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出個小預算，并撥出一部印書機開始的。
工部尚書孫家鼐為它找座房屋作會址。
其後複由大學士王文韶、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各捐五千銀元。
現役軍人如淮軍中的聶士成和毅軍的末慶，亦各捐數千元。
其它小額捐獻更是所在多有。
有這樣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背景，學會的會務照理是應該一帆風順的。
不幸的是它一開始便發生了若幹政策性的争執。
其中有部分負責人想把這個學會逐漸辦成個自給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動改革開放的出版文化事業，庶可自力更生，長久維持。
但是這一構想卻為康某所峻拒。
他認為這樣做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結果争辯得“舉座不歡”。
一個社團的成員對政策發生争執，原是正常而應該有的現象，可是它如發生在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組合裡，往往就要産生并發症而導緻分裂和解體。
再者這一内因之外，它對外亦示人以不廣。
這時因戰敗失勢而在“總理衙門行走”的李鴻章，對“強學會”也十分敬慕，自願出銀二千元，加入作一會員或贊助人。
但是李氏的申請竟被該會所否決。
康有為自然也是這項否決的主要決策人。
李鴻章那時是世界聞名的中國政治家。
雖然暫時失勢，他的潛勢力，他的國際聲望，尤其是他在後黨中的地位，仍是一時無兩的，而康有為這個六品小京官，居然公開刮其胡子——這也可見當時康的氣焰了。
所以那時縱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記裡也說“康祖诒狂甚”。
7.7 新政、新思想毀于教條主義
康有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陰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
誰知他的氣焰不但未絲毫減退，反而因之水漲船高。
這時在中國最有權有勢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員”，實在是張之洞。
張于此時适自武昌調到南京，出任南中國最重要的“兩江總督、南洋大臣”，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包括當時經濟文化中心的上海市）。
康一到上海，張之洞便派專人把他接到南京去。
在南京，康有為一住二十餘日，變成張之洞的上賓。
張對他真是言聽計從。
這期間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強學會”，和該會的機關報《強學報》之發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張之洞支持的。
〈上海強學會序〉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為執筆，用張之洞名義發表的。
誰知張、康這段合作的蜜月，後來竟被康有為的教條主義徹底的破壞了。
讓我們再抄一段康有為的夫子自道：
入江甯居二十餘日，說張香濤開“強學會”。
香濤頗自任。
隔日一談，每至深夜。
魯濤不信孔子改制，頻勸勿言此學，必供養。
又使（梁）星海來言。
吾告以“孔予改制大道也，豈為一兩江總督供養易之哉？若使以供養而易其所學，香濤奚取焉？”（見《康南海自編年譜》光緒二十一年）
吾人讀上段文字，便不難想象出康有為當時氣焰之高了。
其語言之橫蠻，态度之惡劣，可說是達于極點。
但是這篇回憶還是他失意之後追記的。
當他春風得意之時，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
盡管如此，這位比康年長二十一歲的南洋大臣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對他還是曲予優容、熱心的支持和誠懇的勸勉。
但是康有為對這位開明的老輩和上級領導，硬是不假辭色。
且再把康氏有關的回憶看下去。
康說：
在江甯時，事大順。
吾曰，此事大順，将來必有極逆者矣。
黃仲弢梁星海議“強學會”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濤以論學不合背盟。
電囑勿辦，則以“會章大行，不能中止”告。
乃開會賃屋于張園旁。
遠近響應，而江甯一切不來，處處掣肘，即無楊崇伊“禦史”之劾，亦必散矣。
（同上）
在這段記述裡，康有為認為強學會之失敗是由于張之洞的“背盟”。
但是根據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裡之外。
哪是張之洞的背盟呢？
康、梁師徒在甲午戰後所推動的這個“強學會”運動，實在是滿清末年在中國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機”（chance）的一個全國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體的群衆運動。
它如搞得好，則後來的“華興會”、“光複會”乃至“同盟會”，可能都不會另起爐竈。
沒一個“辛亥革命”和随之而來的軍閥亂政，哪還輪到後來的胡适、陳獨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麼“五四運動”呢？
須知當年支持強學會這批人，實在是中國知識界（也可說是“資産階級”吧）的菁英。
他們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當時保守派中的徐桐、剛毅和榮祿等人。
這種集體力量之未能發揮，實在是和“強學會”的崩潰血肉相連的；而強學會之崩潰也就直接縮小了其後“保國會”的陣容，和光緒皇帝搞變法維新的聲勢。
這種搬石頭砸自己腳的辦法，都是康氏搞“教條主義”的後遺症啊！
7.8 報酬大于貢獻
“強學會”的失敗，在中國現代化發展史上實在是一大頓挫，頓挫于康有為在“今文經學”裡的教條主義。
“今文經學”是個什麼東西呢？筆者為使一般讀者對它有個粗淺的了解，特辟前篇為萬言專論加以闡述。
讀者批覽後，便知今文經學在我國的“儒教”裡，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時之外，在學術界并未成過大氣候。
所以自漢以後，輕視甚至鄙棄今文經學的儒家，正不知有幾千百人。
張之洞之勸康有為搞變法“匆言此學”，實在是一個長輩學人的善意勸告。
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讀過康著《新學僞經考》。
看後他在日記裡寫道：“看康長素、祖诒，廣東舉人名士，《新學僞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僞。
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雲雲。
真說經家一野狐也。
驚詫不已！”（見翁《日記》）
其實把康說看成“野狐”，又何止張翁二人。
其後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錢穆，對康的看法都是一緻的。
記得筆者本人在重慶讀大學期間，便有一位同班同學（似乎是黃彰健兄）專治公羊學為畢業論文。
餘亦偶涉之，但覺以“三世”論，讀《春秋》，未始非“通經”之一說，若要以它來“緻用”，那就是“迂儒”了。
不學在五〇年代亦嘗試述文，闡兩漢“太學”。
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漢代的今文家不隻是“迂儒”，簡直是把持立國意蒂牢結的“學閥官僚”也。
——當時也是有感而發。
當然那時的“學閥官僚”的學術水平與兩漢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還差得遠呢！（拙文見《附錄》）
康有為不自量力，引學術入政治，也就從“迂儒”逐漸蛻變成“學閥官僚”。
把支持他變法改制最熱心最有力的張之洞、翁同龢等都擯之門外。
以他這個六品主事的小官，來獨力抵抗那紅頂如雲的頑固派，那就是螳臂當車了。
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數名昏聩老領導授意之下，禦史楊崇伊一紙彈章，張、翁等實力派在一旁幸災樂禍，康有為的“強學會”就煙消雲散了．強學會一散，小會分立。
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新政新思想，就沒有共同語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