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分歧。
然而，不管麥克阿瑟的洞察力多麼敏銳，他的信念卻是一部分建立在對于世界形勢缺乏了解的基礎上(無疑，對于完全在他視野之外的國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這個戰區司令本人對情報顯然作出了錯誤判斷的基礎上。
在參議院聽證會上，當就麥克阿瑟的整個方案進行辯論時，參議員林頓·約翰遜向麥克阿瑟将軍問道：“……設想我們采納了你的方案，中國人被趕回到鴨綠江對岸，但他們仍然拒絕簽訂一項條約和達成一項有關他們未來命運的協議，那麼，屆時你将采取何種對策？”
麥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
他隻是說，他認為那不過是一種荒誕不經的假設。
“他們退了回去，”約翰遜參議員追問道，“我們将采取何種行動？”
“我認為他們不可能繼續處于交戰狀态”，麥克阿瑟答道。
麥克阿瑟對于事物的判斷有時不僅僅憑主觀的想象，他還以對情報的錯誤分析為依據。
我認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島會議期間發生的事情可以證明這一點。
當時，杜魯門總統接見了他，同他私下讨論了朝鮮的形勢問題。
從那次會見的談話記錄來看，麥克阿瑟估計，即使中國人真的參戰，他們可望在朝鮮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過五、六萬人。
這意昧着聯合國軍可以享有二比一的優勢。
可是，事實上，中國人在十一月底發動攻勢時，估計兵力達到了三十萬人。
麥克阿瑟的這一錯誤判斷是導緻他發動“聖誕節回國”攻勢的一個原因，這次攻勢幾乎把我們引向災難的深淵。
麥克阿瑟并不總是堅信我們能夠把中國人趕出朝鮮的。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敵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線以南的大規模進攻已結束很久，我部隊還在醫治中國人新中攻勢所造成的刨傷，麥克阿瑟電告參謀長聯席會議，如果美國的決心中變(即：不派增援部隊，不對紅色中國實施海上封鎖，不許轟炸滿洲，以及不利用蔣軍反攻大陸)，那麼，按照他的意見，“如無極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則我軍應以作戰情況允許的速度盡快撤離朝鮮半島。
”隻是在聯合國軍恢複了元氣、信心和鬥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線之後，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間粉碎了中國人第五次鉗形攻勢之後，人們才重又聽到了要求取得徹底的決定性勝利的呼聲。
至于我本人，從來就不相信，如果俄國人不派兵介入戰争中國人能夠把我們趕出朝鮮。
而且，我和第8集團軍全體官兵一樣都深信，如果我們得到命令，我們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進到鴨綠江邊。
然而，發動這樣一次進攻所付出的代價将遠遠超過我們所能獲得的好處。
我們可能要遭受慘重的傷亡(我當時估計，傷亡人數可能會達到十萬之多)，因為我們要在朝鮮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與頑強抵抗的敵人進行激烈的戰鬥。
可是，我們所能得到的隻不過是若幹平方英裡的不毛之地，而且，在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區，今後若幹年内還會有大量遊擊隊活動。
随着我們自己的補給線拉長，敵人的補給線就會縮短。
他們最終就會以巨大的兵力，憑借寬闊的鴨綠江和圖們江與我們相抗衡。
我認為，隻是把敵人壓回去而不能殲滅其相當的兵力，實在是很不合算的做法。
戰役結束時，我們的戰線就會由一百一十英裡拉長到四百二十英裡，控制這條戰線的主要責任就會落在我們頭上，因為，這遠遠超出了南朝鮮軍隊的能力。
接着，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美國人民會贊成保持一支扼守這條戰線所必需的龐大軍隊嗎？他們能同意為進行滿洲之戰所付出的血的代價嗎？他們會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亞洲大陸這個無底深淵所進行的一場無休止的戰争嗎？我當時和現在都認為，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是一個“不”宇。
将軍與總統之間争執的另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打全面戰争還是打有限戰争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隻不過是把“勝利還是相持”的問題用更為明确的語言表達出來罷了，也就是我們是應該全力以赴、一勞永逸地擊退“紅色浪潮”呢，還是盡量适當克制我們的行動，把戰争限制在朝鮮境内？不過應當指出，對杜魯門政府進行派性攻擊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為首進行攻擊的那些人，并不贊同在亞洲或者歐洲進行一場全面的地面戰争。
相反，他們似乎隻是提供了一種早期的“美洲堡壘”理論的最新翻版：不要增加我們在德國的駐軍；停止進一步向歐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項建立在退出歐亞大陸基礎之上的全球政策(這是前總統赫伯特·胡佛的建議)；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國的利益(在麥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将這一戰略運用到了遠東地區)。
總之，應該建立一種美國強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力量的庇護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護，就象在英國強制下的兩個世紀的和平時期所做的那樣。
在麥克阿瑟被免除職務很久之後，這個方案才得以強行貫徹。
艾森豪威爾政府上台以後，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軍力量來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彈進行“大規模報複”相威脅，來維持現存的疆界。
此時，人們認為，我們再也不能向海外輸送大批地面部隊了，所以，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地位也就可以降低了。
财政部長說，我們的财力隻能支持我們打一種戰争，即中場大戰。
國防部長則很肯定地對我們說，如果爆發戰争，那一定是一場大戰。
最後，杜魯門—麥克阿瑟之争使當時人們尚未普遍認識的一個問題變得突出了，那就是在決定國家政策的問題上，文職政府是否擁有對于軍事當局的統帥權。
就我記憶所及，在朝鮮戰争之前，美國總統的權威受到現役軍官無論何種形式的挑戰的先例隻有那麼一次。
那就是在林肯執政期間，喬治·麥克萊倫将軍公然無視總司令的命令。
杜魯門先生本人在其《回憶錄》中專門提到了這件事情。
他寫道：“林肯常常直接向麥克萊倫(當時任整個聯邦軍的司令)下達命令，可是，這位将軍卻不予理睬。
全國有半數的人都知道麥克萊倫懷有政治野心，并且知道反對林肯的那些人企圖利用這種野心。
林肯是個寬宏大量的人。
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後，他終于被迫解除了聯邦軍最高司令的職務。
”（關于對麥克萊倫和麥克阿瑟的詳細評論見附錄1)将近一個世紀之後，曆史再次重演。
據杜魯門先生說，甚至在一九五O年以前，麥克阿瑟就不尊重總統的權威。
起初，他還有所收斂，後來便越來越放肆了。
最後，他即使沒有故意蔑視上級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對這些命令明顯表現出漫不經心的态度。
杜魯門先生把麥克阿瑟的行動歸納為“違抗命令”。
其他的人則使用了一些比較文雅的字眼，從“蔑視”到“公開反抗”等等無所不有。
就象國際舞台上古往今來的一些其他偉大人物一樣，麥克阿瑟似乎常常以為，他那天生的、常常為其軍事成就所證明的才華，使他的判斷能力遠在他所有的同級乃至上級之上。
可是，事情的關鍵并不在于是軍事領導人還是政治領導人的判斷能力更高一籌，而在于以總統為代表的文職政府和以戰區司令為代表的軍事當局哪一個有權決定美國應當采取何種行動。
在作出決定之前，麥克阿瑟當然有權也有責任就某個預案是否正确發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他個人的建議。
但是，在總統的決定向他宣布之後再與總統争辯，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權，也不是他的職責所能允許的了。
在政治派别自私狹隘的偏見表現最烈的時刻，在為一九五O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敗感到羞恥和灰心的時刻，相當一部分美國公衆似乎忘卻了這些基本常識。
這些就是朝鮮戰争期間美國舞台上的兩位重要人物争論的主要問題，而政府當局與軍事當局究竟誰領導誰的問題是這次戰争引起的最為敏感的問題。
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應該出現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涉及的原則就象我們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則一樣，是早巳存在、牢固确立了的。
如果隻是這麼一條原則而沒有那些有意無意地纏繞着它的虛構的問題和瑣事，那麼，我相信，大多數美國人本來會毫不猶豫地支持總統的。
可是，這場争論與其他令人傷腦筋的問題糾纏得太深了，那些問題又沒有一個能完全為人們所理解。
其中一個存在很久的問題是我們的中國政策問題。
其他的問題則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問題；有限戰争的最新思想問題；以及在符合聯合國憲章所規定的義務助前提下對主權的含義作必要修改的問題等等。
可是，根本的問題仍然是：杜魯門總統或麥克阿瑟将軍究竟誰有權來決定我們對外政策中的重大問題？正如馬歇爾将軍在參議院對此事作證時所表明的那樣：“這個問題是由于司令的地位與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
作為司令官，其使命僅限于在一個特定的地區内對材一個特定的敵人；而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國防部長和總統，則要對美國的整個安全負……并且必須處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區的利益和目标與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所有利益和目标這兩者之間的利害關系。
”
“在我們的軍事史上，這種分歧并不新奇，”馬歇爾将軍接着說，“要說有什麼新奇的并使我們必須罷免麥克阿瑟将軍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區的戰區司令公開地對美國的對外政策表示不滿和反對，這種情況确實是前所未有的。
(他)……發展到與美國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還應當允許他繼續行使一個戰區指揮官通常所擁有的那種作出決定的權力都成了很大的問題”。
可是，我認為，下述情況對國家來說還是值得慶幸的，那就是問題畢竟暴露出來，而且，選舉産生的政府首腦完全由于他個人内在的恢弘氣魄和高度勇氣而不是由于來自政界或軍界的任何壓力，對問題進行了斷然處置。
總統的決定可以說是一項有力的預防措施，能夠防止再度出現這樣的情況，即在今後某個重大的危急關頭，其他人也會躍躍欲試，企圖向憲法賦予總統及其顧問們的制定對外政策的權力挑戰。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通知麥克阿瑟：國務院正在拟制一份總統聲明，大意是，聯合國準備讨論解決朝鮮問題的條件。
三月二十四日，這項聲明即将最後定稿。
聲明将表明，我們願意在撤回到戰前分界線的基礎上解決問題。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這一天，麥克阿瑟将軍擅自發表的一項聲明拆了總統的台，激怒了我們的盟友，而且使中國人處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請進行談判就會大丢其醜的難堪境地。
了解實情的人都不會天真到認為：麥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聲明可能會造成何種後果，也沒有任何公開反對總統的企圖。
三個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魯門總統向全體官員，包括麥克阿瑟将軍在内下達了一項專門指示，禁止發表有關國家對外政策的任何公開聲明。
但是，專門下達這項指示實際上是多此一舉。
根據我國憲法，制定對外政策向來就不是軍人份内的事情。
那是由選舉産生的官員所特有的、專門的和正當的職責，這個規定不會因為有誰評論現行政策“正确”與“否”而受到影響。
隻有在專制制度下，一個軍事領導人才能獨斷專行，由他一個人決定在與其他主權國家交往時本國應采取何種方針。
麥克阿瑟的一句話就打亂了國務院發表聲明的計劃。
因為，麥克阿瑟說：“因此，敵人現在一定已痛切地認識到：聯合國如果決定改變其把戰争限制在朝鮮地區的容忍态度，而把軍事行動擴大到中國沿海地區和内陸基地，肯定會使赤色中國在軍事上面臨迅速崩潰的危險。
”這句話如此明顯地主張徹底改變聯合國的方針，以至于無論是誰，如果借口說這僅僅是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表達了一種想接受别人投降的願望，那都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即便是要求對方投降(麥克阿瑟的話中包含了這個内容)，也會給人以聯合國的立場突然變得強硬起來的感覺，而且還會使我們丢醜，那就是我們當時根本沒有力量對中國施加壓力。
這就是軍界與政界之間攤牌的背景。
攤牌的時刻立即就到來了。
結局是不言而喻的，就象在每個民主國家總會出現的那樣。
行政當局享有最高權力面且必須享有這種權力。
此外，這也是關于朝鮮問題的兩種思潮之間醞釀已久的一次攤牌。
一派堅決主張争勸徹底的勝利”；具有同樣真摯感情和愛國熱忱的另一派則堅決主張停戰，以便赢得時間來擴充我們的實力并加強盟國的力量。
這次攤牌并沒有終止那場主張停火的人們與擁護“軍事勝利”的人們之間進行的、人所共知的所謂“大辯論”。
問題本身随着麥克阿瑟的職務被撤銷而得到解決。
但是，辯論仍在繼續，這主要是因為南朝鮮總統李承晚堅決反對進行任何談判，并常常大肆宣傳這一立場。
他的以武力實現朝鮮統一的強烈主張，大大增加了雙方在進行曠日持久的停火談判時我國政府遇到的困難，而且，也使我感到大傷腦筋。
可是，我在内心對這位勇敢的老者還是敬佩和同情的。
他對自己所憎恨的共産主義從不妥協，他對自己的人民極其偏愛，他在追求無法實現的目标時總是楔而不舍，但是，真正能夠使他為之所動的卻隻有他那對自己國家的深沉的愛。
正是為了自己國家的事業，他多年流亡在外，并且一踏上自己的國土就貢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
考慮到他的自我犧牲精神以及内心燃燒着的熾熱感情，我認為他采取現在這種堅決反對談判的做法是必然的。
可是，我們這些必須處理軍事上實際事務的人往往感到他礙手礙腳。
他一再堅持說，朝鮮有巨大的人力資源，隻要我們向他們提供武器，他們就能為我們作戰。
可是，我們十分清楚在中國人發動的每次攻勢中某些南朝鮮軍隊逃跑時究竟丢棄了多少萬美元的武器裝備。
李還堅持說，他之所以将自己的部隊投入了戰鬥，是因為考慮到聯合國全力承擔了“統一朝鮮并嚴懲共産黨侵略者”的義務。
他說，他永遠也不會同意葬送統一大業的停戰協定條款，因為，這些條款意味着“朝鮮民族的滅亡”。
由于聯合國為防止朝鮮戰争發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已決心停戰，李最終作出了讓步。
但是，我相信，這位不屈不撓的愛國老人決沒有真的放棄他所夢寐以求的目标。
然而，在談判過程中以及在談判開始之前，他的不妥協的态度，他那些美國的支持者們起勁發出的叫嚷，有時甚至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發出的叫嚷，卻給我們的談判增添了許多障礙，使我們許多人私下都希望他能遠遠地走開。
聯合國從未承擔以武力統一朝鮮的義務。
隻是在仁川登陸之後第一次出現樂觀情緒的高xdx潮時，人們才對為全殲敵軍而越過三八線作戰的問題多少作了點認真的考慮。
中國人一加入戰争，聯合國軍實際上幾乎再沒有認真研究過向鴨綠江發動新攻勢助問題。
當第8集團軍再次開始向北推進時，我們的目的不過是完成指定的任務，“擊退敵人的侵略行動，在朝鮮恢複國際和平”，這基本上就是恢複戰前的态勢，維持一種必然要出現的對峙局面。
就在麥克阿瑟被撤職的前幾天，情況似乎已經表明，戰場不久将出現相持局面。
我們的攻勢還在向前發展。
但是，我閃所計劃的全部進攻行動都是目标有限的行動，進攻的目标經過精心的選擇，通過的地形預先進行過充分的研究，而且，每次進攻都十分小心謹慎，注意防止因積極性過高而不顧後果地實施追擊，以緻造成不應有的甚至是慘重的損失。
我們已經運用了全部現在兵力，除非我們能得到強大的增援，或者受命向鴨綠江——圖們江—線推進(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出現)，否則，我們打算繼續按目前的方式打下去。
我把自己的打算向麥克阿瑟作了，彙報，他亦表示贊同。
敵人似乎仍處于防禦态勢，但我還是提醒各軍軍長，敵軍在部署上既适于防禦，又适于進攻，他們能夠随時發起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