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些少數民族事實上隻是“中華民族大熔爐”（TheChineseMelting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
根據熔化的程度他們且有“生”、“熟”之分。
筆者在抗戰期間讀中學曾随校遷入這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那時我們所接觸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
最熟的熟苗那就與我們所謂“漢族”毫無分别。
他們的子女也就進入我校讀書。
可是我們如與“生苗”往還，那就要帶“通事”（翻譯）了。
清末的廣西當然比抗戰期中的大西南更為複雜。
全省漢番雜處，生熟兼備。
而漢人之間亦有土居漢人（早年南遷者）與“客家”（後來的北方移民）之别。
其情形蓋亦如台灣今日的“本省人”與“外省人”吧！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劣根性在作祟，這兩幫“漢人”之間的摩擦，原是沒止沒盡的。
至于漢番之争，乃至少數民族本身之間的鬥争那就更下用說了。
再加上地理條件——全省地瘠民貧、謀生不易。
因此落草為寇，實是優勝劣敗，适者生存的終南快捷方式。
縱遲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軍的時代，他所熟悉的廣西，還是“無處無山，無山無洞，無洞無匪”的。
廣西在人文和自然環境上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
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說“粵語”（廣東話）；而住于桂江兩岸的，則說“桂林官話”。
說這兩種不同語言的也難免有其不同的地域觀念。
上述種種也都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條件，使他們能因時、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組織群衆，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場失意、能說粵語的客家人。
他在花縣是一位被歧視的漢族中的少數民族。
所以在花縣他是不會有太多的群衆的。
加以花縣地鄰廣州，居民的文化和經濟水平都相當高。
洪先生想搞點“妖言惑衆”、“帶功講座”，也是不太容易的。
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貧，客家聚居的廣西西江兩岸的貴縣、桂平紫荊山、金田村一帶，那洪先生就可稱聖稱賢、稱王稱霸，如魚得水了。
1.5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經緯
洪秀全造反還有一個那時代所特有的經濟背景。
洪氏起義金田是在“鴉片戰争”結束的八年之後。
在結束鴉片戰争的《南京條約》締結之前，中國所搞的“外貿”制度，原是“一口通商”。
全國貨物——如蘇杭甯的絲綢，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紅茶、漆器，安徽的綠茶，長江下遊的棉紡織品等等——銷行歐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嶺，通過廣州“一口”去漂洋過海的。
歐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銀，英國的呢絨、鐘表（且看北京故宮的“鐘表館”）和後來的鴉片，美商所運入的檀香、人參（所謂“西洋參”有别于東北産的“高麗參”）、皮貨等等，乃至南洋産的珍禽異獸、犀角象牙……也都是通過廣州逆流而行暢銷于内地的。
中外商家要搞“外貿”都要在廣州一口去參加變相的“廣交會”。
中方出口貿易則由專搞出口的“公行”（大緻有十二三個獨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壟斷：番禺《竹枝詞》所謂“金錢堆滿十三行”是也。
來華貿易外商則各有“夷館”，長期劃界居留，各營其利。
中國管制外貿關卡，則有所謂“粵海關”，年入正稅約在八十萬兩上下（稅收略次于長江中遊的“九江關”）。
粵海關不屬于“戶部”（今之财政部），而直轄于“網務府”，是皇帝的私産。
關稅收入作為北京禁城的“維修費”。
【附注】滿清皇帝是不能亂花錢的。
他是個“制度”（institution）。
國家為維持這個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預算的。
中國的皇帝是“中央集權文官制”中，最高級的“官僚”。
他不是個“寡頭獨裁者”。
清末女主當權，葉赫氏破壞了這個制度。
她因此亡了夫家，也報了娘家的世仇，才成為亡國之後的。
我國當年“廣交會”的貿易額是可驚的。
在倫敦、紐約等現代港口興起之前，廣州可能是獨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紀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紀歐洲和伊斯蘭史上号稱“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
餘年前訪古四桐，瞻拜鄭和行香遺迹，登臨唐代古塔，覓四桐而不見，然其海天形勢迫人，固古今無殊也，嗣趨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鵝賓館”之最高層，俯視香江，見粵海之勝；想中國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則徐、伍敦仁、孫逸仙、蔣介石、李宗仁、毛澤東、趙紫陽……均逝于足下。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
眼見他樓塌了。
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紀四〇年代之破産衰敗，即關乎本文闡述之主旨。
蓋《南京條約》（一八四二）之後，通商擴及五口，上海乃扶搖直上，頓成五口之王。
全國外貿進出中心移往長江下遊。
廣州十三行壟斷結束，生意一瀉如注，改業乏術，便淪于破産。
十三行破産不打緊。
要緊的是廣州的衰落；廣州衰落不打緊，要緊的是靠它生意吃飯養家的千千萬萬，翻山越嶺，擺渡撐船的搬夫船夫。
他們因廣州之衰落而失業。
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