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猶太民族文化之中。
是“猶太教”（Judaism）中的一個有革命傾向的開明支派。
基督本人被釘上十宇架時，他也不知道他已經成為一個“基督徒”。
基督之死，隻是一個開明改革派的“猶太教徒”殉道而已。
可是基督死後，那些尊師重道的基督之徒（在中國儒家則叫做“仲尼之徒”），保羅、彼得之輩受下了猶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乃向歐非兩洲的異族之中鑽隙發展；曆盡異端迫害，終于篡奪了東西羅馬的政權，成為獨霸歐洲的宗教。
在北非，他們也建立了一個黑色基督大國的亞比西尼亞（今衣索匹亞）。
在歐非兩洲分别傳播的基督教雖截然有别。
——在歐洲的教義内，“上帝”是沒有形像的；但在早期非洲基督教會内，“上帝”則有個人形塑像，也和佛道兩教寺觀之内的雕像是大同小異的。
所以，洪秀全在夢中所見到的紅臉金須的“天父皇上帝”，原是《舊約聖經》和非洲基督教中的上帝。
美國當年的新教傳教士羅孝全，不承認洪秀全的上帝，實在是他神學史未搞通而少見多怪。
但是不論歐非兩派是怎樣的不同，他們同出于最早期基督使徒之傳播則一也。
可是基督教卻與中國文明風馬牛下相及。
在唐朝初年東羅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Nestorians）曾一度循“絲路”東來。
但是它除留下一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之外，曆史家找不到它是如何流行的，影響就更談不到了。
至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稣會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來華傳教。
但是清初的康雍二朝實是中國曆史上空前絕後的盛世。
這時的中國把那些傳教士真看得目瞪口呆。
這批“耶稣會士”都是些聖潔（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學者。
在當時中西文明互比之下，他們覺得當時的歐洲在政治管理、社會道德、經濟成就各方面往往西不如中。
因此在所有傳教士書簡中，真是案xx交贊——甚至是未說過中國一句壞話。
所以他們東來所走的路，不是“單線街道”（one-waystreet）。
中國文明之西傳，他們也是功不可沒的。
這些耶稣會士當年所搞的是一種真正的東西文化交流。
他們要修正他們自己的教義，來配合中國的儒家道統，載長補短、采精取華的融合共存。
不幸在十七、八世紀之間，他們的教廷卻愈走愈教條化；而中國宮廷之内的政争也把他們無端卷入。
因此這場多彩多姿、平等互惠中西文明之結合，就無疾而終了。
1.5 全盤西化論的先驅
耶稣會士絕代後百餘年，十九世紀中期歐美傳教士又接踵而來。
時隔百餘年，雙方環境都完全變了樣。
這時大清王朝已走入衰世——政府腐化無能，社會貧窮髒亂，公私道德也全部破産，真是人不像人，國不像國。
而這時的歐美國家卻正如日出東山，朝氣勃勃。
縱是在他們治下的殖民地如香港，租借地如上海、廣州和天津的各國租界，都遠比中國境内要高明得多。
在這個尖銳的對比之下，十九世紀的傳教士就沒有當年耶稣會士那種虛懷若谷的雅量了。
這時的傳教士也不是像當年的耶稣會士那樣經過教廷選拔而為宗教獻身的聖徒。
他們很多都是《聖經》之外别無所知的神職人員；有許多更是由鄉曲小教堂籌款，把他們送到海外的落後地區傳教的。
因此他們一開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種族和文化的優越感，認為他們傳教的對象是一種遍身罪惡、滿身傳染病而無文化的異端。
這種異端蠻族也隻有信上帝，全盤基督化，才能“得救”。
所以十七世紀與十九世紀從西方東來的基督徒傳教士的作風，簡直是南轅北轍。
前者所做的是兩個對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而後者則是一邊倒——中國人民如要“得救”，就隻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與生活方式而全盤基督化，也就是“全盤西化”。
他們實在都是“全盤西化論”的先驅。
當然那時中國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城隍土地），和一般生活方式如纏足、納妾、吸毒、盲婚……等等都表現得十分落後甚至野蠻的。
但是中國文明中亦有其可取之處。
不可因噎廢食、玉石不分。
除舊布新，原是任何有文化的社會都應該做的事。
斯之謂“現代化”也。
中西文明之對比，非中不如西也。
隻是中國文明“現代化”之起步，晚于西方文明三百年而已。
即以醫藥一項作比。
中古時期中國之醫藥，實遠勝歐西；而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時，則“中醫”較“西醫”之落俊就不可以道裡計矣。
然“中醫”（如草藥、如氣功、如針灸）又為何不可“現代化”、“科學化”，以至于“中西醫結合”，截長補垣，互惠合作呢？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廢除中醫，全用西醫呢？
所以我們談“中西文化之比較”、“中西文化之融合”、“東西宗教之對比”等等比較史學和比較文化上之專題，實千萬不能忽略其間的“階段性”。
中西互比，我們隻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别論其垣長。
不可下分層次，下辨古今，囫囵吞棗，而泛論一切！
吾人如自覺近兩百年來，在“現代化”過程中落後的衰勢中國文明，遠不如“現代化”較早，而至今仍處于盛勢的西方現代文明，就要盡棄傳統。
“全盤西化”，這原是啟蒙時代的幼稚病；啟蒙諸子的矯枉過正之言，不值深究。
而好漢專提當年勇，不分階段、囫囵吞棗，硬說精神勝于物質，東風可以壓倒西風，當然更是不通時務之論。
要知東西文化，原無優劣；而時間今古，則長短分明。
不幸的是，在那清末民初之世，中西雙方均各走極端。
西方神職人員之來華者，認為落後貧窮的中國異端，除信他們的上帝之外，無二話好說。
伯駕牧師說得好：“中國人不服從，就毀滅（bendorbreak）。
”因此那時縱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腸的傳教士。
對他們母國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胡作非為，也多表支持。
有的甚至認為“帝國主義”并不存在。
此一“帝國主義不存在論”的心态，其後且蔓延至西方漢學界。
連新近才逝世的西方漢學泰鬥的費正清先生亦終身服膺之。
到他寫完自傳的死前數年，才稍有轉變。
這是那時西方人在中國的基本态度。
這一态度如不改變，則西方教士傳教中國，就永無安甯之日——上至士大夫，下至工農兵，都要一緻抗拒了。
太平天國之覆滅，就是中國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結果；如今義和團之興起，則工農兵和基層社會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為表現也。
拳亂之時，除少數滿洲貴族乘機附和，企圖扶清之外，漢族士大夫幾乎完全靠邊站：甚至有奮起“剿滅拳匪”者。
非漢族士大夫有愛于耶教也，隻是他們頭腦較為清楚，吃一塹長一智，認為洋人惹不得罷了。
1.6 士大夫和工農兵抗拒耶和華
若問中國士大夫和工農兵為什麼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為此難題，近年來台灣基督教會在一些傑出領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聯華、林洽平諸先生策畫之下，籌有巨款，設立專門計劃來加以研究。
據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國人未嘗反對耶教也。
隻是耶教教義與中國倫理傳統互異，二者交流乃發生嚴重的文化沖突。
這種文化沖突不解決，則中國人就難于接受耶教了。
李君亦是虔誠的基督徒，對神學與神學史均有深入的研究。
舉例以明之，李君就認為曾在《聖經?舊約》中出現六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華（Yaheh）就不是“中國人的神”。
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對耶和華的讨論：
耶和華是一位很特别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
他有手，有指，有腳，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說話，有聲音。
他能夠種樹，也能夠縫衣。
他是男性，是父親，有兒子，他能教訓，也能咒詛，他能記憶，也能忘記，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樂、愛、惡、欲。
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又時常奔走，“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乃從這會幕到那會幕，從這帳篷到那帳篷。
”（《曆代志》上，第十七章第六節）第二，他是一個恐怖（Terriable）的神。
原文“Terriable”一字，中文聖經譯作“應受敬畏”。
“耶和華因為不能把百姓領進他向他們起誓應許之地，所以在曠野把他們殺了”（《民數記》第十四章第十六節）“我是邪和華，不輕易發怒。
我有浩大的愛；我赦免罪惡和過犯。
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惡而懲罰他們的子孫，甚至倒第三、第四代。
”（《民數記》第十四章第十九節）“耶和華吩咐以色列人與米甸人打仗。
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與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殺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沒有出嫁的（原文作沒有與男于性交過的），你們都可以存留他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奸淫”。
”（《民數記》第三十一章第七至十八節）“耶和華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
”（《出埃及記》第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