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天生聖哲了。
6.5 石不轉而江自流的中國知識階層
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之後，應出版界之請，寫了一本名利雙收的小書，暢銷一時，足使他在倫敦住了九個月，不虞匮乏。
他于一八九七年七月初離英赴加拿大。
再穿過加拿大至溫哥華，搭船于八月中旬抵日本橫濱，投宿于老友陳少白寓所。
中山于一八九五年冬路過日本時，隻是個薄有微名的中國逋逃犯。
兩年後“蒙難”歸來，他已成為國際知名之士。
他的日漸上漲的“知名度”，因此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
首先慕名來訪，嗣後成為中山終身密友的便是宮畸寅藏和平山周二人了。
他二人都是當時日本政黨政治中的活躍人物。
通過宮崎和平山，中山又結織一些頭面人物，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尾崎行雄、副島種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長知等數十人。
日友平山周在無意中為他又取個日本名字日“中山”。
孫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個“樵”字。
其後便偶用“中山樵”作為他的日文“化名”。
後來在同盟會時代，黃興、胡漢民等對外界通信，都尊稱孫總理為“中山先生”。
結果弄假成真，全國上下都叫起“孫中山”來，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
其實孫公從發命令到簽遺囑，一直都隻用“孫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劄上，向未用過“中山”的诨号，而國民政府的官書，和國民黨的傳記作者，卻偏喜叫他“孫中山”，實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訪日，來結交他的日本人蓋有兩大類。
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來，如宮崎寅藏、山田皇政等人。
另一類則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幫會頭頭了，如犬養毅、大隈重信、頭山滿等人。
在他們的想象之中，孫文是滿清政府的死敵，而敵人的敵人便是朋友。
這“朋友”在對清政策中，可能是個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國留學生，像鈕永建和馬君武等人。
兩年之後，康、梁所領導的“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失敗了。
梁啟超跑到日本，由于同鄉的關系（大家都說廣東話），孫、梁一時頗為接近。
而梁氏的真正意圖，是國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們這批“保皇”分子。
要到海外來打入華僑社團，搶奪孫文的地盤。
私人的友誼，實在是無從說起的。
至于在中國真正翹尾巴的知識分子、士大夫，對孫文這個幫會頭目，這時還是敬鬼神而遠之，瞧不起他的。
吳敬恒（稚晖）就是個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卻是個例外。
在“八國聯軍”（一九零零）之後的一兩年間，孫中山和比他長一歲的吳敬恒（一八六五～一九五三）俱住束瀛。
吳那時是中國留日學生中聲名赫赫的名“舉人”。
中山慕吳之名倒頗有意高攀一下，而吳稚晖此時卻是個尾巴翹得比天還高的，“一舉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
他才瞧不起這“綠眉毛、紅眼睛”的黑社會頭頭呢！竟然不要見他。
吳舉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時如想谒見比他小兩歲的蔡元培進士（一八六八～一九四零），恐怕也不能如願，可是這時已文名滿全國的章炳鱗（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倒頗看中孫文，二人時有往還，斯為中山結交中國士大夫之始，不幸二人後來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進度是快速的，為時不過三數年，河東就變成河西了。
蓋庚子拳變之後，尤其是“日俄戰争”（一九零四～一九零五）前後，清政府和中國士大夫階層，也追随上述“華僑青年”之後，體會到傳統老套搞不下去了，非興“西學”，搞革命或維新，無以自強。
西學西語一時頓成顯學，老輩不再歧視、小輩則趨之若骛。
因此留日留歐的公自費留學生乃成群出國，勢如潮湧。
“日俄戰争”期間，東京一地的中國留學生，便多到兩萬人。
歐美兩洲亦各有百數十人。
這時吳稚晖舉人亦以《蘇報》案牽連，做了政治犯，逋逃倫敦。
比中山晚出十餘年，他也“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語見中山先生于一八九六年“倫敦蒙難”後之自述）。
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習俗之醇，“不圖三代之治，見于今日”（這是清廷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焘對英倫的印象）。
吳舉人傻眼了。
以他那四十之年，無錫之腔，霜農月夕，還在大啃其初級英語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樓了。
這樣也才開始認識孫文并不是“綠眉毛、紅眼睛”的江洋大盜；相反的，孫文卻是個眉清目秀、溫文儒雅，語通英漢、學貫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級的政治家和革命領袖。
以一個無錫的土舉人和孫公相比，真是丘陵之與泰山也。
所以吳稚晖就要把所有“線裝書都丢到茅坑裡去”，盡棄所學而學焉。
因此他在倫敦第一次見到中山之後，傲氣全消；搞了一陣無政府主義之後，終于做個誠懇的孫文主義信徒而五十年不渝也。
四十歲的吳舉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學生，就不用說了。
“江流石不轉”，孫中山未變也。
可是潮流變了。
中國現代化運動已進入另一階段。
孫公的曆史任務也就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那個“同盟會”的階段了。
*原載于台北《傳記文學》第五十九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