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
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淺顯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
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
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
其後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廈門）。
亨利?喬治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
一八九六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
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
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後，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
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易了解的。
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辯”，甚至反對到底。
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裡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
因此共進會後來頒布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藍本，隻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
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
“土地國有”屬于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隻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
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
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
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隻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
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它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
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願的想法。
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麼隻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台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
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産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調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
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8.3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孫中山先生實在是十分偉大的。
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時代是個最前進的思想家。
搞曆史的人一百年後回頭看，孫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層領袖中，近百年來極少有、甚至唯一的“現代人”。
毛澤東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
這三個宇不是我們寫曆史的人封他的。
那是他枕邊人江青夫人對他的評語。
君不見毛主席故宮的偉大書房裡，就找不到一本洋書？君不聞，毛主席自誇把《資治通鑒》讀了六遍。
毛主席一輩子隻會做酸溜溜的舊詩詞，而一句“新”詩也不會寫；毛公也一輩子末穿過西裝，據說也未刷過牙。
他這位土老兒居然也找到了一個當明星的老婆，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中山先生是個現代人。
他在辛亥革命時的思想，是“新”得過了頭，也可說是“躐等”吧！其實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夠領導一個“辛亥革命”了。
其它都是多餘的。
為着“驅除鞑虜”，同盟會一成立，他們就想到要聯合會黨，搞武裝暴動。
在辛亥之前，孫中山所親身領導的所謂“十大起義”，有八次都是同盟會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零六～一九一一）之内發動的。
一九零七年一年之内就“起義”了四次，計有“潮州起義”（五月）、“惠州起義”（六月）、“欽州起義”（九月）和“鎮南關起義”（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複會徐錫麟的“安慶起義”。
一九零八年則有“欽、廉起義”（三月），雲南“河口起義”（四月）；一九一零年則有“廣州起義”（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前則有最慘烈的黃花岡（一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廣州起義”（四月二十七日，陰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會諸公為什麼要不斷地搞這些準備并不充分的小起義呢？而這些小起義為什麼沒一個能維持若幹時日的呢，這就因為孫黃諸公都堅信滿人政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末日。
牆例衆人推，隻要他們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國南部沿海占領一兩個城市，全國各地就會一緻響應；然後群策群力，就會把大清皇帝拉下馬。
——他們這一構想，并沒有錯。
辛亥武昌起義之後，各省響應之熱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黨人搞了十餘次大小起義，竟然沒一次能占領一個城池至一兩個星期之上的，所以連鎖反應就無從發生了。
再者，孫、黃二公都是運動秘密會黨起家的，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會黨的戰鬥能力了。
其實會黨隻是些烏合之衆，而革命黨領袖如孫黃等人，籌了些極其有限的“軍饷”，買了些陳舊槍炮，便驅策這些烏合之衆上前線，作戰賣命。
而孫、黃兩人又都是文人。
孫逸仙是個學貫中西的洋翰林；黃克強則是個“文似東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
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沒有臨陣經驗。
那些桀骜不訓的會黨分子，也不一定聽他們的指揮。
率領他們去“起義”，正如古人所說：“驅市人為戰”。
對方的清軍雖說不上是什麼勁旅，但至少是職業性的正規軍。
兩相砍殺，則勝敗之數，就毋待蓍龜了。
所以同盟會諸子，在羅掘俱窮，運動會黨，發動七次起義，都一無斬獲的沮喪心情之下，最後不顧一切，幹脆舍棄會黨，就自己赤膊上陣了。
最先丢掉筆杆，拿起手槍炸彈，去和滿族王公拚命的高級幹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稱的才子汪精衛了。
汪精衛其時年方二十七，由于《民報》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滿天下，連北京的深宮内院繼慈禧、光緒（一九零八年死亡）執政的後妃，亦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汪原在南洋一帶随孫黃二公辦雜務，然自覺同盟會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無他策，乃留下血書不辭而别，由傾慕他的女友陳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為陳璧君自報，實數猶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倫、黃複生等數人輾轉潛入北京，詐開“守真照相館”，謀刺攝政王載沣。
小才子怎能做職業刺客呢？事機不密，汪黃二人就被破獲逮捕了。
北京捕獲的革命黨刺客，竟然是文名滿天下的汪精衛。
消息傳出，一城皆驚。
汪黃大獄由肅親王善耆親自主審，而善耆竟是個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儀表供詞和風采所懾服。
當他把汪、黃兩犯“隔離審訊”時，二人皆堅稱是“個人謀反，累及無辜朋友”，叩請庭上将本犯千刀萬剮而将無辜者釋放。
據說善耆聞供大為感動，竟放下朱筆，再三歎息，口稱“義士、義士”不絕。
就這樣他才說服攝政王載沣，把這兩個罪至淩遲處死、九族同誅的“大逆犯”，輕判為“永遠監禁”的。
作者落筆至此，倒覺得載沣、善耆這些“鞑虜”貴族，颟預誤國，固罪無可逭，然較諸後來國、共兩黨，誅鋤異己，殘害無辜者之兇狠毒辣，實有足多者。
治史者記錄善惡，可下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