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土地法、單稅法等近乎社會主義的構想，一時風靡。
一八九二年乃有工農組織之“人民黨”（PeoplesParty）出現，俨然當時美國之第三大黨。
影響于後來美國之政治改革甚巨。
至十九世紀末，由于另二大黨亦并采工農政策。
加以經濟發展，貧困減少。
人民黨乃因黨員漸次為兩大黨吸收而式微，終至消滅。
論者因謂美國之社會主義盛于十九世紀之末季至二十世紀，資本主義改良之後，社會主義已成過時貨矣。
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思想，最先顯然是受亨利?喬治之影響。
目的是對付都市經濟急速發展的“炒地皮”商人。
中山目擊在五口通商後，上海地價漲出萬倍（見《國父全集》，台北，黨史會編，一九六五，第一冊頁一四零），而倫敦尤過之。
筆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華裔富商多半為地産商，據美國新聞界統計，今日華人富商擁資在美金一千萬以上者，香港一地即達兩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為地産商。
孫逸仙——青年華僑也，遍遊海外，為救國籌款，往往貧無立錐，當身為同盟會總理之時，猶不得不在華僑餐館打工，以圖一飽，而接觸之富商巨賈則洋錢亂滾，此觸目驚心之現象，使孫氏深服亨利?喬治之言，而有照價納稅、漲價歸公、土地國有、“外國有種單稅法，最為可采”等等之言論。
（見民國元年六月在廣東之講演，《國父全集》頁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義”之精義亦見乎此。
晚年搞“工農政策”、“土地政策”，遂專注于農民的“耕者有其田”，成為後來中共土改之張本。
中山早年之說，與晚年所行，重點顯有不同，他非經濟學家，更非經濟史家，其所倡導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動性，而非解決經濟問題的根本辦法。
見《胡漢民自傳》，載《革命文獻》第二輯頁一四；何香凝著《我的回憶》，載《回憶與懷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頁八。
梁啟超便認為，土地國有政策将使“遊蕩無賴子将利用軍興機會，盡奪富人财産”，而使天下大亂。
見張朋園前書頁二四四，引《新民業報》第七十五号。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
事實上是“共進會”發動的。
而共進會則是由松懈的原同盟會會員（多為華中各省人）分裂出來的。
活動分子多為當時華中一帶革命運動的成員和骨幹。
他們對“驅除鞑虜”、“建立民國”都無異議。
惟對“平均地權”這一條無認識，亦無信念。
所以共進會于一九零七年在東京成立時，把同盟會誓辭中“平均地權”的順口溜改為“平均人權”。
但是平均人權究是什麼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
關于共進會中之争議，諸家報道甚夥，參見《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頁六六八～六八一。
關于同盟會時期之美國傾向，見注。
至于民初之中國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選之外，幾乎全部抄襲美國之三權分立制，參見錢端升著《民國政制史》（上海，商務，一九三九）第一章。
此地筆者是從學理方面立論的。
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對我說，民國初年的政府是實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時的參、議兩院議員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國失去這一機會，至為可惜雲雲。
民初政黨政治之糟亂，論者多矣，參見李劍農著《中國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務，一九四七）第十章。
早期史家、報人、小說家之作，如上引李劍農和谷鐘秀（《中華民田開國史》，上海，一九一四）等甚多。
知名作家之外，筆者亦嘗對“國民黨”内之反孫議員所形成的“政學系”一派加以分析。
載上引《海外論壇》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
美國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國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後，雙方理論家都在摸索個新制度。
二者之别是前者純從制度本身出發，後者則參以以人改制，對人不對事。
如改“總統制”為“内閣制”，即其一例。
錢端升氏論之彌詳，見上引錢書第一章，及谷書三、四兩篇。
其症結則在于所謂議員，隻是一群政客官僚，社會上并無所謂“選民”也。
這種政客集團為中國傳統之産品。
與現代的“資産階級”也拉不上關系。
見注。
民初之《臨時約法》是針對制袁而拟訂者。
唐紹儀為内閣總理任内，袁尚無廢約法之迹象。
迨内閣疊經更換。
宋教仁乃公開要求組織“純粹的政黨内閣”以制袁，然而并未言明“政黨”有何選民基礎。
如此，所謂“責任内閣”隻是一群小寡頭政客之聯合，以挾制大寡頭，其招緻大寡頭之反擊，自屬必然。
如此類似事件，孫、袁以後之政治史上，屢見不鮮。
關于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參閱李劍農書第十章及當時報章新聞。
袁世凱後來幹脆背叛民國，搞其帝制，固無論矣；孫氏組織“中華革命黨”。
其黨章載明“軍政時期”要以一黨，甚至一魁，獨裁專政。
這都是袁、孫二人對民初議會政治破産之反應。
雖然孫公在軍政之後，加上個訓政和憲政，但是曆史上，哪一種專政學理（包括“無産階級專政”）之後沒有一個全民一緻“自由平等”的遠景呢？在任何專政理論家的筆下，“專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暫階段。
部分“中華革命黨”資料散見《革命文獻》第五輯。
史實與掌故參見《國父年譜》（台北，黨史會編，一九六五年增訂本）及上引《國父全書》等著述。
黃、汪、于、李、柏等人，以黨見不同，均未随中山赴日而各奔東西。
此一元老渙散情況，不但使國民黨變質，且在當權派中樞，亦漸見江浙系領導階層之崛起，國民黨發展乃進入另一階段，參見沈亦雲（黃郛夫人）著《亦雲回憶》（台北，傳記文學社，一九六八）頁八五～九零；薛君度蓄、楊慎之譯《黃興與中國革命》（香港，三聯。
一九八零）頁一五零～一五二。
黃郛夫人藏有原檔數百件，筆者據之，曾将其回憶增删譯為英文稿八百餘頁，藏哥倫比亞大學。
見注。
見盧梭《民約論》。
孫文早期思想頗傾向于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Locke,1632～1704），魯索、傑弗遜（ThomasJefferson,1743～1826）、林肯（AbrahamLincoln,1809～1865）等人。
一九一三年以後，思想轉變。
甚至對盧梭“天賦人權說”于《三民主義》講演中大加诟病；論調無形中與列甯已漸趨一緻矣。
散見《民權主義》講演及《孫文學說》。
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上冊第十七章。
頗為孫公辯護，然于真相叙述甚詳。
足資參考。
自“中華革命黨”成立，至孫公逝世之十年中，黨權執于孫氏一人之手，其款項帳目，縱黨中高級幹部亦無所知，與同盟會時代迥異。
參閱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十八，一九六六）。
此段為顧維鈞先生親口告我者，他并說我是他這段故事的“第一個曆史家”聽衆。
筆者是五、六零年代之間。
襄贊顧氏撰寫他的《回憶錄》的所謂五位學者之一，一人幹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
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寫下，後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由北京中華書局發行。
見該回憶錄第一冊第二卷。
見《胡适留學日記》及《胡适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社。
一九八零）頁七一。
見注及《孫逸仙先生傳》下冊目一二四八～一二五一。
當“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學術讨論會”于一九八六年秋在翠亨村舉行時，日本學者松元英紀教授的論文中，即指中山當時不惜犧牲足與二十一條相匹敵之中國權益，想“聯日”、“讨袁”，并與袁“速戰”。
松元君并自戰前日檔中影印了孫文緻日本有司小池張造的私函原件。
見孫文緻小池張造函影印本。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C.MartinWilbur（華名韋慕庭）于其近著《孫逸仙，沮喪的愛國者》（SUNYAT-SEN:FrustratedPatriot.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6），第四章頁七六～一一一及頁三一四～三二四（此書國内有漢文譯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闡明孫中山于“二幹一條”交涉前後，與日本秘密以國家權益換取日援之嘗試。
吳相湘教授亦遍引相同史料為孫氏辯護，并引彭澤周撰（載《大陸雜志》第六十卷第六期，一九八零年六月），指此函“僞造之可能性極大”。
見《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二四二。
吳先生複指出孫緻小池函出讓權益較多，緻大隈函在後，而出讓權益反少。
所以“大有值得懷疑的”。
（同上，頁一二四四）事實上，此處吳教授有筆誤。
孫緻小池函較緻大隈函晚十個月（緻大隈函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緻小池函則為一九一五年——即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吳書誤記緻小池函為一九一四年。
筆者另有一篇英文稿，論孫公之“暫時專制”與袁氏之“承繼式的寡頭政治”思想形成之始末，已由李又甯教授于一九八八年印出，見本書德剛自序。
斯時日本侵華當道，曾不惜巨資透過多種管道，四處支援在中國境内之反袁實力派，孫公隻是其中之一而已。
近年日本及美國史家對此類史料發掘至夥，略見上引韋慕庭前書英文原版頁八四、三一七。
自中山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在廣州成立“軍政府”，被選為“大元帥”之後，中國即未再統一，始終維持兩個法統。
以迄于今。
第二次國共合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抗戰初期之數年。
雖較協調，然亦隻是貌合而已，實際上，仍是兩個政府同時存在也。
有關“府院之争”史料至夥。
近著較詳實者，見沈雲龍著《黎元洪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一九六三）第十一、十二章。
黎、段之争，政治成分、心理因素均甚複雜，是非難言。
然撤開當時軍閥官僚私意，以國家利益而論，則參戰為是。
中國在巴黎和會（一九一九）與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二）所獲實利，足證之也。
據民國元年《約法》，總統任冕下屬之命令，須國務總理副署始能生效。
今段氏拒絕副暑黎對自己之撤職令，則此撤職令自屬無效。
此為民國元年《約法》對人（袁世凱）不對事之後果。
法學家錢端升論之甚詳，見前注。
關于府院之争的風風雨雨，記載最詳盡的為陶菊隐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北京，三聯，一九五七）第二冊。
同上。
第二十七～三十章。
同上，第三冊頁一九五～二零零。
當年在北京任國會議員的政客，既非由人民投票産生，他們也無選民須對之負責，又沒有任何專制寡頭可以用生死榮辱來控制他們；因此他們的政治活動，分離組合全憑一己之良心及利害來定取舍。
于是國會中派系如毛，各為私利而傾軋。
李劍農教授曾制表以示其大略，見氏著《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務，一九五九；初版于上海，一九四八）下冊頁三六七“民初政黨變化圖”。
這些議員最喜歡的是萬年國會，最怕的則是解散國會。
關于“護法”内戰之詳情，參閱陶菊隐前書第三、四冊。
參考英文版《民國名人傳》（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China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7～1971）各人本傳。
此書國内有漢譯本。
傳聞德國駐華公便辛慈（VonHintze）曾設法賄賂段祺瑞，冀其中止“參戰”活動，段曾諷其賄金數目遠不如協約國雲。
見前引吳相湘書，下冊頁一二八六。
同上。
吳氏前書，下冊頁一二八九～一二九二。
韋慕庭前書，頁九三、三二零、三二二。
最具權威性的發現。
則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國祁教授自戰後德國檔案中，所發掘出來的德國外交官當年的秘密報告。
見氏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三十六次學術讨論會記錄），載《中國近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四輯（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四）。
《中國國民黨建黨八十周年紀念》頁三一七～三四三。
最早且最具傳奇性地報道中山收受這項秘款（現金）的情形，則載于馮自由著《革命逸史》（重慶，一九四四）第二集頁五九～六零。
據國民黨元老，亦是上海報界耆宿，終任上海市參議會議長的潘公展先生于五零年代詳盡告訴我，第一次大戰期間，國民黨領袖戴季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