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内許多公民已開始認為：我們的鮮血和生命正白白地犧牲在戰場上，而我們死硬的談判人員卻非要想在談判桌上撈到什麼便宜。
但是，談判桌上的鬥争正是戰場上作戰的繼續。
無論最終達成何種協議，這種協議都必然會是軍事上實際情況的反映。
再者，盡我們之所能抗擊敵人的一切進攻行動，以阻止其進一步将戰線向南報移，這本來就是士兵們的艱苦任務。
談判确實是件耗費精力的事情。
在談判桌上，人們不斷重複已經說過的觀點，象演說家似地玩弄華麗的詞藻，令人讨厭地謾罵與攻擊，有時簡直讓人甯願回到戰場上去作戰。
但是，我還是決心除證明我們的堅定立場之外，還證明我們的談判誠意。
我打定主意，在談判中決不失掉耐心或自制，同時，也決不屈服于敵人停止談判的恐吓或威脅。
關于談判本身的情況人們已多次作過說明，并且談得也很詳細。
不過，還有一些與談判有關的問題有必要再提一下。
聯合國軍在談判中犯了不少嚴重錯誤，這是不容否認的。
我認為，所有這些錯誤都産生于兩種主要的錯誤看法；而這兩種錯誤看法的根源又都一方面在于我們天真無知，一方面在于我們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團團長海軍上—将喬伊直至停火一、兩年之後才指出的如下事實：“共産黨人既不貿然出席會議，也不倉促地進行談判。
他們往往首先進行一番精心的布置。
他們關心如何保全‘面子’，并且重視通過有利的談判地位取得實惠，這就使共産黨人總是預先對進行談判的客觀條件進行周密的考慮。
”
他們抓住我們的各種失誤所進行的宣傳，對他們是大有好處的，尤其在亞洲人之中進行這種宣傳，他們所獲得的好處就更大。
我想，時至今日，我們的文武官員們總該有了前車之鑒，總該在思想上有所準備了。
當然，我指的是這樣的官員，即那些今後有可能不得不在談判桌上聽任敵人散布簡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長篇謊言與诽謗的官員。
談判之初，我曾在給海軍上将喬伊的信中指出：“對共産黨人來說，你的客氣就等于是讓步，而讓步則又是虛弱的明證。
我建議你掌握好發言的分寸，使用奸詐助共産黨人不會産生誤解的語言和方式，建議你不要輕易表示諒解和尊重。
”
對于從未領教過共産黨談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說，要想事先想象出事實真象被歪曲到何種程度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同共産黨談判要有極大的耐心，而這一點就連約伯（聖經裡的希伯來族長，吃苦耐勞的典型人物。
——譯者）也會感到無法忍受的。
談判伊始，我們就作了一次讓步。
不久，我們又為此感到懊侮。
在我第一次提出開始會談時，我們曾建議将會談地點設在一艘預定在元山港停泊、懸挂着丹麥國旗的“日德蘭迪亞”号醫院船上。
當時看來，這種“中立區”雖則處在雙方大炮射程之内，還是能夠為雙方欣然接受的。
可是，共産黨根本沒有理睬這項建議。
他們針鋒相對地提出把開城(從理論上講，開城是一座位于三八線以南“無人區”日城市)作為會談地點。
華盛頓指示我立即接受這項建議，以便為早目結束戰争并證明我們的誠意而做出進一步的努力。
可是，談判開始後，根本就沒有中立的氣氛。
開城掌握在共産黨的手中。
他們的武裝警衛人員布滿了談判區。
肩挎湯姆式沖鋒槍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對我方使節指手劃腳。
我方代表坐在插有白旗的吉普車中的樣子被對方拍攝下來，作為投降的鏡頭供亞洲的新聞界發表。
可是，我方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卻被排斥在現場之外。
我立即糾正了這種不平等的現象，采取的辦法是；通知中國人，除非談判區真的成為中立地區，并且我方記者也能到現場來訪，否則，我方代表不再回來談判。
敵方談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産黨的方式同我們磨時間，要我們等着他們上級的決定。
但是，當他們得知，在我方新聞記者獲準采訪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讓代表團返回談判桌的消息後，他們立即作出了讓步。
即使如此，這個談判地點的氣氛還是從未令人滿意過。
有一次，我們被迫對突然出現一支中國武裝部隊一事提出嚴重抗議。
這支部隊攜帶的又是槍又是60毫米追擊炮，他們徑直從我們的吉普車前穿過。
在這以前，我曾中止過談判，直到赤色分子答應使談判地點周圍實現非軍事化我才恢複談判。
所以，這次事件是對協議的公然破壞。
海軍上将喬伊立即提出了抗議，但得到的答複是，違反協議的那支部隊隻不過是個憲兵連。
要我們相信憲兵連必須配備機槍和60毫米追擊炮進行巡邏，這未免也太荒唐了。
因此，我立即廣播了一份聲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談判，直到我們能達成一項有關非軍事化的、令人滿意的協議為止。
共産黨人堅持了五天，最後，還是答應采取适當警衛措施，要我們恢複談判。
可是，我很快又獲知，他們的英語廣播報道的是“請求”我們恢複談判，而其日語廣播用的卻是“要求”我們恢複談判。
于是，我宣布，我發覺他們的答複含糊其辭，因此拒絕授權恢複談判。
這樣一來，反而使共産黨的請求變得越加客氣，并使雙方達成了一項專門協議。
然而，此後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八月十七日，中國的一支警戒巡邏隊在中立區遭到伏擊，隊長被打死。
赤色分子堅決要求我們懲治肇事者并賠禮道歉。
我方調查的結果表明：這次伏擊确有其事，但開槍的部隊着裝雜亂，未戴鋼盔，顯然是不受聯合國軍控制的非正規遊擊部隊。
我們拒絕了赤色分子的要求，于是，談判又接着進行。
剛過五天，在一個大雨瓢潑的深夜，中國人又要求我方聯絡官立即前去核實一架聯合國軍飛機轟炸中立區的事件。
我方的首席聯絡官美空軍上校安德魯，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敵聯絡官前往遭受所謂轟炸的現場，并借助手電檢查了證據。
金尼發現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沒的手榴彈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還發現一些看上去象是飛機機體的金屬碎片以及一個可能是飛機副油箱的扭曲變形的金屬物體。
然而，地上并沒有彈坑，也沒有燒焦的痕迹。
如果使用過凝固汽油彈是會留下這種痕迹的。
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還發現一枚火箭的尾翼。
總之，沒有傷亡，沒有損失，也沒有僥焦的痕迹，有的隻是曾經有一架飛機用着陸燈對準下方照射、“襲擊”了該地區的謊言。
聯合國軍的飛機沒有到過這個地區，而且，對方所用的證據也實在不值一駁，根本不能作為抗議的憑據。
可是，共産黨代表卻拒絕等天亮再作較深入的調查。
他要我們馬上“認罪”和道歉，企圖向全世界表明聯合國軍的“罪行”。
這一要求被我方拒絕，談判遂突然中斷。
當最終又恢複談判時，我拒絕讓代表返回開城，而堅持今後的會談在闆門店舉行。
闆門店确實是個位于中立區的小村莊，距我方戰線較近。
談判過程中曾出現過不少的障礙。
但是，我方談判人員依靠集體的智慧，以很幽默的方式順利地克服了這些障礙。
一開始，我們就碰到了一個不足挂齒但卻有可能使整個會談還未開始就得告吹的障礙：共産黨的首席聯絡官就是不願商量談判開始的日期。
他說，這個問題已由上級軍官定了下來，他這一級無權讨論，已經定了的日期無法再行更改。
正在主持雙方聯絡官最初談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沒有商定過什麼日期。
但是，他無法使對方承認這一點。
共産黨方面的首席聯絡官、北朝鮮軍的張上校說，日期問題不在讨論之列。
可是，沒有日期便沒有會談的可能，金尼被搞得進退兩難。
于是，金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