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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說過：“社會對一個人的報酬，實遠大于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
”那時去古未遠；我們記憶猶新。
對汪精衛，餘曾撰文論汪之“十大錯誤”。
認為汪犯了九大錯誤，社會和曆史都原諒了他，使他有“複出領導”的機會。
隻是他把第十大錯誤做得太“絕”了。
曆史無法原諒他。
他也就隻有以“大漢奸”之名遺臭史冊了。
康有為當年犯了他那教條主義的絕大錯誤，但是這錯誤雖使他铩羽而去，卻沒有影響他衣錦還鄉，為老太太做壽的風光。
其後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覓前途。
誰知一八九七年山東曹州教案突起。
全中國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個更嚴重的危機。
在朝野束手之時，聞鼙鼓而思将帥，大家又想到康有為畢竟是個人才；他的變法維新的主張，也是“今日中國之必需”，這樣康有為也就東山再起了。
7.9 瓜分的威脅和圖強的意志
所謂曹州教案原是發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兩位德國傳敦上在山東巨野縣為暴徒所殺的小事——在當前紐約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為暴徒所殺（最近遺有一位前來開會的日本大學校長被殺）——可是這件小事卻被那時後來居上的德意志帝國主義引為借口，強占了膠州灣；并要求在山東省築路開礦。
老實說，我們本錢大。
出租膠州灣也不是什麼大事。
但是這時甲午新敗，大清帝國已至死亡邊緣，德國人一開其端，其他帝國主義援例一哄而來——俄國人要租旅順大連，英國人要租威海衛和九龍，法國要租廣州灣，日本要在廈門一帶打主意……，這樣群盜入室，劃定“勢力範圍”、割據自雄，那問題就大了。
——弄不好，大清帝國就要步波蘭後塵，被列強瓜分了。
為應付這種嚴重局面，那在總理衙門辦外交的清室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
李鴻章就是個搞“以夷制夷”的老手。
在他訪問俄期間（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與俄國訂有密約以應付貪得無厭的日本。
膠州交涉期間，翁同龢、張之洞乃至康有為等也想聯英法而拒俄德。
但是帝國主義哪就那麼笨讓你去以夷制夷呢？他們要搞他們自己的“權力平衡”（balanceofpower）；劃定他們自己的“勢力範圍”（spheresofinfluence）；要把東亞病夫“瓜分”掉（partitionof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張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為棘手，而瓜分之禍，則迫在眉睫。
這時當政不久的光緒皇帝和有遠見的大臣們，就感到與其治标則莫如治本。
這樣他們就想到要“變法圖強”。
要變法，就少不了那個變法專家康有為了。
而康氏自己也當仁不讓。
一八九七年底，有為乃攜滿箧奏稿與所著新書，趕往北京。
康氏這時在北京自然又變成變法的智囊了。
因為他畢竟寫過一些小冊子，什麼《俄國彼得大帝變法考》、《日本明治變政考》、《法國革命記》、《波蘭分滅記》等等。
若論内容，這些名著隻不過是今日台灣主局初中曆史教科書耳。
然在那時的一般朝野人士則聞所未聞。
據說光緒皇帝後來看到《波蘭分滅記》，曾為之掩卷流淚，西太後讀之也頗為感動。
再者，有為此時既然仍在工部挂名為主事，他的上皇帝書依法也可由本衙門代遞。
不幸康氏個人與“本衙門”之内的人事鬧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階層的留難。
所幸光緒曾看過他公車上書期間的奏章而極為重視，此次知康來京即思召見而為老叔父恭王奕欣所勸阻，乃明谕“總理衙門”中諸大臣先期約見，談個底子，然後再由皇帝親自召見。
一八九八年（戊戌）一月二十四日（陰曆正月初三）康有為乃應約至總理衙門與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恒（刑部尚書）、張蔭桓（戶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來一套舌戰公卿。
旋奉論作書面條陳，以待皇帝召見。
在書面條陳裡，康的主要建議是先設立“制度局”，來從事研究設計如何更改全部舊法與官制。
康甚至主張“六部盡撤”、“則例全廢”，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學校、農、商、工、礦、鐵路、郵電、會社、海、陸軍）。
各省則設“民政局”，舉行“地方自治”。
筆者行文至此真是感歎不盡，近年來餘亦嘗與一些新朋友嚴家其、阮銘、陳一谘諸先生談小平變法。
殊覺康、梁變法與小平變法有其異曲同工之處。
隻是康、梁叫“制度局”，阮陳諸公叫“體改所”罷了。
“司令員”與“司令官”有什麼分别呢？！而時間卻浪費了一百年而已。
康、梁搞得一敗塗地；小平一定要成功？吾拭目待之也。
7.10 隻保中國，不保大清？
康有為這一制度的構想，顯然為光緒皇帝所看中。
這位有心為治的年輕皇帝就預備召見康氏面詢變法了。
這是一八九八年的初春。
也正是四夷交迫、國政如麻之時。
光緒一面要應付列強（尤其是俄國）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
一面又要在新舊派群臣之間，折沖抉擇。
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進呈的泰西新學。
最重要的，他還要應付那個泰山壓頂的慈禧老太後——光緒的任何決定，都要以西後一言為準。
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後決定權的。
這一個春天可說更是康有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風得意的一季。
這時他獨承天眷，終日忙于草折著書。
另外，在舉朝矚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擁之下，他更要恢複他那一度風行天下的強學會的組織。
前文已交代過，當“強學會”在一八九六年夏季被強迫解散之後。
結社集會已成一時的風氣，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
強學會被禁，全國雖失去一個統一領導的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組織，如湖南的“湘學會”、廣東的“粵學會”、湖北的“質學會”、廣西的“聖學會”、浙江的“保浙會”、雲南的“保滇會”、上海的“蒙學會”、“農學會”等等則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
但是這些組織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還是康梁師徒。
康氏如今東山再起，他就想再來個統一組織、統一領導了。
以他原有的“粵學會”為基礎，康、梁師徒乃于一八九八年（戊戌）二月底創立了“保國會”于北京的“粵東館”。
這個“保國會”雖比不上當年“強學會”的聲勢，然也網羅了一些豪傑。
沒來為變法維新而殺身成仁的“六君子”——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廣仁、譚嗣同等幾乎全部都是“保國會”的發起入或贊助人。
這個會言明以“保國保種保教”為宗旨；以“講求變法、研究外交、謀求經濟實效”為方法。
它一開頭就以顯明的政治面貌出現，并且得到光緒帝的認可。
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認為它是近代中國，政黨政治的第一次出現；而康有為則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政黨的黨魁。
可惜的是這個黨魁的格局太褊狹了。
他雖沒有後來中共所具有的“三寶”（理論、武力和統戰），但是至少可以玩玩一寶，打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