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即本書(一九六七年一月)所列舉的他的目标，在我看來似乎不存在模棱兩可、閃爍其詞之處，而且，這些目标也是我國政府在不與對方妥協的情況下能夠體面地達成的目标。
但是，對于一些掌權的和有影響的其他人士的辯解，即我們在越南的戰争目的毫無利己之心，隻是一心要保證那裡的人民獲得“選擇他們自己政府的自由”，我是很懷疑的。
不久前，艾森豪威爾總統将越南的喪失引述為“失去了寶貴的錫礦以及大量的橡膠、稻米供應”。
也許人們可以認為，正是這些東西，而不是“自由”，才是某些人的眼睛死死盯着的真正目标。
那些說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河内停止侵略行徑”的人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沒有北京的支持與補給，河内是不能長久堅持下去的。
如果我們相信關于我們目标的後一種說法，實際上就等于認為，我們的目的是迫使河内和北京不僅要停止支持武裝入侵和颠覆越南的行動，而且要停止支持武裝入侵和颠覆老撾、柬埔寨、泰國、緬甸的行動。
根據東南亞條約，美國對所有這些國家都承擔有義務。
這樣，美國自然就得要麼公開地，要麼通過秘密的外交途徑向共産黨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停止支持活動。
對于向紅色中國提出最後通牒的任何辦法是否明智，我是深表懷疑的。
我相信，目前的中國領導人會拒絕以任何方式向他們提出的任何最後通牒。
如果我們被迫擴大軍事行動，以挫敗旨在推翻東南亞條約保護之下的其他東南亞國家的侵略陰謀，那麼我相信，我們就會認為有必要大大增加派往那裡的軍隊。
以我之見，如不使用戰術核武器，那無論我們向那裡派出多麼大的我們自認為能滿足需要的兵力都仍将證明是不敷使用的。
而如果使用戰術核武器，後果如何就隻能憑主觀推斷了。
最後，我認為，除非某個敵人首先使用核武器打擊我們的國土或軍隊，否則，使用這種武器打擊敵工業中心和人口中心将會引起自由世界輿論的極大反感，很可能使我們處于衆叛親離、孤立無援的敵對世界中。
因此，我們應該自己決定我們世界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麼——應該仔細地規定這些目标的具體内容，保證這些目标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保證這些目标的實現沒有超出我們的能力。
我們的資源并不是取之不勁用之不竭的。
為了追求一些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目标而将我們的資源消耗殆盡，可能會使我們無力對付最終的考驗。
我感到，這種考驗确實在向我們迫近。
至于我們在越南的直接目的，阿瑟·戈德堡大使一九六六年九月向聯合國大會所作的扼要闡述是很有權威性的，可能說的完全是真話。
這些目的是：我們并不謀求在越南建立永久性軍事基地，也不謀求在亞洲建立一個“勢力範圍”；我們并不謀求北越政府的無條件投降或将其推翻；我們不排斥“任何一部分南越人民”和平地參與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