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師徒經一晝兩夜之力，寫成上皇帝“萬言書”三章，呼籲“拒和”、“遷都”、“變法”。
十八省在京舉人集會響應。
一時聯署者多至一千二百餘人。
五月二日（陰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師徒領隊，率十八省舉人及市民數千人，齊集“都察院”門前，遞請代奏。
——此一群衆集會，也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所發生的第一次學潮吧。
這就是那樁名垂史冊的“公交車上書”了。
7.4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康梁這次上書是連一部“黃包車”也沒有的。
所謂“公交車”者，在一百年前無人不知；一百年後就無有人知了。
原來在兩千年前的漢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舉席的。
這些被舉之人抵達京師，照例都由朝廷派“公交車”接送。
乘“公交車”是多麼光鮮的事。
自此以後“公交車”和“舉人”就分不開了。
公交車就是舉人；舉人就是公交車。
所以康、梁這次所領導的學潮，實在是一個“舉人造反”的團體行動。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舉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
就在這造反未成之時，朝廷的威脅利誘一時俱來。
它一面聲明要嚴辦聚案滋事，一面又貼出了黃榜，學潮總指揮康有為，高中第八名進士。
這一下“金榜挂名”，數十年灰溜溜鳥氣全消。
馬上脫青衫、着紅袍，保和殿面聖去者。
還鬧啥學潮呢？那些名落孫山的榜外公交車，也隻有打點還鄉，還債、賴債、打秋風去了。
台灣割給日本，讓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後受罪吧！他們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後，也暫時管不着了。
大家鳥獸散，颟顸無能的大清政府，未派一輛坦克上街，天安門的大學潮，也就煙消雲散了。
誅心而論，天下原無不是之學潮！康、梁師徒為着變法改制，雖然後來都變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曆史畢竟是公正的。
最近的《人民日報》不是心血來潮，對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補作了至高的評介。
既然領導那個小學潮的康、梁是曆史上值得歌頌的人物，那麼硬說魏京生、王丹、包遵信、王軍濤等是該關該殺的“暴亂分子”，豈不是睜着眼說瞎話？
人生苦短，一時烜赫，究竟是白駒過隙、過眼煙雲。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我們倒真希望領袖萬歲。
當朝諸公長生下老。
再過他一百年，回頭看看“小平變法”的過程；看看将來的曆史家對他們是怎樣下筆的。
7.5 人民問政的開始和“太子黨”
“公交車上書”這一出小鬧劇末搞出什麼立竿見影的效果。
地還是照割；款也照陪。
可是舉人造反這一鬧，卻鬧出個庶民問政的風氣。
關心國事，卻變成了一時的風尚。
關心之道，則是糾合志同道合之士，組織社團，報效國家。
士大夫們目光遠大、滿腹經綸，就要組織他們的“強學會”、“保國會”；江湖豪傑，氣功師、武術師，忠肝義瞻、視死如歸，就要組織他們的“義民社”、“義和團”來“扶清滅洋”；海外華僑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會黨，也要組織他們的“輔仁文社”、“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來“驅除鞑虜、恢複中華”。
一時組織林立，百會蜂起。
據梁啟超所作統計，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種公開社團，蓋有一百六十餘家之多。
——其宗旨除少數的革命造反之外，蓋多為保種強國，扶清滅洋而設也。
“扶清滅洋”可能就是後來中共“興無（産階級）減資（産階級）”的老祖宗吧！
在這百餘種社團中，那最有聲勢、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組織的團體，應該是由康、梁領導的“強學會”了，原來康有為在領導公交車上書之後，一時名滿天下，變成了時代的寵兒。
朝野士大夫皆折節下之。
大家（包括西太後）都認為改制維新是中國必走之路，而康有為是這條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
康氏如果真是個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為的。
不聿我們在一百年後的“恩怨盡時”為他“論定”，才發現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後節再詳論之。
雖然他也為着他所想象中的“變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個胞弟的生命。
在《馬關條約》簽訂後的幾個月之間，中國朝野在痛定思痛之餘，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辦報辦學，組織社團從事革新。
那時中國居然也有個“太子黨”（且用今日的語言來說）——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幹子弟”，如張之洞的兒子張權、曾國藩的孫子曾赓鈞、翁同龢的侄孫翁斌孫、陳寶箴的兒子陳三立（名史學家陳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兒子沈瑜慶、左宗棠的兒子左孝同等數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撫譚繼洵的兒子譚嗣同了。
寫曆史的人不能小視“太子黨”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得天獨厚，家庭影響深遠；教育最好。
知道舊政權的内幕最真切。
接受新思想也最快。
他們如果不流于吃喝螵賭、貪贓枉法而有心為國為民，他們往往是傳統中國裡，最精彩的接班集團或進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頭頭。
漢、唐、明、清早有先例；國、共兩黨政權中，且變本加厲。
——我們隻要單挑一、二人如台灣的陳履安和大陸的葉選平就足夠說明一切了。
清末除這個太子黨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經驗的中年官僚軍人如袁世凱、聶士成、孫家鼎、張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鴻章，都是傾向于改革開放。
至于張之洞、陳寶箴、翁同龢等太子黨之父就更不必提了。
——這一情況與今日大陸上的政治發展，頗有其異曲同工之處。
康有為是搞英國式君主立憲緩進派政治改革的領袖。
他對上述的保皇集團應善加領導，耐心教育才對。
誰知他一開頭便四面樹敵，自我孤立呢？
7.6 “強學會”的成立和聲勢
原來“強學會”在一八九五年夏發起于北京之時，它最熱心的贊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張之洞，而最誠摯的實際組織者，便是上述這批太子黨了。
一次翁氏曾折節親訪康有為于其私邸，不遇。
康回訪時，二人竟如老友晤談數小時。
翁對康真是推心置腹。
且看有為的自述：
“翁說”與君雖初見，然相知十年，實如故人。
姑為子言。
宜密之。
上（指皇帝）實無權。
太後極猜忌。
上有點心賞近支王公大臣，太後亦剖看，視有密诏否？自經文藝閣（名廷式。
翁的學生，亦一改革派）召見後，即不許上見小臣。
即吾之見客。
亦有人窺門三數巡之者。
故吾不敢見客，蓋有難言也。
（見康著《自編年譜》）
康有為這時是個才拿到學位（進士）的小知識分子。
在工部當個芝麻綠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師宰相對他折節若此。
試問後來國、共兩黨的高幹，做得到嗎？朋友，若說“固有文化”，實應于此等處求之。
近來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這個“溫柔敦厚”的一面。
但其結果有時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牽涉學理之深邃，就一言難盡了。
——這當然是題外之言。
“強學會”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從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