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潦，對這些小把戲一面羁系、一面“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内鼓動青年造反。
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
所以他們都變成留歐、留日的“官費生”。
那時的“官費”和後來的“庚款”一樣，是十分充裕的。
因此每一個“官費生”都是個小富翁。
加以他們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爺，輕财仗義。
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發現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孫文卻是滿口流利英語的留學生老前輩。
敬佩之心，不覺油然而生。
乃通過與中山有舊的鄂籍旅美學生劉成禺，邀請中山先生赴歐一晤。
這時待在紐約的孫中山，原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
我相信他那時在紐約以“打工”為生。
五十年後的不才，也是紐約市内的一個窮光蛋，也以打工為生。
深知這批打工仔當中不乏藏龍卧虎之輩也，而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便是我們打工仔前輩中最大的一條“龍虎”。
隻是在一九。
四年冬季，忽然八千佛郎，淩空而降。
他不啻中了“樂透”頭獎。
因此一下把“銀盤”扔掉，一溜煙就跑到歐洲去了。
——在歐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聲望的。
因為他是當年震驚世界的倫敦“西安事變”的主角。
在歐洲大陸，尤其是在布魯塞爾和柏林，中山與那百十個漢族留學生真是一拍即合。
他是個名震國際、革命經驗豐富、英語流利，又博極群書，滿肚皮哲學，而又有正式M.D.學位的老留學生。
（其實孫文并無M.D.學位，但是那時的留學生都以為他有，孫公亦未嘗自謙。
）那批鬥志昂揚，卻兩頭不通氣的小竹節們，哪能和他比？很快的，中山就搬出他那“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老套套，把他們組織起來了。
——這個新組織是沒有名字的。
中山怕引起留學生的反感，沒有把他那個早已死掉的“興中會”搬出來複活（事實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時，已不願再用這老名字，而改用“中華革命軍”了）。
這時中山自覺已經是個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與英法政府當局都有往還，實在不能再住roominghouse了，他要搬入一級觀光大旅館。
這意見一經提出，信徒們從無異言，據朱和中回憶，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馬克如“雪片飛來”。
中山既得巨資，在巴黎、倫敦大活動一陣，街餘“萬餘佛郎”，乃乘高級郵輪，直奔遠東去者。
【附注】那時留法公費生每月學雜費為四百佛郎。
中山在巴黎時雖然還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湯蘇銘等四個“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
殊不知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動；還是把法國公文直接退還孫博士，并恭送中山離境了事。
7.4 “老孫”、“小黃”合作的開始
中山先生于一九零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七月十九日抵日本橫濱，當即由日友宮崎寅藏介紹認識了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
“老孫”（一八六六～一九二五）與“小黃”這兩位華裔革命家的約會，為什麼要通過一個日本人來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你就知道，有些外國人對中國事務的熱心，往往有甚于中國人自己。
那時如此，現在還是如此。
今日在海峽兩岸、法國、美國跑來跑去的正不知有多少白皮膚的“宮崎寅藏”呢！抗戰前的斯諾、史沬特萊、阿姆斯特朗、白求恩等等，還不是另一種“宮崎寅藏”？
孫、黃二人晤面之後，真是一見如故。
黃興這時是中國革命運動的實力派、中堅人物。
他有個生氣蓬勃的“華興會”。
會中圍繞着他這個三十歲的青年領袖，是一群幹勁沖天的小“湖南騾子”。
他們勾結了長江中上遊最有勢力的會黨“哥老會”，在中國内部十八行省的中心的兩湖地區已搞過數次造反行動，死了不少英雄豪傑。
如今這群小頭頭逃到日本，個個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機滲透回國，重新來過。
他們留在兩湖地區的還有千千萬萬的小革命，分散在“新軍”之内；附托在教堂邊緣（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學堂、巡警等不同的機構裡。
他們個個都“新”得要死；和“舊”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後、老官僚、老風俗、老習慣過不去。
他們有他們的小組織，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黃克強（興）、趙伯先（聲）、宋漁父（教仁）等等卻是他們的小鬼大王、精神領袖。
他們勒缰以待，靜候驅策。
——另外“華興會”還在日本辦了個機關報《二十世紀之支那》，風行一時。
在華興會帶頭之下，“光複會”中的人馬也圍撞了過來。
這光、華兩會，在宗旨上，在社會成分上，并沒太大分别。
隻是光複會出自文人荟萃之區，多了一些進士、舉人和國故大師如蔡元培、章炳麟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