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需随便說出個日子就行，就說是雙方已經商定了的。
金尼真的這樣做了，張果然接受了這個日期。
于是，聯絡官之間的談判又繼續進行下去。
實際上，級别較低的這一級人員在談判中似乎要現實得多。
顯然，共産黨的校級軍官們認為，他們沒有必要處處都為了“記錄在案”而發言，也沒有必要為了本國新聞部門的需要而在發言中恣意辱罵對方。
因此，他們這一級的會談總是更為實際、更為現實一些。
可惜，這種作風一點也沒有傳到上面。
共産黨談判代表們的個性、特點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極大興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大都從未與共産黨領導人面對面地打過交道。
共産黨代表突出的一點是幾乎毫無幽默感。
他們的臉上不露一絲笑容，隻是當他們在争論中占了便宜時有時才會發出幾聲輕蔑的冷笑。
很明顯，沒有哪個共産黨談判代表敢于放聲大笑。
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國軍官坐的椅子被壓垮了，人摔倒在地闆上，這些共産黨的代表們也末敢大聲笑出來。
這就是說，在共産黨的領導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鮮人之中，沒有歡聲笑語。
他們顯然決心要比克裡姆林宮的共産黨更加共産黨化。
但是，中國的聯絡官柴上校卻常常難以抑制自己的笑聲。
當美國軍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時，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來。
表現得最有自制力的人無疑是北朝鮮的李相朝将軍，他那鐵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級軍官看得入神。
一天，幾隻蒼蠅落到了李的臉上，其中有一隻爬過了他的眉間，爾後繼續順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臉上的肌肉紋絲不動，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無反應。
“他到底想顯示什麼呀？”我們的軍官相互問道。
李也許象與我們的祖輩打過仗的印第安人一樣，是想向白種人顯示他的鐵石心腸和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決心。
不過，現今這個時代的西方人已經變得非常老練，再也不會為之所動了。
十月十日，敵人終于對我恢複談判的提議作出了響應。
其時，我們在全線所有戰略地區取得了奪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勝利。
我相信，我們的勝利促使敵人認識到，他們一時無法将我們推回原地，最好還是準備坐下來解決問題。
可是，敵人在談判桌上卻一如既往，還是那樣地毫不讓步，他們顯然指望通過談判得到在戰場上未能得到的東西。
談判幾乎剛一恢複就被聯合國軍飛機對扳門店的一次空襲破壞了。
這一次不是編造的空襲，而确實是一次誤炸事件。
為此，我們承擔了責任并表示了歉意。
然而，這事件還是使談判中斷了兩周之久，從而進一步增添了我們的困難。
我們謀求的協定是個相當簡單的協定：停火；粗略地沿當前戰線建立一條橫跨整個朝鮮半島的緩沖地帶；簽署一項協議，規定各方隻能停留在緩沖地帶已方一側，并且不得進入距對方海岸三英裡以内的地區；停止向朝鮮境内調入軍隊與軍用物資，不得增加現有部隊數量；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負責監督停火，該委員會不一定非要歸聯合國領導。
可是，赤色代表對和解或談判不感興趣。
他們是想在宣傳上撈到好處。
而我們也許并未估計到，那些在我們看來明顯是捏造的、欺騙性的東西，在亞洲人眼裡卻可能完全成為另一回事情。
我認為：赤色分子還相信，通過使我們失去耐心，通過煽動，尤其是在戰俘中進行煽動，他們可以為談判桌上的宣傳提供炮彈，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他們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談判之初，我就提醒過在耐性上已經受到過嚴峻考驗的海軍上将喬伊，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氣禮貌的語言看作是讓步的表現，看作是對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現。
我要求喬伊在與赤色分子打交道時也要象他們一樣采取強硬的措辭。
從那以後，他在談判桌上壓倒了說話态度強硬的共産黨人，并且未讓對方抓住一點可供宣傳的把柄。
談判之初，如同當時人們可能預料到的那樣，令人棘手的主要問題是如何來劃分停火線。
共産黨代表堅持以三八線為界，而我們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則堅持停火線更應符合當前的實際軍事控制線。
我們準備放棄臨津江以北、禮成江以西地區。
該地區無法防守，位于三八線以南。
但是在其他地區，我們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戰線的位置建立緩沖區。
如果把我們的部隊撤至三八線，并且沿着這條根本無法防守的線來部署兵力，那将無異于投降。
看來，唯有根據當前的戰線劃分停火線才比較現實。
我們還認為，應在一定程度上加強我海、空軍方面的優勢，這種優勢，隻有在實現停火和撤軍的情況下才可予以放棄。
當談判還在沒完沒了地拖延時，赤色軍隊采取了一些行動，企圖把我們推向三八線，從而使他們提出的停火線較實際軍事控制線稍微接近一些。
可是，到了這個時候，我們的防禦體系已經十分堅固，敵人已無法突破。
後來，在談判雙方仍在舉行會晤期間雖發生過幾次這場戰争中極其慘酷的戰鬥，但我在東京任職的最後這段時間，戰線位置并未發生重大改變。
當然，當時仍然有人強烈要求我們再次向鴨綠江挺進，将侵略者全部從朝鮮趕出去，不過，範弗裡特不在此列。
對當時軍事上的實際情況有着清醒認識的人，沒有誰會相信憑我們手中的這點有限的兵力能夠赢得什麼全面勝利。
後來接替我擔任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的馬克·克拉克将軍，在停戰協定簽字一年多之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我們從未得到過足夠的兵力；而敵人卻擁有足夠的兵力，不僅能阻止我們的進攻，而且能成功地實施小規模出擊，并保持由此所赢得的勝利。
要徹底戰勝敵人，就要有更多受過訓練的作戰師和能夠提供支援的海、空軍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傷亡，就要打破我們自己規定的不得進攻鴨綠江以北敵人庇護所的禁令”。
也許還可以這樣說：一旦打破這道禁令，就會置日本于敵人攻擊的威脅之下；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就會立即使戰争的規模明顯擴大。
沒有哪個肩負重任的美國領導人在當時能夠使美國公衆贊同這種做法。
我在遠東司令部任職的最後一個時期，大部分時間所關心的主要是與共産黨方面的談判。
這些談判單調乏味，羅嗦重複，氣氛沉悶，令人生厭和惱火。
所以，我很快便對早日結束這場互相殘殺的戰争喪失了信心。
設在漢山(臨津江畔距闆門店僅十四英裡的一個小村莊)郊外一個蘋果園内的基地兵營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設施。
那裡有一個—排球場，一個棒球場，幾個擲蹄鐵遊戲場，甚至還有一個飛靶射擊常有一頂演電影的帳篷，一所社交俱樂部，還有幾所分别供士兵、初級軍官和高級軍官用膳的食堂。
新添了一個直升機簡易機場和一頂供會議使用的帳篷。
新聞記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裡之外鐵路側線上的“新聞列車”上。
有時，人們覺得，這些設施大概會長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戰俘騷亂(後來成為整個戰争中除作戰問題外最使人頭痛的問題之一)與停戰談判有着緊密的聯系。
這個問題有一度險些毀掉了整個談判。
現在有确鑿的證據證明，這是共産黨蓄意策劃的一個長遠陰謀的組成部分，旨在向亞洲人民表明美國是殘暴的壓迫者，而隻有中國的力量能與之抗衡。
因為發生這些騷亂時正值我在東京的任職行将期滿，所以，我深感需要盡快解決這些問題，以免将問題全部推給我的繼任者克拉克将軍。
但是，這些問題難以很快得到解決。
戰俘騷亂事件既不是自發産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中國與北朝鮮的最高統帥部制定的一項陰險毒辣的計劃中可憎的組成部分。
這項計劃旨在利用戰俘問題對我方談判代表施加壓力并達到重要的宣傳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