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者竟能把臉一抹說，大清政權維持不下去時，則“甯贈友邦，不畀家奴”。
這種話哪是人類嘴裡說出的呢？
賢明的讀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時的中國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國内憂外患，發展到日俄戰争前後，已變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碼知識水平的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燃眉之急。
認識它的嚴重性，已不限于“得風氣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華僑了。
因此就在這一兩年之内，國内救亡團體之組織乃風起雲湧。
少數愛國者甚至下惜采取犧牲個人的行動，以暗殺滿清當道。
一九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零五）在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慘烈殉難，便是個突出的例子。
這種恐怖主義雖無補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憤之深；也炸得清吏膽寒。
辛亥革命時，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鹹鴨蛋”光複的。
老鄉吳樾導夫先路之功也。
這時長江流域的革命小團體之建立亦如雨後春筍。
一般性的民變和小規模的組織撇開不談，那兩個最有影響的“華興會”和“光複會”，也就在這兩年成立的。
“華興會”是黃興、劉揆一、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于光緒二十九年除夕（一九零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說一九零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長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為主體。
“光複會”則是一九零四年秋成立于上海。
蔡元培當選會長。
成員有徐錫鱗、秋瑾、章炳辚、陶成章等人。
以蘇浙皖三省青年為主體。
與兩會同時，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陸軍之内，組織了一個“科學補習所”（一九零四年五月成立）。
社員中有曹亞伯、張難先等，後來也都是革命陣營中的骨幹。
一眼看來這些革命小團體，似乎是各地區青年分别組織的。
其實不然。
他們彼此之間乃至他們與“留日”、“留歐”、“留美”等學生團體的“海外關系”不但聲氣相通，會員之間更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的往還。
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他們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實在是完全一緻的。
至于武昌起義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團體出現如“共進會”、“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其實都是上述這些小組織的骈枝機構。
隻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性。
君不見紐約市愛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類的戲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台”唱戲的。
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和“借角”。
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麼中國人呢？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初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症，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
“牆倒衆人推”！衆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緻的；方法也完全相同。
隻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便是滿清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勢和性質。
7.2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幹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裡呢？要言之，則以一九零三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
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将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範”。
如此而已。
——這幾條簡單的口号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内，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内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華僑，一緻的呼聲。
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幹幹幹；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号：“驅除鞑虜，建立民國。
”這個口号，孫文和楊衢雲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
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将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
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
這樣一來，就使得我們的國父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歐洲的香饽饽了。
7.3 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
首先彙了八幹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宸組等人。
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内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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