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戰”嘛，那時強有力的所謂東南三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後任兩廣總督），都還算是開明的。
而這三督和一般開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國”的圈圈之内。
少了這批開明而成熟的實力派（西太後也讓它三分的實力派），則康、梁等保國分子，就隻是“兒皇帝”之下的一群紅衛兵了。
紅衛兵能奪掉誰的權呢？所以保國會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與、禦史潘慶瀾便交章彈劾；老頑固派剛毅、榮祿等更在老太後前制造謊言，說“保國會”“隻保中國、不保大清”。
老婦人耳朵軟，受不得播弄。
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則帝後異途，沖突就不能免了。
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輕皇帝，認為他既然有了這一群年輕有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國之君”——朋友，一八九八年的大清帝困的确已到了被列強瓜分的邊緣——他就要不顧一切地去變法改制了。
7.11 可敬可悲的光緒皇帝
我們治中國近代史的人，每談到戊戌變法，總是過分的突出了康有為，光緒皇帝似乎隻是個次要角色。
這個印象是與曆史事實不符合的。
其實戊戌變法的中心人物還是光緒皇帝。
康有為隻是他看中的一個變法顧問而已。
但是康派之畢其功于一役的過激作風，卻頗能說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輕皇帝。
皇帝既有過激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機派的聯合陣線和反擊。
而康派的教條主義和過激作風，也拒斥了開明而強大的中間派。
開明派和中間派靠邊站，剩下的過激派和頑固派兩極分化，勢均力敵，就短兵相接了。
在這兩派較勁之時，過激派也就是所謂帝黨吧！原是個紙老虎、空架子。
一旦臨陣交鋒，其結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
現在且讓我們搜搜根，看看光緒皇帝是怎樣搞起維新變法的：
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一八七一～一九〇八）原是道光皇帝的孫子、鹹豐皇帝奕詝的胞侄、同治皇帝載淳的堂弟、醇親王奕譞和西太後妹妹的兒子。
慈禧是他的親姨媽。
當同治皇帝于一八七五年駕崩之時，西太後已當政十餘年，權勢已立。
她不想為自己的兒子載淳立後，因清法太皇太後不能聽政，所以她就選擇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載湉來承繼鹹豐。
如此，她就又可以繼續去“垂簾聽政”了。
載湉四歲即位。
自此便受教于深宮之中，成長于婦人之手。
慈禧原是一位幹練而無知的滿族老婦：個性又潑辣兇狠，殘酷無情。
她不是個好媽媽。
所以光緒帝自孩提時代起，就畏之如虎。
偶遭斥責，便跪地顫抖，齒牙撞擊作聲，至年長親政時，亦不能改。
但載湉是個聰明俊秀，有見識有良心而愛國的佳子弟。
在一個狀元老師的教導之下，熟讀儒家禮教的詩書。
知識漸開，自知為一國之主，也頗想做個明皇聖主，至少不能作“亡國之君”。
一八八七年二月光緒帝十七歲行“親政”禮，實習做皇帝。
一八八九年一月“大婚”。
冊立一後（葉赫那拉氏）二妃——瑾妃十五歲、珍妃十三歲。
二妃為親姊妹（他他喇氏）。
載湉不喜皇後而愛二妃，尤其是聰明美麗的珍妃。
但在那太後獨裁，宗法禮教下的皇家，他哪裡能享有愛情自由呢！同年三月，太後依法“歸政”，遷往新近完工的“頤和園”去頤養晚年。
按法理，載湉這時就是真正的皇帝了。
但是在任何專制政體之内，哪有不死就退休的獨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
所以西後也坦白承認她身在園中、心在宮内。
日常政務，不妨由兒皇帝去管；軍政大權，她是一寸不放的。
這時的王公大臣、軍頭疆吏，原都是她當政四十年一手栽培的。
他們被她管得俯首帖耳，也視為當然。
在這種母後專政的壓制之下作兒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作個鞠躬盡瘁的諸葛亮，或勤政而不攬權的周恩來。
要有野心，則做個日積月果，奉命操勞，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蔣經國，以待天降大任。
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
最下策則是做個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禍。
如迫不及待，搞林彪式的政變，那就誤己誤國了。
所幸光緒親政之後，國無大故，而李鴻章等所主持的，側重路礦、海軍的所謂“洋務”、“新政”（也可說是“科技現代化”或“四個現代化”吧），表面看來，實頗有可觀。
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軍在噸位和炮力上說，且超過日本。
——事實上中國這時也真是個海軍大國，所以西太後才看上了海軍。
她之所以不顧國情民意，挪用海軍經費數百萬兩去修造頤和園，可能就是出自她私心自覺當家數十年，曆盡艱辛；如今國家承平，海軍強大；她自己退休了、“歸政”了，理應造個好的花園來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7.12 “東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亦在向西方帝國主急起直追。
到一八九四年它居然插足朝鮮，搶奪中國主權，做個後來居上的東方帝國主義。
為對付日本，那時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務的恭親王奕欣，和一手創造“北洋海軍”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均知國際戰争不可輕意發動。
透過總理衙門，他們條陳“東事三策”：上策是“郡縣化”，把屬國朝鮮變成一省；中策“國際化”，開放朝鮮，制造國際均勢，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驅逐日寇。
當時李恭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實際主政經驗但是清望頗高的翁同和，乃至那些清議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車”，以及許多李鴻章的政敵禦史等人，則力主用兵。
其時親政未幾而求勝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來就是個主戰派。
再加上個有“獨對”（可以單獨向皇帝說話，在蔣毛二公時代叫做“通天”）特權的狀元老師之不斷慫恿，也就主張用兵。
至于那個有最後否決權的西太後，她老人家原是個村婦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
所以在多數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準了兒子的要求，“下诏宣戰”。
一戰至全軍盡墨，舉國惶惶之時，他們又把這戰敗責任，一古腦放在李鴻章頭上，把李氏罵成“漢奸”——“漢奸”一辭後來之流通全國，就是從罵李鴻章開始的——使鴻章百口莫辯。
老實說，大清帝國之亡國，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戰争”。
甲午之敗把我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一階段，曆時五十年，尤其是其後期的二十五年（所謂“同治中興”）的“科技現代化”的總成績，給寃枉地報廢了。
甲午之敗也拆穿了大清帝國五十年科技建設的紙老虎，而使新（德日）舊（英法俄）帝國主義加緊進逼，而形成一八九八年的瓜分危機。
甲午之敗也使那個有見識有權力，集中興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團，膽戰心寒而全部自動或被迫的靠邊站，對變法國強喪失了信心。
這一集團的隔岸觀火，乃導緻上述朝政之走向“兩極分化”。
皇帝與太後既然不能靠邊站，乃各趨極端，一分為二。
林肯說：“一個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
”大清皇朝這座“房屋”哪能例外呢？
*原載于台北《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