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個事的做法來說，他也不像紀真那麼深惡痛絕，因為作法總歸是為内容服務的。
他現在仍然覺得周志明是一個可愛的人。
他不敢想象，明天周志明在看到那張“死亡通知書”的時候，該會怎樣。
這小夥子并不是一個非常剛強的人，也太重感情，他唯一的親人，二十年終日厮守的父親，死得那麼孤獨，而他卻不能伏在屍體上哭上一聲。
人間可憐事，莫過于此吧。
段興玉的眼睛有些濕了。
他重重地吐了口氣，無心再談下去，把目光從窗外收回來，對紀真悶悶說道：“時候不早了。
”
紀真神形委頓地站起來，穿上他那件舊了的風雨衣，說：“走吧。
”
兩個人的腳步聲在靜無一人的樓道裡響起來，下樓梯的時候，紀真突然憑空歎了口氣。
“唉——馬局長給弄到自新河農場當副場長去了，像我這類幹部，怕是更不行啦，到了急流勇退的時候啦。
”
以前他也發過類似的感歎，但不過感歎而已，而今天的聲調中卻能讓人感觸到一種切切實實的悲哀和無可奈何的自棄。
段興玉沒有說什麼勸慰的話，對一個喪失了沖刺力的人，勸慰也是一種自欺欺人。
大門口的風又稍猛了一些，卷起些細沙，面皮上麻酥酥的有點難受，紀真把脖子縮在支起來的風雨衣的領子裡，臉上映着路燈慘愁的光，更加像個顫巍巍的老人了。
“興玉，……今天，今天我們的話就算沒說吧，我知道，你嘴緊。
”
他點點頭，目送着紀真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夜霧依稀的路口，然後返回身，又走進大門裡來。
他要去辦公室拿出那封信來，他決定今天晚上就把它發出去。
在段興玉到紀真屋裡進行那場沉悶的談話的時候，嚴君随着下班的人流走出了機關大門。
這麼些天了，總好像有什麼事不順，心裡頭總是無着無落地懸着，不通不暢地堵着，不舒服，煩！
街上，正是人來車往的高峰時間，公共汽車拖起長長的陣列，一輛一輛緊挨着擠在十字路口，喇叭的鳴叫聲、沸騰的人聲、自行車的鈴铛聲一片交響，高踞在交通崗樓裡的民警時而通過高音話筒用生硬的諷刺和申斥壓過一切聲音，參加進路口的喧嘩中來。
她艱難地穿過被汽車的洪流和自行車的海洋封鎖的馬路，幾乎是拼命地擠上了去幸福南路的無軌電車。
今天中午，在從看守所回來的路上，她的自行車放了炮，扔在街口的一個小修車鋪子裡了，真是什麼都不順！
自從３１１案被擱置以後，她這是第一次去看守所，值班的杜隊長是個熟人，一見了她就用大大咧咧的公鴨嗓兒喊起來，聲音幾乎要傳到甬道裡去了。
“嗬！今兒個是穆桂英單騎出陣啊，怎麼就你一個人來啦，帶提票了嗎？”
杜隊長愛開玩笑，敢于當着女同志的面說粗話，她一向避免和他過分厮熟，所以隻簡簡單單地答了一句：“送東西。
”
“什麼東西？衣服，給誰送的？”
“就是原來在我們處的那個。
”她把帶去的衣服放到辦公桌上，“我們從他家拿來的。
”
“嗬，你倒成了他的家屬了。
”
她知道這是一句玩笑話。
看守所的成規，未決犯是不發囚衣的，一應必需的穿戴及用物照例要由家屬送來。
她無暇細心考究這個玩笑是否過分，在聽到“家屬”二字的瞬間，一顆心忽地提了上來，在嗓子眼兒裡咚咚直跳。
“我可沒那個福氣。
”她低聲地說了一句，杜隊長當然是會當作反話來聽的。
杜隊長清點着衣服，她裝作随口無心地問道：“他關在哪一個甬道啊？”
“左邊第六個，現在都放風去了。
”
一個念頭突然跳出來，躊躇了片刻，她把語氣放得親熱多了：
“老杜，帶我去看看放風的地方行不行？我還沒見過放風什麼樣呢。
”
“這有什麼難的，呆會兒我領你去。
”
在監區的西角，四面高高的紅牆圍起一個小城堡似的建築。
看守所和監獄不同，所押的都是沒有審決的人犯。
某些未決犯是不能互相接觸的，所以這個放風的地方就很特别。
紅牆中間有一扇挂滿黃鏽的鐵門，鐵門進去是一條細長筆直的通道，通道兩邊能看到一個挨一個的“放風室”的門。
他們當然不走這條路，而是從旁邊一扇小門進去，憑一條狹窄的樓梯上到了“小城堡”的頂部。
幾個帶班的隊長正在城郭的一圈走道上監視着下面放風的犯人，其中有認識她的，便過來打招呼。
從這兒俯瞰下去，放風室是露天的一片方格，恰似一個象棋的棋盤，中間那條通道便是“界河”。
她沿城郭由東往西走，每個約有十來平米的放風室都有一個犯人待在裡邊，或像瘋子似的來回走動，或像傻子似的蜷縮一隅，但是多數人都站在斜射在方格内的一塊陽光下，仰臉眯眼地像是很舒服。
她從東頭走到西頭，臉上一副漫不經心的表情，而實際上卻是在緊張地尋找他，可是沒找到。
她正打算再到對面城郭上去看另一面的放風室，走了幾步卻蓦地收住了腳，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在幾個白制服警察的陪伴下這麼走來走去，實在有點兒像個巡視古堡的“女總督”，不，她不能叫周志明看到她這副居高臨下的樣子，況且，即便是見了他，她也不能向他表示些什麼，一點兒也不能，她和他都會難堪，那樣還不如不見的好。
“怎麼樣，還看嗎？”
“不，不看了，我想回去了。
”
“不看就不看，反正那一面和這一面一個樣。
”
她向那一面望了一眼，喉嚨裡鹹鹹的。
電車停住了，不知道得在這個站上耽擱多久，嚴君算了一下時間，施肖萌大概已經早到了幸福南路了吧？
“别扒了，下一輛車馬上就來了，坐下一輛吧！”售票員無效地喊叫着。
嚴君擠在人群中，四面都是牆一般的胸背。
慢慢熬着，直熬到車門砰地發出聲響，電車才又開動起來。
“下一站，幸福南路，沒票的在車上買啊！”售票員威脅性的聲音從頭頂上新安裝不久的有線喇叭裡傳出來，很像電話裡那種失真的音調。
幸福南路是嚴君回家路上換車的地方，所以她才在電話裡把施肖萌約到那兒去，那兒離神農街也是挺近的。
施肖萌在電話裡的聲音比售票員的喇叭還要失真，在她沒有通名之前，嚴君似乎是憑了一種靈感聽出她來，但仍然故意問了一句：
“你是誰呀？”
“我是他朋友，如果他不在，勞駕你給我找一下那個姓嚴的女同志行嗎？好像叫嚴君。
”
“我就是嚴君，你是施肖萌？”不知為什麼那一刻她心情很敗壞，是女人的嫉妒嗎？
“你就是？喂喂，你是嚴君嗎？”電話裡的聲音急促起來，“我給他打了三次電話了，都找不到，他是不是又出差了？”
“你，什麼都沒聽說嗎？”
“沒有，怎麼了，出什麼事了嗎？”
“現在……”她看了一下四周，小陸很警惕地在旁邊瞅着她。
“現在沒法說，晚上七點鐘吧，你在幸福南路的十三路無軌電車站等我。
”
“幸福南路，七點。
”施肖萌很不安地重複着。
嚴君把電話挂上，胸口壅塞着一股無法排遣的氣悶和委屈，那張逮捕證，由她親筆填寫的逮捕證，還有施肖萌那理直氣壯的聲音，“我是他朋友，他朋友！”在眼前晃着，在耳畔響着，她閉上眼睛，一動不動……
“約的是誰呀，保密嗎？”
耳邊響起一個故意輕描淡寫的聲音，她睜開眼，瞥一瞥踱過來的小陸，冷冷地說了一句：“我朋友。
”
“什麼，你什麼時候有朋友了，我怎麼不知道？”
她算是找到了一個出氣筒！“怎麼，我找朋友還得在你這兒備案嗎？”
小陸愣了一下，“随便問問，幹嗎那麼大肝火呢。
”他讪讪地走開了。
電車的速度慢下來，頭頂上的喇叭又開始叫：“幸福南路到了，先下後上啊。
”
“下車嗎？”
“換一換。
”
“都下，這兒下的人多。
”
車門開了，她沒怎麼用力擠就雙腳懸空地被一大坨下車的人裹了出去。
這兒是個交通樞紐，人多、車多。
她站在路邊喘了口氣，略略整理了一下頭發，舉目四望，發現施肖萌已經站在了面前。
“小嚴。
”
“你早來了？”
施肖萌忐忑不安的臉上生硬地擠出一絲禮節性的笑容，“車很擠吧？”
“還可以，我們往那邊走吧，我要到那兒換車。
”施肖萌跟着她往前面的車站走去。
“他沒出差呀？”
“沒有，他……被抓起來已經一個多月了，你一點沒聽說嗎？”她站下來。
“什麼？”施肖萌睜圓了眼睛，瞳孔好像一下子放大了幾倍，“為什麼？”她的聲音發抖，不知道是難過還是恐懼。
“因為，他包庇了廣場上鬧事的反革命。
”
施肖萌像沒聽見一樣，聲音猛然放大，淚水随着湧出來，“為什麼，為什麼！”
她望着那張挂着眼淚的臉，的确是一張很美、很單純、很善良的臉，一張令人不忍嫉恨的臉。
是的，她不應該，從道理上不應該嫉恨她。
你既然愛一個人，就應當尊重他的願望，服從他的選擇。
女人，女人有這樣的胸懷是不容易的，可對于一個愛别人而肯于犧牲自身的女人來說，應該是容易的，從道理上講應該是容易的！
“别哭，這兒人太多。
”
“不不，他不是壞人，不是反革命。
”施肖萌的情緒略略克制下來，“你們總該了解他，一起工作這麼久，總該替他說說話。
”
她胸口堵了一大堆話要說，卻忍住了沒說，近兩年的公安幹部的生活，使她懂得該怎樣克制和謹慎了。
“我該走了。
”她本來還想說：“你别對人說我告訴你什麼了。
”但沒有說出來。
她決不在施肖萌面前顯得這麼膽小怕事！
施肖萌緊随了幾步，“他現在在什麼地方，怎麼才能見見他呢？”
“在押犯在預審期間是不能會見親屬的，連通信也不行，何況你也不是他的親屬。
”她現在的口氣幾乎是冷酷的。
“你是公安局的，你幫幫忙，讓我見見他。
”
“……”
“我不會連累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連我都見不到他，”她的心一下子被施肖萌流出來的和自己吞下去的淚水泡酥了，“……過幾天，可能有個公判大會，如果有他的話，我看能不能給你找張票吧。
”
走到公共汽車站跟前，施肖萌仍舊随在身邊，但是再沒有說什麼。
車來了。
“那我怎麼找你呢，還打那個電話？”
“你最好别再往我們那兒打電話，我找你吧。
”她擠上汽車。
“謝謝你啦，小嚴。
”
她聽到這句充滿真摯感激的緻謝，車子開走了。
下了車，她拼命地往家跑，她不願意也不能再憋下去，再忍下去，隻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小屋——那塊完全屬于自己的小小空間裡去，哭！
她要痛快地哭！雨，斜斜地飄灑，似剪不斷的銀絲，拖拉機的鐵皮拖鬥裡已經被洗得精濕。
他覺得冷，縮成一團的身體微微地打抖，腕上的手铐冰涼沉重，盡管同車的犯人把自己的一塊不大的綠色塑料布慷慨地勻了一半在他的肩上，他還是覺得貼身的襯衣已被雨水透入，涼絲絲地貼在腰間，不知棉被怎麼樣，坐在屁股下的被袱卷想必也早已濕了。
這部帶拖鬥的拖拉機下午三點從自新河農場的場部出發，已經在泥濘中蠕動了一個多小時了，一路的稀泥、坑窪幾次使它險些抛錨，兩個坐在駕駛台陽篷下的人卻滿不在乎地一路說笑，笑聲在沙沙的細雨裡顯得格外響亮。
駕駛員是個年輕人，周志明始終沒有從正面看清他的臉，坐在他并肩的那位三十多歲戴眼鏡的人，倒是時時回過頭來看一眼身後拖鬥裡的兩個犯人，駕駛員有時叫他老常，有時叫他常文樹，這大概就是他的名字吧。
周志明的身體憑了車身的劇烈颠動來回搖擺着。
延目遠方，茫然眺去，在鏟平的田野盡頭，間錯拔出幾株形狀古曲的樹木，他叫不出那樹的名字。
地平線上，一抹黛色山脊浮沉于雨霧空蒙之中，他也辨不出那山的遠近。
耳邊嘎嘎啦啦的柴油機的響聲和幾乎被它淹沒的簌簌的雨交彙成一種單調而又有點兒蒼涼的音響，從這音響中，他似乎能夠想象出前方的目的地是怎樣一種色調的世界，他将在那裡度過十五個漫長的冬春，這本來應該是人的一生中最燦爛的年華，他真不知道能不能在那裡找到自己的寄托和快樂。
雨線雖然是款款細細地飄來，他卻感到像一片麻亂的鞭抽，他不想哭泣，生氣枯竭的眼睛是幹涸的，但是，從臉頰上流下來的雨絲卻渾若一片淚水，仿佛一直滴到了心裡。
“嘿，快到了。
”與他合披一張塑料布的犯人向前方張望着。
他大約四十來歲，幹巴巴的臉盤上極不協調地鼓出一對肉腫的眼泡，剪光的腦袋上剛剛長出些毛茸茸的刺兒，還遮不住青虛虛的頭皮，他是跟随那個常文樹到場部一起去領一批鐵鍬和他這個新來的犯人的。
他用粗筋暴露的手指着遠處，“喂，看見那個磚窯了嗎？是個報廢的舊窯，現在的新窯還得往西。
”
順着他手指的方向往前看，在荒蕪的曠野上，一座行将倒塌的土窯的輪廓越來越清晰地映入眼底，土窯的周圍，取坯土留下的大坑已是一片澤國。
周志明把視線收回來，向自己的同伴瞥了一眼，問道：“你在這兒很久了嗎？”
那犯人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說：“六八年進來的，本來到今年七月份就滿期了，可是不小心又犯了個錯誤，剛剛加了三年刑。
你呢，犯的什麼錯誤？敵矛内矛？”
“我？也沒犯什麼錯誤……”他出語躊躇地說。
“沒犯錯誤？沒犯錯誤到這兒幹嗎來了，跟你說，往後可别這麼說話。
”老犯人善意地告誡着。
“預審的時候我就是這麼說的……”
“得了。
”老犯人戒備地往駕駛台瞟了一眼，“甭找那份不自在，你多少年呀？”
“十五年。
”
“嗬，夠重的，怪不得進了場還不摘铐呢。
你還不到二十歲吧？”
“二十多了。
”
“二十多啦，嗬，長得倒是副學生樣，你看我才四十，可人家一看都以為五十多了呢。
我叫卞平甲，六班的，你叫什麼？”
“周志明。
”他猶豫着，很想問問磚廠的情況，又不知該從何問起，好容易憋出了一句：“到磚廠，幾個人住一屋？”
“幾個？”卞平甲笑了笑，“二十幾個！大通炕一排。
”又說：“看你這樣兒，準是從小嬌生慣養的，大概從來沒受過委屈吧？”
“我，我爸爸打過我。
”他眨眨眼，很認真地辯白，聲音不覺響了一點，冷不防坐在駕駛樓上的常文樹扭過頭來喝斥道：“你們嘀咕什麼？老實呆着行不行！”
卞平甲背對着駕駛樓，沖他擠了下眼，兩個人不作聲了。
小時候，父親是打過他的，因為隻打過這一次，所以印象特别深，那次他在鄰居家玩兒，親眼看見那家的保姆失手打碎了一件青花古瓷瓶，那保姆怕了，一口咬定是他打的。
主人心疼不已，父親隻好當衆揍了他一頓屁股，又在家裡關了一個星期天不讓出門。
此時想起這件尿布時代的倒黴事，周志明心裡倒油然生出一種非常溫暖的感情。
雨停了，拖拉機離開大道，拐了兩個彎，在一塊不大的空地上停下來。
這是個破損的籃球場，場地已經被橫七豎八的車轍和淩亂的腳印弄得爛糟糟的，一個自制的籃球架歪歪吊吊地廢置在一邊。
不遠，有一排低陋的平房，污濁的紅磚牆顯然經曆了年深日久的風剝雨泡，留下坑坑點點的殘蝕痕迹，不堪入目，門窗也是七拼八湊，破破爛爛，周志明沒猜錯，這該是磚廠的廠部了。
常文樹打開他的手铐，指揮他和卞平甲把領回來的幾大捆鐵鍬從車上卸下來，放在平房的房檐下，然後領他們走進了一間不大的屋子，指指一個滿是塵土的條凳，說了一句：“在這兒等着。
”便又出去了。
他看了看抱在懷裡的被袱卷，還好，濕得不大。
腳上沉甸甸的，他正想搓着兩腳把鞋上的厚泥闆搓下來，被卞平甲拉住了。
“别，你把泥巴弄隊長屋裡，不是找不自在嗎。
”他笑笑又說：“這兒有句順口溜，‘自新河，三件寶，蒼蠅、蚊子、泥粘腳。
’再沒有哪兒比這兒的土更粘了，一下雨，門都出不去。
”
正說着，屋子背後不遠的地方，猝然幾聲哨鳴，接着便聽到一個人在高腔大嗓地講話。
卞平甲說：“今天下雨不出工，晚點名就提前了。
”不一會兒，一陣亂哄哄的歌聲傳過來：“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說是唱歌，不過是一種失諧的嘶叫，周志明的心尖直抖，不住地想：“他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哪……”
門開了，一個四十多歲的胖胖的幹部跟着常文樹進了屋。
那人看了一眼周志明，用細綿綿的聲音問常文樹：
“就是他呀？”
“就是他。
準備分到六班去。
”
“噢，”那人指指卞平甲，“你先把他帶回去吧。
”
常文樹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