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那末從達摩到慧能門下分弘的情況，相信可得到更符合事實的禅史。
有關禅者法語的，主要有：代表北宗神秀的，有‘大乘無生方便門’的各種本子，傳說為神秀所造的‘觀心論’。
代表荷澤宗的，有劉澄所集的‘南陽和上問答雜征義’(胡适校對各本刊行，題為‘神會和尚語錄’)；‘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禅門直了性壇語’。
代表保唐宗的，有‘曆代法寶記’。
這是一部燈史，保留了智诜下淨衆宗的法語；保唐無住的衆多開示。
而‘傳法寶紀’，‘楞伽師資記’，‘六祖慧能大師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叁書，提供了最可寶貴的資料。
‘傳法寶紀’與‘楞伽師資記’，都是早期的北宗燈史，卻發現了南宗頓禅的根據。
‘楞伽師資記’的慧可傳下，保存了‘略說修道明心要法直登佛果’，是傳說為弘忍所說的‘修心要論’(或題作‘最上乘論’)的藍本。
這是達摩“二入”說中“理入”的闡明，代表了楞伽禅的宗要。
在道信傳下，保存了‘大乘入道安心要方便’，對于道信的禅風，及東山門下(南宗、北宗等)的不同傳布，提貢了同源異流的最好參考。
研究‘施法壇經’，可以肯定荷澤門下的“壇經傳宗”本，是根據“南方宗旨”本的；而“南方宗旨”本，已對“曹溪原本”有過多少添糅。
從荷澤禅學(如‘壇語’及‘神會語錄’等所說)與南方宗旨的不同，可以推見曹溪禅的“直顯心性”，所以分化為荷澤系的“寂知指體，無念為宗”，及洪州系的“觸類是道而任心”的意義。
此外，代表江東牛頭宗的，有‘絕觀論’與‘無心論’。
炖煌新發見的，與舊來(洪州、石頭門下)所傳的懷讓、行思、道一、希遷的語錄；百丈懷海的‘廣語’，越州慧海的‘頓悟入道要門論’，黃蘖希運的‘傳心法要’等早期禅書，作綜合的研究，那對禅門的方便設化，因時因地而演化的趨勢，就有相當的線索可以探求。
從印度禅到中華禅的演化曆程，這些八、九世紀的禅書，為我們提供了充分的研究資料。
依據八、九世紀的禅門文獻，從事禅史的研究，中國與日本學者，都已有了不少的貢獻。
我不是達摩、曹溪兒孫，也素無揣摩公案，空談禅理的興趣。
前年中央日報有‘壇經’為神會所造，或代表慧能的诤辯，才引起我對禅史的注意。
讀了胡适的‘神會和尚遺集’，及‘胡适文存’，‘胡适手稿”中有關禅宗史的部分。
日本學者的作品，僅見到宇井伯壽的‘中國禅宗史研究’叁卷；關口真大的‘達摩大師之研究’，‘達摩論之研究’，‘中國禅學思想史’；柳田聖山的‘中國初期禅宗史書之研究’：對新資料的搜集，處理，對我的研究，幫助很大！但覺得，有關達摩到會昌年間，也就是從印度禅到中華禅的演化曆程(也許我的所見不多)，似乎還需要好好的研究！
禅史應包含兩大部分：禅者的事迹與傳承，禅法的方便施化與演變。
關于前一部分，首先應該承認，禅者是重視師承的。
古代禅者的共同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