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能貫徹其重農輕商政策，而今日美國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後有一部，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的中央集權的專政大機器。
它可以強制執行任何“政策”!豈但是“重農輕商”？它甚至可以搞罷黜百家、獨崇儒術，搞一國兩制或一國一制；甚至三面紅旗、人民公社……等等，亦無往而不能。
國家有駕馭人民的絕對權力。
驅之東則東，趕之西則西，人民無不俯首聽命。
一紙中央文件，便可把國家政策落實到底。
在這種權力集中的“秦制度”裡，不特中央政府有無限權力；一品大員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縣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幹部小吏，無不對人民享有各自職權内的絕對權力。
桑弘羊大夫所倚賴的這部國家機器，事實上是個權力金宇塔。
大塔之内又有無數體積不等的小塔，上下相連，層層節制。
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
在這樣一個金鐘罩、鐵布衫的嚴密控制之下，幾個小鹽商小鐵販，隻是少數釜底遊魂而已，“資産階級”雲乎哉!
不特此也。
為着貫撤政策、垂之久遠，政府還要在學術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論。
庶幾權力與思想相結合，雙管齊下，把士農工商的階級觀念，嵌入人民靈魂深處，使其變成永恒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變——這一點“略輸文采”的秦皇漢武，也真的做到了。
此一傳統中國所特有的曆史發展，史學家試圖“概念化”之，乃名之曰：“國家強于社會”（以别于西歐、北美傳統中之“社會強于國家”）。
社會發展，一切聽命于國家。
國家是個頤指氣使的老太婆；社會是個百依百順的小媳婦——借用一句馬列主義的術語，我們也可說社會型态是國家的“上層建築”吧！明乎此，我們就可以了解桑弘羊大夫在鹽鐵專賣政策中的緻勝之道了。
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桑大夫這部無山不移的國家大機器，原是用來防制工商業發展的。
它是否也可反其道而行，來振興工商業，搞經濟起飛，就是另一問題了。
4.8 “主觀意志”抵銷“客觀實在”
回頭再看傑弗遜總統的重農輕商的政策何以行不通呢？那就是傑弗遜總統缺少了桑弘羊大夫那部國産的中央集權國家大機器。
他隻有一個“三權分立”的民主聯邦政府。
民主政府專不了政，則人民就可自由行動。
人民有了自由就沒命的向錢看。
如此則中産階段和重商主義就要擡頭，資本主義就要出現，偉大總統的重農輕商思想就落空了。
美國制是“英美傳統”之餘緒。
在早期英國，乃至整個西歐，這一社會現象之發展實更為嚴重。
馬克思就呈看中這個西歐輕驗，認為重商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出現是個“必然”的趨勢；在唯物主義哲學上是個“客觀實在”。
人類對資本主義這個惡魔既不能防之于前，就隻有補救于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旨所在吧！
殊不知馬氏所看出的社會發展上這個“必然”是有個先決條件的。
這個先決條件便是“國家”管不了社會。
如果國家權力強大到上節所述秦皇漢武時代的中國，這個“必然”也就不成其為必然了。
馬克思生前足迹未逾西歐，研究範圍更未及于中國。
他決末想到他們唯物主義者在社會發展中所發現的“客觀實在”，可以被古代中國裡幾個唯心主義者的“主觀意志”所抵銷。
董仲舒、公孫弘、桑弘羊等幾位儒生的七扯八拉之言，和劉徹皇帝的一紙橫蠻無理的诏書，就可把山雨欲來的中國資本主義消滅于無形。
再者，馬克思死後，北美、西歐社會發展的現象，也非他始料所及。
他沒有想到資本主義也可以修正。
勞資可以兩利，不一定非鬥得你死我活不可。
總之，社會科學在二十世紀中發展得太快了。
它不是十九世紀一些直線條的社會思想家的思想所能籠罩的。
列甯笃信馬克思主義，他把階級鬥争說發展到最高峰，創造了蘇聯模式的無産階級專政。
毛澤東師法馬列、祖述秦皇漢武，把中央集權的國家大機器發展到超越秦皇漢武，遠邁列甯、史達林的最高境界。
一機在手，因而毛公也就可以無所不為了。
4.9 “國家機器”是中産階級的克星
這部國家機器在某些方面的确是萬能的。
但是天下哪就真有萬能機器呢？在運作方面它也有它的死角——這死角便是迫使中國“落後”的基因。
須知我們這部無敵大機器原是為搞“重農輕商”而設計發明的。
它的不斷維修、不斷改進，也是向相同目标前進的。
既然重農輕商，防制資本主義之出現，這部機器鎮壓和鏟除的主要目标，便是“城市中産階級”。
因此它的曆史任務便是：①預防“城市中産階級”于其出生之前；②誅鋤“中産階級”于其萌芽之期；③摧毀“中産階段”于其成長之後。
這樣一防、一鋤、一摧，搞了兩千年。
在這部大機器的運作之下，我們這個中華農業大帝國，就永遠不會産生“城市中産階級”了。
對比較社會史學缺乏興趣的朋友們或許要問，中國傳統的“大地主”，豈非“中産階級”哉？曰：非也。
傳統大地主者，職業官僚或候補官僚之養老院也。
若輩聰明伶俐之兒孫則職業官僚青幹班中之受訓青年也。
在學青年均為職業官僚（professionalbureaucrats，着重“職業”二字，若輩除做官之外别無謀生之術）之候補。
而職業官僚則又為獨裁專制帝王之鷹犬也。
中國傳統帝王一向優容，甚至鼓勵大地主。
第一，大地主為職業官僚告老還鄉的“安全塞”（safetyvalve），亦為候補官僚儲才之所。
第二，中國曆史上無地主造反的史例，這群面團團的富家翁，向不妨害公安。
第三，中國“獨子繼承制”（primogeni—ture）隻行之于家天下者，而不行于天下有家者。
父死财分，再加個多妻制，則土地集中的禍害隻是革命家想當然耳了。
靠證據講話的社會史家，對此末找出充分的證據來。
中國傳統的小地主通常也隻是饑餓邊緣的“小貧”；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幾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無功名的自耕農和小地主無份也。
官僚們“一代做官、三代打磚”，他們子孫形不成階級、搞不了政治，他們不是中西比較史學上所說的“城市中産階級”。
我們的“城市中産階級”二千年來可以說被上述那部國家大機器碾斃殆盡。
現代剛一萌芽，又被肅反肅掉了。
4.10 工業化、現代化少不了“城市中産階級”
我國曆史上缺少個“中産階級”，豈足惜哉？曰：不足惜也。
相反的，那正是我們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