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勢。
這時，我已接到在東京任職的新任命，詹姆士·範弗裡特中将則正在去第8集團軍赴任的途中。
出奇的新聞往往是以最平淡的方式傳播出來的，我突然晉升為聯合國軍總司令的新聞也是這樣傳到我耳中的。
事實上，在這條新聞傳到我這裡時，我并沒有意識到它的含意，因為，這個消息是一位戰地記者以提問的方式傳出來的。
我已無法想起這位記者的姓名，可是，我記得他提出的問題是：我是否應該接受他的祝賀。
這個問題，我并不明白其中的含意，除非我當時已經知道麥克阿瑟将軍被兔去了職務，并且知道我已被選定接替他的職務。
我隻是回過頭去盯着那位記者，開誠布公地告訴他我不懂他談的是什麼意思。
當時，我正陪同陸軍部長費蘭克·佩斯視察前線，領他參觀第936野戰炮兵營(原為國民警衛隊的一支部隊，來自他的家鄉阿肯色州)和其他一些單位。
我當時所關心的主要是這次參觀，而不是什麼神秘問題的隐晦含意。
第936野炮營是一個155毫米榴炮營，剛剛通過了最後的訓練考核，被批準投入戰争。
當時，他們受領了一項射擊任務。
營長和各連連長邀請佩斯部長牽動技火繩，發射首發炮彈。
一些士兵在這發炮彈上用粉筆畫上猥亵的東西表示對彈着地區中國人的“問候”。
部長立即欣然接受了邀請，發射了首發炮彈，然後很得意地退到一邊等候射擊結果。
這時，陪同部長的兩位軍官(都是我的老朋友)埃德。
赫爾中将和特德·布魯克斯中将決定嘲弄他一下。
“您難到沒有想到，”他們一本正經地對他說，“作為一名文職的非戰鬥人員您是不應該開炮的嗎？這下子，您如果落到中國人手中，那就完了！”
一絲驚楞的表情在部長那張平時相當平和的臉上大約隻停留了半秒鐘的時間便一掠而過。
我們都忍不住縱聲大笑起來，他也跟着笑了起來。
接着我們繼續去參觀其他單位。
幾小時之後，當我了解到那位記者向我提出的那個我曾覺得很荒謬的問題的真實含意時，又輪到我感到驚訝了。
我接到命令，讓我去東京赴任，接替那個一直是我上級的人的職務。
我最後一次會見麥克阿瑟是四月十二日，在東京的美國大使館圖書館裡。
這是一次我不願提起的會見。
在我以前撰寫的一本書中，我曾對這次會見作過詳細說明(見附錄2)。
這裡，我隻想強調一件事，這件事當時繪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就是麥克阿瑟顯然不存在怨恨或不滿的情緒。
他象往常一樣鎮靜和彬彬有禮，而且，我認為，他在接受這項決定時似乎表現出較高的涵養，大多數人處在同樣情況下也許做不到這一點。
不用說，正如我當時記錄的那樣，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看來絲毫沒有減退。
我之所以說“最後一次會見”麥克阿瑟，是因為這是我與他的最後一次正式談話。
其實，我在機場還見過他一面，為他舉行了一次簡樸的告别儀式。
他握着我的手，誠心誠意地說：“我希望你在離别東京時能當上陸軍參謀長。
如果允許我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我本來也是會選上你的。
”這句充滿真情實意的簡短的話語，體現了這位偉大軍人政治家極其寬闊的胸懷。
這句話對我來說是意味深長的，它證明了早在四個月之前當我就要離開麥克阿瑟的辦公室去接管第8集團軍時他對我表示的信任。
就在不久以前，當聯合國軍再度向三八線挺進時，他曾再次表示過這種信任。
當時，他對我說：“你已經做到了人們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
［十三年之後，由于公布了一則麥克阿瑟将軍于一九五四年一月會見普利策獎金獲得者吉姆·盧卡斯的報道，出現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問題。
據盧卡斯先生說，在這次會見中(會見記錄一直到麥克阿瑟将軍去世之後才得以公開)，麥克阿瑟将軍把我列在其待選的野戰指揮官名單末尾。
考慮到麥克阿瑟将軍在朝鮮對我談過的全部情況，以及他後來在華盛頓對參議員哈裡·凱恩的談話(内容如下)，這則報道使我迷惑不解，我無法對此作出滿意的解答。
參議員凱恩：“在我看來，應該提一提陸軍上将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對李奇微将軍極其敬重的态度。
在答複我最近的一次詢問時，麥克阿瑟将軍說：‘在那位非凡的軍人沃克将軍死後，是我提議并挑選李奇微将軍擔任第8集團軍司令的。
我認識李奇微将軍已有三十年之久。
我認為，在遠東地區大概找不出比李奇微将軍更為合适的人選取了。
我對他極其敬佩不僅因為他是一個優秀的軍人，而且還因為他是位很有修養的人和我所認識的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人他們間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誠能超過李奇微将軍與我之間的這種關系。
’”(摘自《國會記錄》——美利堅合衆國——第82屆國會第一次會議的程序與辯論。
第97卷，華盛頓，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号)對于麥克阿瑟回答參議員凱恩時所說的上面的最後一句話，我深表贊同。
——作者］我是與弗蘭克，佩斯一道乘其“星座号”飛機到的東京。
當晚，他又将飛機借給我返回朝鮮，因為他的飛機比我那架老式的B—17飛機快得多。
這次飛行幾乎葬送了我的性命。
駕駛員是一個不熟悉朝鮮機場的人。
淩晨一時，他把我們降落在一個供輕型飛機起降的簡易機場上，錯把這個機場當成了指示他降落的K—2機常不知道是由于罕見的好運道還是上天有眼，駕駛員躲過了一座他根本沒有發現的山頭，這座山頭矗立在機場的一側，隻差幾碼就碰上了我們的翼尖。
接着，駕駛員突然發覺自己正傾側着在一條至多可供C—4F運輸機作臨時着陸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緊急制動措施，以防止飛機一頭紮在稻田裡。
飛機向左歪斜着停了下來。
可是，飛機地勤組組長那些最好的瓷器卻全部摔得粉碎，飛機的四隻輪胎也爆裂了。
這意昧着，在從數百英裡之外弄到新輪胎并運到朝鮮之前，弗蘭克·佩斯隻好不乘自己的專機辦事了。
在我臨起飛之前，弗蘭克·佩斯曾很親切地對我說了些贊譽的話，這次事故則加深了我對這些話的記憶。
他說：“馬特，你使這支軍隊不僅在軍事上創造了奇迹，而且在土氣上也創造了奇迹。
”而現在，在僥幸繞過機場邊上的山峰、在這條小得可憐的跑道上令人膽戰心驚地着陸幾分鐘之後，我想，我們的駕駛員又創造了一個機械上的奇迹，使我們大家都得以安然無恙地在這裡着陸。
我們在戰場上的下一步行動是“無畏作戰”行動，即穿過“猶他線”繼續向“懷俄明線”實施進攻。
我們十分清楚敵軍在其後方地域尤其在鐵三角地區的集結情況。
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讨論的幾個可供選擇的方案中，我們加進了一個向“堪薩斯線”撤退的方案。
幾天的壞天氣就會使許多道路變得無法通行，并使我空中支援受到影響，這樣，就有可能使我們被迫停止進攻，而且，如果敵軍實施抵抗的兵力十分強大，我們甚至還需要将部隊撤回到适當的位置上。
我通知諸位軍長，隻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應當按照事先規定的多道調整線進行撤退。
不應采取消極防禦，而應采取旨在給敵人以最大限度殺傷的機動的、積極的防禦。
然而，在這些行動開始之前，我已經将第8集團軍的指揮權移交給範弗裡特将軍，我則飛往東京去接受新的職務了。
但是，出于對老上級的禮貌我堅持不住在麥克阿瑟所在的總部。
直到他最後離開了東京，我才住進帝國飯店。
我在那裡安頓下來八天之後，中共軍隊發起了他們第五階段的鉗形攻勢，企圖最後一次竭盡全力将我們趕人大海。
這是一次以強大的兵力發動的進攻。
其實，如果中國人早先能誘使我們任何一支為數可觀的部隊實施無計劃的追擊，他們本來也許會使我們遭到重大損失。
然而，實際情況是，除某些南朝鮮軍隊迅速潰散并丢棄大批裝備和大片土地外，我們的部隊很出色地進行了防禦———我早就相信他們能夠做到這一點。
由于一個南朝鮮師的潰敗，其他聯合國軍部隊的翼側便很危險地暴露在敵人面前，從而使這些部隊也被迫放棄了陣地。
這件事還迫使我于四月二十六月從我的參謀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賴的軍官保羅·史密斯中校(現為少将)向範弗裡特将軍轉達了一項建議，即請範弗裡特派一位将軍去見莫西奧大使，催促他在除摩爾特将軍之外無其他人在場的情況下向李總統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問題是保證其軍隊能有得力的領導。
這一點李根本就沒有做到。
所以，我想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從他的國防部長起，各級指揮官都存在着領導不力的嚴重問題，南朝鮮大部隊在戰鬥中一再失利便證明了這一點。
我覺得應該讓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軍隊中建立起有力的領導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論裝備更多的南朝鮮部隊的問題。
他們已經毫無道理地丢棄了許許多多十分緊缺的重要裝備。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過卻沒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繼續向我們施加壓力(其中有些壓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過美國報刊施加的)，要求武裝“朝鮮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經驗的人員”。
他堅持說，他們始終都擁有這種巨大的人力資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這隻不過是我當時遇到的一個很小的問題。
而且，如前所述，我實在不忍心抱怨這位老鬥士為建立一支由自由戰士組成的士氣高昂、勇于獻身的典型軍隊而作出的種種努力。
他希望，這支軍隊會一心期待着他發出将入侵者趕出朝鮮最後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職務之後，萦繞在我腦際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處理好我本人與範弗裡特将軍以及戰場上其他軍長們的關系。
我無意象麥克阿瑟在我指揮第8集團軍之前所做的那樣大權獨攬。
而且，對于一位遠離戰場的指揮官來說，在有他自己所信賴的能幹的下屬指揮官在現地指揮的情況下還企圖抓住作戰指揮權不放，我從不認為是正确的。
相反，我決計要采取在歐洲戰場司空見慣的辦法實施指揮，即我将根據集團軍司令範弗裡特将軍的聲望和出色才幹給他以适當的行動自由，與此同時，對他的主要作戰方案我仍然保留批準權與否決權。
在分析這些作戰方案時，我打算每次不僅要親自與集團軍司令本人商讨，而且還要親自分别與第8集團軍的各個軍長、師長進行商讨，這些人我都很熟悉。
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體負責實行這些計劃的軍官一樣，切實了解和熟悉有關情況。
親自了解到這些人的看法，同時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關情況，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決心——對于這種決心，我作為戰區司令是要由個人承擔全部責任的。
在定下決心的過程中，我總是牢記杜魯門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我傳達的帶政策性的明确決定，其中最緊要的一項決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擴大戰争規模并進而導緻一場世界大戰的行動。
範弗裡特将軍、駐遠東海軍司令喬伊海軍中将和駐遠東空軍司令斯特拉特邁耶将軍都接到了關于這一基本指導原則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贊同這一原則。
在接到華盛頓的有關最新任務和方針的扼要說明之前，為與上述帶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持一緻，我對第8集團軍和南朝鮮軍隊的進攻行動采取了适當的限制。
我專門指示範弗裡特将軍，事先未經總部批準不得在“懷俄明線”以外地區采取大規模作戰行動。
同時，我希望，第8集團軍司令在“猶他線”以外地區采取任何進攻行動時都要提前向我報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錯誤。
在任何情況下，我在作戰指揮上(或者說，在任何戰場的指揮上)的一個基本原則都是：指揮官要沉着鎮定，要努力運用軍事學術的基本原則，要力争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領的任務。
我不想采取麥克阿瑟将軍那套辦法。
麥克阿瑟誠然有其獨斷專行的一面，但其軍事上的經驗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軍官都要豐富得多。
他曾經否決過來自下級指揮官和主要參謀軍官幾乎是一緻的強烈反對意見，結果取得了一次輝煌的勝利。
所以，他後來相信自己的判斷遠遠超過對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揮官的信任，這也就毫不足怪了。
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鮮戰争最初六個月内，他對自己所屬的兩名地面部隊指揮員中的一名實際上本來就缺乏信心。
因此，他自然會認為，應該對所屬指揮宮嚴加約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戰行動的決心，而僅僅給下級以執行具體任務的處置權。
可是，我對有勇有謀的野戰指揮官範弗裡特将軍是完全信賴的。
此外，我始終認為，對于下級野戰指揮官提出的看法必須十分認真地加以考慮。
即便如此，我還是不得不處理那個任何部門的最高長官，無論文職的還是軍職的，都會常常遇到的很難掌握分寸的問題，即正确處理以下兩者的關系—一方面，要給下級指揮官以足夠的行動自由，以便其執行比較原則的上級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對整個工作的成敗負有最終責任的領導人那樣，對下級的行動進行适當的監督。
我在東京任職的整個期間，一直力求處理好這種關系。
當時有兩項亟待完成的任務。
一項是全面掌握和領會我在華盛頓的上級賦予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衛日本。
這意味着我必須立即重新審查目前的計劃，并使之适合于對付蘇聯可能發動的(雖則可能性不大)進攻。
另一項是在我的職權範圍之内采取一切切實可行的措施，貫徹杜魯門總統堅定而明确地指出的方針，即防止将朝鮮戰争擴大成為一場全面戰争。
為完成這兩項任務，我認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對前幾個月由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的或者說由總統和國務卿發表的政策派生出來的許多指示作一扼要說明。
除了在遭受進攻的情況下保衛日本這一任務之外(這是由我國政府一方賦予我的任務)，我作為在朝鮮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還負有其他一些任務。
這些任務是：維護聯合國軍的完整；繼續在朝鮮打下去(我認為，隻要勝利的可能性較大，我們就會打下去)；繼續封鎖朝鮮的整個海岸線；穩定朝鮮局勢，如被迫放棄朝鮮，則撤往日本。
還有其他一些任務仍然列在我們的計劃之中，但由于聯合國軍地面部隊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采取了後退行動，這些任務已毫無意義。
此外，還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須就範弗裡特将軍今後作戰時行動自由的限度問題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
要做好這兩件事情，又得同時采取兩個行觀。
第一個行動是，在起草出措詞嚴謹的指示信之前，要對第8集團軍和南朝鮮軍隊的進攻加以适當限制(這些指示信不僅要送給範弗裡特将軍，而且還要送給喬伊将軍和斯特拉特邁耶将軍。
這些信件将扼要而明确地規定我們的各項目标和方針)。
我立刻采取了這一行動，重申了範弗裡特到達的當天我曾下達過的口頭指示，并補充了這樣一條規定：“我希望，未經本司令部批準，不得在‘懷俄明線’(臨津江與漢江彙合處——鐵原——華川水庫——大浦裡)以外地區采取大規模作戰行動。
如你認為局勢有利，則你在猶他線’(離‘懷俄明線’有相當一段距離)以外地區發動進攻之前，務請預先向我報告。
”
針對兩件事情須采取的第二個行動是草拟指示信。
盡管在接到來自華盛頓的有關當前任務和方針的扼要指示之前這些信件也許無法最後定稿，但我還是指示立即着手指示信的起草工作。
在此期間，我還與三位司令進行了坦率的交談。
當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下達這些信件時，各位司令對信件内容都早已表示了自已完全贊同的态度。
随指示信還附有一份備忘錄。
這樣做的目的，我解釋說，是為了提供某些與指示信密切相關的指導原則，這些原則本身就是同指示信一樣極為重要的指示。
下面是備忘錄和給範弗裡特将軍的指示信的摘錄。
在附錄3和附錄4中，刊載了給喬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