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戴；《春秋》有嚴、顔。
博士中選聲望高者為“祭酒”（教育長），恢複太學，由太常卿差次總領之《後漢書?儒林傳》）。
然光武帝本人則對古、今文學派之争無成見。
尚書令韓歆乃上疏欲将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建武四年正月，帝集公卿大夫、博士于雲台議其事。
博士範升反對最力，光武帝曰：“範博士可前平說。
”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後漢書?範升傳》）古文大家陳元聞訊，乃詣阙上疏書奏，與範升辯難書凡十餘上。
光武帝卒從陳元議而立左氏學。
而當時太學内，“諸儒以《左氏》之立，議論講嘩，自公卿以下，數廷争之。
”《左氏》終以阻力太大，旋被廢除。
（《後漢書?陳元傳》）
至東漢末靈帝時，大儒盧植再請置《毛詩》、《左氏》、《周禮》博士，然終不得立。
終兩漢之世，博士學官始終為十四家所保持。
（《後漢書?盧植傳》）由此可見他們争論的焦點還是學官廢立的問題，鬧至滿朝歡嘩，公卿廷辯，可知影響政治之大。
須知我國古代的“學官”乃至遜清的“言官”，在我國專制時代所發生的政治作用，直如現代民主國家中之報紙。
身為博士或禦史者多是善于反映民意的博聞強識之士，他們在重要的政治決策中有發言權，而且因為他們博古通今，強辯足以飾非，在政治舞台上又是一種極重要的政争工具，與實際掌握政權的人互為表裡。
何況他們在國家“管”、“教”兩項大政中又實際地負了二分之一的責任，明乎此則東漢學官之争即毋須多贅矣。
太學之變質
前已言之，太學設立之初原系替儒家創造特殊政治地位，是一個“罷黜百家”的工具。
曆經兩百餘年之演變，儒家獨鳴之形式已成，罷黜百家之目的完全達到。
其它學派與政治完全脫離關系。
先秦時代“百家”皆有參政機會的局面一掃無餘。
因而近人治學術史者嘗謂漢武以前是“子學時代”，其後兩千年為“經學時代”。
其實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說法。
東漢時代諸子之學固然式微，但是儒術亦随之蛻變。
蓋儒教本是人類最少“排他性”的哲學。
各種學派它都能食而化之，據為已有。
漢初儒家首與陰陽家合流即其一例。
其後漢人所謂“陽儒陰法”，所謂“霸王道雜治”，所謂“調理陰陽”，都是以儒為體、以百家為用的表現。
因而各學派中從“少長貴賤皆從法”的研究，到“燒爐煉丹”的迷信，都成為“儒生”的餘事。
相反的，各家學說為求不與實際政治、社會生活脫節，也就讀幾句孔孟之言，戴上儒冠，以儒者的姿态出現。
漢末張道陵輩，以黃老之徒自居，謬稱其曲解老莊之學為道教，其實他們隻是儒生所研究之陰陽谶緯之說濫觞後的餘孽。
而真正“既聞且博，亦玄亦史”的道家，反而多躲在儒家招牌的後面。
漢末“以生道殺人”的諸葛亮，分明是個不折不扣的“法家”，而他卻要自稱儒生。
加以光武中興以後激勵氣節，儒生以宦徒為可恥，沽名釣譽者更不惜“五月披裘”，裝模作樣。
因而東漢時私家講學之風特盛。
他們也“各以家法教授”，與太學諸博士在學術上平分秋色。
《後漢書?儒林傳》論曰：“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裡之路，精廬暫建，赢糧動有千百。
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争王庭，樹朋私裡，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
”這些私家講授的學者，生徒極衆，門下“著錄”（登記）每至萬人以上。
⑤所以以規模論，則擁有十四家博士、七千名教授、三萬名學生的太學，在當時也就算不得太“大”了。
漢代太學至東漢順帝時已達最高峰，但是這時的太學已不是儒術的最高學府，實際上隻是一部分享有特權的儒士利用政府權力所把持的一所固立大學而已。
太學與私學的比較
東漢的私學既如此發達，其中的生徒和教授實往往駕太學而上之。
論博大精深的學術造詣，論高風亮節的道德涵養，這些私家教授都遠非那享有特權的太學十四家博士所可比拟。
博士聲望日低，“遊士”聲望反而日隆。
他們偶遊京師，批評朝政，不特“太學生争羨其風”，以為“處士複用”，公卿輩亦均“折節下之”！
在這種情況下，太學裡想真正治學的學生，因而也就感覺到太學裡的研究科目不夠多，學術水平不夠高了。
且看東漢時最傑出的一位太學生鄭玄求學的經過。
《後漢書?鄭玄傳》曰：“玄……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
”但是鄭玄覺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