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教授文史數十年。
單在大學本科所授的史學課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亞洲史”、“中國通史”、“中國近代現代當代史”等十餘種之多。
在教學期中，個人對美日各時期所用各種教科書，總嫌其不合己意。
有時竟随教随評之——縱是近年所用最權威的著作《劍橋中國史》，亦無例外。
這種既教之、複批之的論學方式，在科舉考試中，可能就構成“罵題”之謬說。
伹為學若有主見，不願人雲亦雲，實自覺亦無可厚非也。
加以學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這往往就是鼓勵了。
以緻樂此不疲者數十年。
因此在教學過程中，縱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當權派雖強力幹擾，務期統一教學，餘亦每以補注方式，增抒己見。
雖每犯衆怒，而終不盲從也。
至于自授各課，講義則多自編：“教科書”就是附庸了。
如此數十年，初不意講義及所編之參考史料，裝于紙箱中竟意高與身齊也。
前年自海外教學崗位自動申請退休之後，海内外華裔學界及新聞媒體中之老友，每每邀請參加學術會議，或為時論索稿，乃自從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舊講稿及積存史料中，編譯之以應寵召。
初則偶一為之，不意為時既久，聽衆與讀者之間，頗不乏同調。
各方口詢、函囑，鼓勵尤多。
因此使一得之愚，頗思廢物利用，将數十年積稿，稍加分類回譯，列出系統，以就教于學術界之同行，及一般嚴肅的聽衆與讀者。
筆者不敏，學無專長，加以流落異域數十年，打工啖飯，颠沛流離，一言難盡。
然。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因對數十年之所學，與殚精竭慮之思考，亦不敢過分妄自菲薄。
以故在退休之後，尚思對舊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錄》、有《二十二史劄記》等名作之遺規；筆者愚拙，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舊稿中，對中國國體“轉型論”，亦數十年未嘗忘懷的主題之一也。
憶青少年期嘗随顧颉剛師治商周史，對“中國封建之蛻變”即有專篇，獨抒己見而推研之；曾擴充至十餘萬言。
除以部分為中央大學學士論文之外，餘篇則拟為中央大學曆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之基礎也——其時筆者曾考入中大曆史所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計畫為戰火所毀。
積稿除〈中國郡縣起源考?兼論封建社會之蛻變〉一篇之外，餘稿泰半遺失；研究所亦未讀成。
——《郡縣考》一文嗣曾發表于“安徽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