切交往麗逐步産生的感情，這種感情可以追溯到麥克阿瑟在西點軍校擔任校長的那些日子。
當時，我負責體育課，直接向他彙報工作。
由于他對體育運動興趣甚濃，因而，那幾年我有幸常常見到他。
後來，直到我到朝鮮赴任之前，與他會面的次數就相當少了。
但是，我對他的情況一直很關心。
正因為如此，我才得以了解他那複雜性格中為一般人所認識不到的某些如下的毛玻他追求對自己的頌揚，這導緻他在某些場合公然要求或者接受那些本不屬于他的榮譽，或者推卸那些明明是他自己所犯錯誤的責任。
他愛出風頭，這常常使他在所屬地面部隊參加每次登陸作戰時和參加的重大進攻行動發起時伊然以現地實際指揮官的身份出現在公衆面前。
他熱衷于培養自己那種似乎天才人物所必須具備的孤獨精神，結果，他幾乎發展到與世隔絕的地步(在東京，他的辦公室連電話也沒有)。
這種與世隔絕使他得不到一個指揮官所必需的從自己主要部屬那裡得到的批評意見和客觀評價。
他個性倔強(這種個性的形成是由于他在遭到人們堅決反對的情況下曾成功地強行通過了許多出色的計劃)，這使他有時不顧一切所謂常理而堅持按自己的辦法行事。
對自己的判斷能力過于自信，這使他養成一種一貫正确的毛病，并且最後導緻他發展到幾乎不服從領導的地步。
我認為，其中一些毛病的産生應當歸咎于他那非凡的才能。
早在少年時代在得克薩斯軍校時，他的這些才能就已經使他在所參加的幾乎所有活動中顯露頭角。
他在西點學校時的學術造詣、體育運動水平和領導成就，他透過現象抓住問題本質的能力，他的膽略和魄力，他那樂于迅速、勇敢地追求明确目标的精神，所有這一切最後使得人們不願意否決他的看法，甚至不願意在他面前提出有力的反駁。
他那雄辯的口才以及闡述自己論據時那種生動的樣子，也往往能使反對意見煙消雲散，使本來懷疑他的那些人轉而懷疑他們自己。
他堪稱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所謂他成心想把我們卷進亞洲的一場全面戰争的說法，與他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
其實，他倒是一直認為，“沒有哪個神智正常的人”會主張把地面部隊派往大陸中國。
他一次又一次地大聲疾呼，反對在朝鮮以外的地方使用我們的地面部隊。
他一再鄭重其事地主張，用我們強大的海、空力量來封鎖共産黨中國，并且摧毀她“在一代人物時間内”進行武裝侵略的潛力。
政府領導人，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他們所進發出來的愛國熱忱并不亞于麥克阿瑟将軍。
然而，直到一九五一年參議院聽證會(此時，麥克阿瑟在離開祖國十餘年之後重返故土，在為期七周的對證中面對着自己的批評者和支持者)引起的大辯論中某些激烈争論的情況透露出來之後，真正的分歧點才普遍為世人所了解。
由于将軍與總統之間的分歧最後得到了解釋，因而大多數公衆對總統的批評便偃旗息鼓了。
但是，對于匆匆解除麥克阿瑟職務的做法普遍不滿的情緒卻依然存在着，而且很可能要一直存在下去(将軍本人直到報社記者告訴他才獲悉自己被解職一事)。
誠然，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都不想在亞洲進行一場地面戰争，但是，杜魯門及其顧問們卻根本不同意麥克網瑟封鎖和壓垮中國的方案。
坦率地說，麥克網瑟所尋求的是一場預防性的戰争，即不借冒使蘇聯卷人這場沖突并最終導緻蘇聯入侵歐洲的風險來摧毀中國發動戰争的潛力。
麥克阿瑟聲稱，鑒于我們已經與紅色中國處于戰争狀态，因而采取這一行動是完全正當的。
按照他的看法，歐洲已經丢失，現在隻不過是蘇聯人的一個工業後院罷了。
麥克阿瑟相信，世界未來的命運将在亞洲決定。
然而，麥克阿瑟在提出自己的理由時，卻把國家所面臨的抉擇描繪成是“勝利”與“僵持”之間的抉擇。
由于把這種抉擇說得那樣簡單，因而對一個愛國者來說應該作出那種抉擇似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事情。
這個由高手絞盡腦汁、極其巧妙地提出的“勝利”方針證明是難以反對的。
這一直是麥克阿瑟的口号。
“勝利，迅速而徹底地赢得勝利！”任何正在進行戰争的國家都會理所當然地把麥克阿瑟一九三一年提出的這個口号作為自己的目标。
二十年後，他老調未改，在對美國國會所作的演講中，他宣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勝利！”後來，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他在對西點軍校的畢業班發表演說時又重申：“你們的使命依然是固定不變的，明确的，神聖的。
那就是要打赢我們的戰争……要有取勝的決心，要切實認識到在戰争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代替勝利！”
這些話當然是每個在地面、海上和空中作戰的美國士兵的信念，也許找不到更好的戰鬥口号來激發美國人的滿腔熱血了。
它表達了“決死一戰”的精神。
這種精神曾經鼓舞着我們的軍隊經曆了八年的獨立戰争，征服西部地區的長期戰争，痛苦的國内戰争，以及他們所參加過的每一場其他的沖突和戰争。
按美國人的性格是不願打有限戰争的。
就象在拳擊場上一樣，他們所想的就是将對手狠狠地擊倒在地。
象取勝這樣閃閃發光的思想，哪個朝氣蓬勃的美國人會反對呢？反對這種思想就象支持邪惡、反對美德一樣荒唐。
可是，正如在朝鮮的步兵所了解的那樣，獲得一次“勝利”有時還需要另一次勝利來保障。
奪取一個高地之後，為了鞏固戰線或者防止敵人觀察，似乎總需要再拿下一個高地才行。
而當時在我們大多數公民心目中的所謂“勝利”，可能隻不過是打赢麥克阿瑟宏偉計劃中的初戰而已。
可是，麥克阿瑟所說的勝利不僅僅是指在朝鮮的勝利，即不僅僅要在朝鮮半島消滅全部敵軍并建立一個在民主政府領導之下的統一的國家。
他所想的就是要在全世界擊敗共産主義，給共産主義以“狠狠一擊，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這種打擊将标志着紅色浪潮曆史性的退落。
他的“方案”不僅包括向鴨綠江實施大規模進攻，而且還包括摧毀滿洲的空軍基地和工業體系，封鎖共産黨中國的海岸，破壞其工業中心。
為蔣入侵大陸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及把國民黨中國的部隊運往朝鮮以加強我們在那裡的地面力量。
他真的以為這些行動會打破共産黨對大陸的控制。
他深信中國的老百姓随時都歡迎蔣打回去，而且還自以為蘇聯不會介入他所設想的這種沖突。
但是，在向紅色中國發動這場預防性戰争的過程中，倘若蘇聯的幹涉威脅到這場戰争的勝利，則我認為，麥克阿瑟理所當然就會極力要求進而向蘇聯發動進攻(他認為，蘇聯實力日益增長，使時間對蘇聯有利)。
這隻不過是他的最終目的即以武力在全世界消滅共産主義必然會導緻的結果。
因此，如果實行他的計劃，就要承擔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巨大風險，西歐就會遭受蹂躏，緊接着，我們肯定會失去一些久經考驗的、最忠實的盟友。
還應當記住，在冒這些風險時，我們自己的國家将會處于毫無準備的可悲狀态，我們的總預備隊削減得隻剩下一個處于戰備狀态的陸軍師。
這就是麥克阿瑟高喊戰争時在其心目中的所謂“勝利”。
這是個需要全國做出巨大努力的、雄心勃勃、充滿風險的方案。
可是，這個方案并沒有立即為麥克阿瑟的上級所否決。
美國政府的最高領導層(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委員會、三軍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以及國會的領袖)仔細研究讨論了麥克阿瑟提出的每一個問題。
他們首先結合遠東戰區司令部組建的背景、職責以及亞洲的局部形勢對麥克阿瑟提出的每個問題進行了審查。
爾後，又根據全世界的形勢、美國當時的能力和局限性、西歐的防務狀況以及部分或全部采納麥克阿瑟的建議而突然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等情況進一步考慮了每個問題。
這些官員對麥克阿瑟的全部建議進行了嚴肅認真、深思熟慮和周密細緻的研究。
他們認為，我們的空軍不可能通過轟炸迫使紅色中國屈服。
我已提到過霍伊特·範登堡将軍的想法。
他認為，如果我們真要想摧毀滿洲的基地，我們“本錢很少的空軍”就會在戰争中受到極大的消耗和損失，以至于我們需要花費兩年的時間來重建這支空軍才能使其在地球上其他地點出現挑戰時能有效地應付之。
除此之外，範登堡将軍對于轟炸滿洲這種“一點一點地啄擊皮毛”的辦法毫無興趣。
因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換回來的隻不過是敵人軍事力量極輕微的損失。
五角大樓也根本不相信中國的工業基礎會象麥克阿瑟所想象的那樣能夠那麼快就被摧毀。
如果進行轟炸，無疑會使成千上萬的無辜遭到屠殺；如果使用原子彈，那麼犧牲者将會是數以百萬計。
除非我們炸毀橫貫西伯利亞的鐵路線，否則，共産黨中國還能照樣通過這條鐵路接受軍事補給，而蘇聯則絲毫不受觸動。
可是，炸毀西伯利亞鐵路需要采取持久作戰行動，這可能超出了我們的能力，而且，這樣做肯定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此外，杜魯門政府與參謀長聯席會議都清楚，任何攻擊滿洲基地甚至鴨綠江上的橋梁的行動，都将結束那個保證我們在南朝鮮和日本的基地不受侵犯并把戰争限制在朝鮮半島的心照不宣的協議。
至于封鎖中國沿海，這将構成一種戰争行動。
封鎖，隻有在确實奏效的情況下才能為各個中立國家所承認。
然而，除非将英國的直轄殖民地香港，以及大連港、旅順港都包括在封鎖之列，否則這一行動無法奏效。
如果我們果真封鎖這幾個港口，英國和蘇聯所作出的反應是不會讓我們輕松的。
在五角大樓看來，利用蔣軍入侵中國沒有成功的希望，除非他們能得到大規模的美國海、空軍支援以及後勤方面的支援。
這些支援，麥克阿瑟當然認為蔣軍是應該得到的。
可是，我們在這方面能夠抽出的力量已所剩無幾，而且，我們所擁有的這點力量如果用于朝鮮，可以發揮更有效的作用。
即使入侵大陸能迫使中國軍隊撤離朝鮮，從而減輕那裡的壓力，但蔣的地面部隊卻很可能遭受幾次挫折便大批倒戈，這種情況在他們最後與共産黨正面交鋒時就曾出現過。
五角大樓對蔣軍的作戰能力不抱什麼希望，麥克阿瑟本人不久前也說道對這些人的戰備程度缺乏信心。
他們的訓練水平很低。
我們必須首先向他們提供諸如火炮、裝甲車輛等全部重型武器，并且對他們進行使用這些武器的訓練，然後才敢将這些部隊投人戰鬥。
但是，從已經在戰場上作戰的部隊那裡抽調這類緊缺助武器裝備是不妥當的。
此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到李承娩堅決反對在他的國家使用中國軍隊。
因為，在他看來，—朝鮮還有人力沒有充分利用起來。
政府也不贊同麥克阿瑟的西歐不太重要的觀點。
西歐的工業技能、人力、技術、各類工廠、可迅速加以利用的原料、必不可少的空軍基地，尤其是西歐在血緣和文化方面與美國的密切聯系，所有這一切都使華盛頓感到必須是歐洲第一，亞洲第二。
一旦失去歐洲，形勢就會立即朝着有利于蘇聯的方向發生決定性的變化，北約組織就會解體，美國就會遭到孤立。
如果真的發生一場兩線作戰的戰争，我們是來不及進行準備的。
五角大樓對于在南面開辟第二戰場牽制中國力量的建議進行過長期而深入的考慮，但還是否決了這個方案。
對于英國和英聯邦其他諸國來說，使用蔣軍一案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把敵對行動擴大到福摩薩地區将大大加重我們在太平洋地區擔負的任務。
同時，我們為進行朝鮮戰争而一手撮合的、本來就勉強維系着的聯盟就會遭到一定程度的損害。
麥克阿瑟将軍與政府之間的另一個分歧是：是堅持我們在聯合國中的集體安全政策呢，還是單獨幹？很顯然，麥克阿瑟決心已定：如果我們的盟友不與我們站在一起共同對付共産黨中國和蘇聯，那麼，我們就應該自己挑起全付重擔。
然而，美國早就承諾了集體安全的義務。
盡管聯合國其他成員國實際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聯合國的旗幟下作戰能使我們在朝鮮的行動帶有道義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這在我們與自由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
在那些今天看來具有曆史意義的參議院聽證會進行期間，這些結論再次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這些結論的絕大多數(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領導人所說明和肯定。
這些人是：艾奇遜、馬歇爾、布萊德雷、謝爾曼、範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
這些人都進行了宣誓。
他們的證詞還被記錄在案。
他們受到了各種詢問。
最後，為了保密起見，證詞作了删節，爾後公布于衆。
這樣，否決麥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開事實。
所以，無論是誰，如果再認定這些官員以及總統、副總統求“勝”的願望不如批評他們的人強烈，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比這些人狹隘，為國家最高利益服務的決心不如這些人堅定，那就十分荒謬了。
可是，這些說法卻曾經被人以尖銳的公開批評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為攻擊政府的炮彈，當時，拒絕批準麥克網瑟的建議被扣上了姑息養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們巧妙地塞進我高級委員會的什麼“無須取勝”政策才導緻了政府拒絕麥克阿瑟提出的方案。
問題的實質在于，政府要堅持一項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對“勝利”一詞作出不同的解釋，根據對世界形勢比較全面的了解對事實情況采取不同的觀點。
很清楚，國家最高層的文職領導和軍事領導，由于眼界較寬，關于蘇聯原子武器的發展狀況有比較高級的情報來源，對于歐洲爆發全面戰争可能産生的後果有更全面的估計，因而，他們對于當時的現實情況和責任也就有一個清醒得多的認識。
在他們看來，即使能在朝鮮取得戰區司令所追求的那種“勝利”，我們也會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過于沉重的負擔。
他們認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麥克阿瑟的觀點是錯誤的。
這些看法正确與否，在當時都無法得到證明，今天亦無法證明。
向總統提出建議和忠告是他們的職責，因而他們這樣做了；作出決定是總統的職責，因此總統定下了決心。
政府的決定以及作出這些決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聯合國軍司令作了傳達。
此外，為使重點突出，含意明确，總統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親自緻函麥克阿瑟，對政府的決定做了說明，所有這些争論最終發展成為觀點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