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許多曆史家，尤其是若幹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将瑪麗?瑞德教授（MaryC.Wright）。
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會”他們搞起來的。
“同盟會”幾乎沒有實際參與。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隻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
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确沒有直接的組織關系。
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态之下，“一時俱發的群衆運動”（aspontaneousmassmovement）。
在爆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緻信服的意志”（nationalconsensus）。
此一意志，雖革命群衆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隻有一個團體，為“衆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
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
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後，革命群衆所一緻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隻有八個字：“驅除鞑虜，建立民國。
”（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後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
）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志”的發源地和推動者。
它也是化這一意志為革命行動的“馬首”。
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範”的運作方式、抽象理論，和領袖人才。
——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團體，都隻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
他們造反有餘；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
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後，美國繁瑣史學濫觞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
“驅除鞑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号。
它擴大了統戰範圍；縮小了打擊目标。
把大清帝國的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鞑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
把“鞑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恢複”了。
——好不痛快哉？！
驅除鞑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鞑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麼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鞑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
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鞑虜”，隻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聩糊塗，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
其後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幹淨利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麼簡單了。
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範，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mode）。
“同盟會”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
中山由全體一緻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于副總理。
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邱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
每部各有分屬。
全會幹部三十餘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
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複。
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
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
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
自此制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
”（見田桐，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
于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内，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序了。
其後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
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谥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
三權分立雲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徹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
它是分階段前進的。
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
用不着做急色鬼。
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聖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诨名），而期其有成，豈
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
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調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麼好奇怪的。
――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後是必然要出現的。
不信，等着瞧嘛！
8.1 三權已足，五權不夠
精通“國父思想”、“孫文主義”的專家們，可能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
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隻提了三權；國父還有“三民主義”呢！你隻碰到二民。
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于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能詳答。
簡而言之，我們要知道，國父也是遜清遺老，去古末遠。
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可取的兩大制度：“考試制度”和“禦史制度”。
他要把它們延續下來。
于三權之外，另設“考試權”和“監察權”。
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都隻是“農業社會”和“中央集權”前提下的天才發明。
可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society）裡，他兄弟就無能為力了。
因為在一個多重中心的現代化社會裡，要“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就以這超級工業化的美國情況來說吧。
凡是沾上要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要考（雖然“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
且看律師、醫師、建築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worker）、警察、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嘗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地産經紀、貨車駕駛員、出租車駕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駕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夫等等……無不有其考試。
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強調者，隻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
試問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闆呢！“考試院”派啥用場？
至于“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
我國傳統上的“禦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制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
最近在台灣的蔣緯國将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
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的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于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禦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内，防貪防腐，三權已足。
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于事也。
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8.2 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