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槍。
直到這時，戰俘們才撤了回去。
在這場騷亂中，一個美國人被殺害。
犯人中有好幾個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傷。
正是在這次暴亂之後，我們才決定将戰俘營疏散到濟州島和峰岩島，并決定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員。
可是，我們仍然沒有真正了解這一陰謀的複雜性和深刻背景。
整個春季，戰俘營中的騷亂事件不斷增多。
他們舉行群衆大會，打着寫有反美口号的大幅标語，升起北朝鮮的旗幟，并且組織各種各樣的挑釁和反抗行動。
到四月底，在巨濟島上的十七個戰俘營中還有七個沒有完成調查工作。
這七個戰俘營鬧得最兇。
事情很清楚，隻有在雙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價、我們強行進入戰俘營并對戰俘嚴加管束之後，才能正常地統計同意和反對遣返的人數。
範弗裡特又将美軍一個營調進去協助平息這幾個戰俘營的騷亂。
同時，他還命令另外幾支戰鬥部隊進駐釜山，準備在突然發生嚴重騷亂時迅速開進巨濟島。
當時，他就可能出現的事态提醒我說，如果在進行反抗的集中營中動用武力，那麼已經完成調查工作的集中營肯定會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
根據後來掌握的情況重新總結這段曆史，人們可能會說，如果當時使用武力來了結這樁倒黴的事情情況可能會更好一些。
毫無疑問，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盡管會造成許多傷亡。
也許，如果我們的情報部門在當時能象不久之後那樣，發現這一周密利用這些戰俘中反抗情緒的、涉及面很廣的複雜陰謀，那我或許就會采取另外一種不同的立場了。
但是，我當時并不清楚，現在也不清楚，共産黨方面為取得宣傳上的勝利究竟準備犧牲他們自己人多少生命。
實際發生的情況是，由于停戰談判的情況看來有了好轉，我請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同意暫時停止調查活動，幹脆把幾個采取抗拒行動的集中營中所有的人都算作贊成遣返回國的人。
參謀長聯席會議立即表示同意，認為，這些戰俘裡任何強烈反對遣返的戰俘，在實際交換戰俘之前，甚至在交換開始之後都還有機會表達他們的意願。
共産黨失去了一次嫁禍于聯合國軍的機會，而且，在和平即将來臨之際，一次無謂的犧牲得以避免，對此我感到十分高興。
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集中營放松紀律或管理。
戰俘問題最終還是我的事情，盡管具體的處置權已授予集團軍司令。
處理戰俘問題是集團軍司令的主要職責，因此我不久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職責。
五月初，我所轄部隊的憲兵司令視察了巨濟島上的戰俘營，并向我遞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報告，指出那裡的管理很不得力。
曾發生過好幾起戰俘短期扣押聯合國軍軍官作為人質的事件。
在某些抗拒最堅決的集中營裡，戰俘們甚至不讓将提供給他們的食物和用品送進去，我立即給範弗裡特發出一份措詞尖銳的電報，提醒他，盡管放棄了調查計劃，但仍須保持正常的管理。
而從範弗裡特的反應來看，他關心的好象是這樣的事情，即憲兵司令竟然在通知他範弗裡特之前就将在集中營看到的情況報告了總部。
根據這份報告，我覺得很難理解為什麼對後來很快又發生的驚人事件就不能有所預見，有所準備。
五月七日，共産黨戰俘扣壓了聯合國軍戰俘營司令弗蘭克·多德準将，并且揚言，如果他們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就把他殺綽。
這位準将是在沒有适當警衛跟随的情況下去會見共産黨俘虜的。
這些俘虜詭稱要與他就一些不滿的事情進行談判。
他們一将他抓到手就宣布說，如果我方人員開槍，他們就結果他的性命。
多德本人則傳出口信，要求當晚(當時已是下午較晚的時候)五點鐘之前不要派部隊去解救他。
範弗裡特指示，除非第8集團軍司令親自批準，否則，不得使用部隊解救多德。
因為，問題不單單是多德的生命處于危險之中，一場大規模的越獄行動好象已迫在眉睫。
如果動用部隊，看來肯定要在雙方引起一場惡戰，在戰俘中将會造成嚴重的傷亡，結果會産生極其惡劣的影響。
這次危機差不多就是在我預定啟程赴歐洲的前夕發生的。
我奉命到歐洲接替艾森豪威爾将軍，他當時正準備參加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競選活動。
在多德将軍遭到劫持的消息傳到我這裡時，我的繼任者馬克·克拉克将軍已經到達東京。
我立即讓我的參謀長多伊爾·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參謀人員舉行一次晨會(五月八日)來研究這一事件。
我準備會後立即啟程前往朝鮮。
由于這件事四天之内(我已接到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離任)将全部交給克拉克将軍負責，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
但是，我還是決心自己和範弗裡特一起先制定一個解決這一棘手問題的方案，而不想如此草草地将問題丢給克拉克将軍，增加他的負擔。
在我們到達東京之前，範弗裡特已命令增援部隊由釜山開往巨濟島，并且派美第l軍參謀長查爾斯。
科爾森準将接替多德統管戰俘營。
多德的職務則被範弗裡特正式解除。
科爾森于五月八日到達巨濟島，他立即通知共産黨人多德已不再擔任戰俘營司令職務，并警告他們說，如果在規定期限内未能不加傷害地釋放多德，聯合國軍部隊将開進戰俘營以武力解救他。
與此同時，共産黨人提出了他們的要求，多德則同意充當中間人的角色。
起初，他們要求對戰俘聯合會予以承認，并要求在幾個營地之間建立電話和摩托車通訊聯絡。
當克拉克将軍和我抵達朝鮮時，範弗裡特告訴我，他打算與戰俘就釋放多德的問題進行談判。
這意昧着，問題的解決至少要拖延四十八個小時。
對我來說，這種拖延就意昧着失敗，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
但是，我知道，我們采取的每一個步驟都會影響到停戰談判。
所以我覺得，在下達任何命令之前我都應當首先與我方首席談判代表喬伊海軍上将進行磋商。
我們一行飛到了漢城。
在那裡，海軍上将喬伊真心誠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姑息都會被共産黨人看作是投降的表示。
他還認為，我們應當立即要求釋放多德，并以武力來支持我們的要求。
于是，我寫信指示範弗裡特将軍，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戰俘營中建立秩序，并将這種秩序一直保持下去。
範弗裡特立刻命令美第3師的一個坦克營從他們在北部的陣地出發，由陸路行駛二百英裡，然後再由登陸艦輸送到巨濟島。
如果赤色分子拒不執行我方要求，或者進行拖延，我就決定開槍射擊，而且以最好的效果進行射擊。
自然，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會使共中黨人将他們威脅要對多德采取的行動付諸實施。
對這種有可能出現的嚴重後果我準備承擔一切責任。
我對範弗裡特和其他人想拯救一位朋友生命的心情是深表同情的，但我認為，多德會象每一位其他的職業軍人一樣，在他決定選擇自己的這項職業時，已經做好了橫死敵手的準備。
為了支持我國政府否認對共産黨人犯過什麼根本就不存在的罪行，為了支持我國政府堅持我方關于遣返戰俘的立場，已經有許許多多的軍人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在戰争中，一位将軍的生命并不比一位普通士兵的生命更寶貴。
為了捍衛祖國的安全、自由和榮譽，要求每一個人随财都得準備獻出自己的生命。
如果為了拯救一位軍官的生命我們就放棄士兵們所獻身的事業，那麼我們對那些把生命托付給我們的士兵就是一種背叛和犯罪。
這不是一般的維護安全和秩序的問題。
這些無視戰俘營所有合法規章制度的共産黨人顯然還認為自己是戰鬥人員，他們随時準備發起攻擊，企圖壓倒我們的部隊。
這是另外一場戰鬥。
這種戰鬥與那些在過去兩年中士兵們為不使自己為之奮鬥的事業遭受損害而甯願每時每刻冒生命危險進行的戰鬥是一樣的。
這些就是當我下達可能使多德将軍送命的命令時所聯想到的一切。
然而，範弗裡特拖延了命令的執行。
坦克營沒有按時到達是一個原因，還有其他我不大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