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生，亦略有不同。
我班上的僑生有“竹升”（或作“竹心”）、“竹節”之别。
“竹升”者，美國土生也。
老華僑們認為這類小華僑，“肚子内一無所有”。
“竹節”者，唐山出世，幼年來美，“兩頭不通氣”也。
我們通番語的學術界，則叫前者為ABC。
ABC者，American－bornChinese也。
後者則叫CBA。
CBA者，China-bornAmerican也。
而中山那時的華僑小青年，幾乎全是CBA而絕少ABC。
因為那時的旅美華僑，生存在最兇殘、最下流無恥的（ChineseExclusionActs）壓榨之下，中國婦女，除少數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說是絕無僅有也。
而那些小“竹節”，則由于父親是“美國公民”（母親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紙”而旅美也。
所以這些小“竹節”絕大多數都能使用中英“雙語”（bi-lingual）。
其天資笨拙或不願用功的，往往雙語皆不通；而禀賦卓越，又肯于用功學習的，則每每兩語皆精。
孫中山就屬于後一類。
而孫逸仙這位小“竹節”之取得“美國公民權”，則通過另一管道。
孫公于十三歲時（光緒五年，一八七九）随母就兄，遷居檀香山。
那時的夏威夷是個紅種人的獨立王國。
不幸老王于一八九一年晏駕。
兄終妹及，夏威夷乃出了個女王。
三年之後，也就是中日“甲午戰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種殖民主義者篡了位，夏威夷乃變成個傀儡共和國。
一九零零年（庚子），也就是“八國聯軍”侵華的那一年，這個小傀儡共和國就被美國兼并了。
夏威夷既變成了美國殖民地，按美國憲法，則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統變成“美國公民”了。
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是他卻說了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語，因而撒了個謊，自稱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國公民權，領用美國護照了。
可是當他于一九零四年在舊金山初持檀島出生紙入境時，如狼似虎的美國海關檢員對他發生了懷疑（另說是保皇黨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
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幫”，有“緻公堂”堂籍，乃由該堂出美金五百元保釋候審；并雇請律師向華府申訴。
這場官司美國移民局居然打輸了，中山乃得以美國公民身分重入國境。
這個“美國公民權”對中山其後的革命活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有的讀者們讀史至此，可能要批評：我們的“國父”，族之聖賢也；豈可弄虛作假，非法取得美國公民權？讀者若作如是想，就昧于史實了。
須知在那人類文明中最可恥的美國欺壓之下，我輩華裔移民在當時美國種族主義者的“法律”分類中，是比“黑人”與“印第安人”都還要低一等。
印第安紅人在那時的美國法律之下，不算是“人類”的。
因此“華人”（Chinaman）在當時更是非人類中的非人類了。
中山先生為非作假嗎？朋友，你能和當時排華殺人的種族主義者這批野獸，談孔孟之道嗎？明乎此，你就了解孫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
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發明的。
“美籍出生紙”在華僑社會裡，是有其公開市場和價格的。
所以近代中國最早期的革命運動，便是有上述特征的華僑小青年們所推動的。
他們都是愛國華僑，寄迹異邦、粗通番語，因此得風氣之先，對現代西方的新觀念、新事物，接觸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黃興、末敦仁、胡漢民、汪精衛……等，大緻要早十年。
由于這早晚兩期的革命骨幹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會背景都截然不同，它也标志出近代中國革命運動顯明的階段性：“興中會”基本上是個華僑組織；後來的“同盟會”，就帶有濃厚的士大夫氣息了。
6.3 孫文脫穎而出
筆者在許多篇拙著裡，都曾強調過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階段性”；而這些大小階段的進化，往往又是以十年為一個單元。
“革命”原是我國“現代化”運動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過這個“十年一變”的基本公式。
以楊衢雲、孫文為首的兩個革命小團體，自從一八九五年一月合并為“興中會”以後，至一九零五年八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
在這短短的十年之間，革命運動在中國卻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現在讓我們先翻翻“興中會”的老帳。
看看這個最早的革命團體怎樣地從生到死；和中山本人卻又如何地脫穎而出，從初級階段進入高級階段。
興中會在革命理論上和行動上，都是有欠成熟的。
要言之，他們在政治理論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襲美國。
甚至連美國佬做官就職時，捧着《聖經》舉手發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無訛。
這原是一個“弱勢文化”在一個“強勢文化”的籠罩之下，反應在青年身上，“東施效颦”的普遍現象。
華僑青年如此，僑居歐美的亞非拉各國的青年，亦無不如此。
可是在十九世紀這個“華僑青年”的小圈圈，實在太小了。
因此在那個時代與他們有共同語言”（common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faith）的海内外華人究竟太少了。
他們沒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