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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似水年華 第七部 重現的時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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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的巴黎相比已大不一樣,這點讀者馬上就會看到,那是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我來巴黎是為了檢查病情,然後返回療養院。

     一九一六年我重返巴黎後頭幾天的一個晚上,我想聽别人談論唯一使我感到興趣的事–戰争,就在晚飯後出去看望維爾迪蘭夫人,因為她和邦當夫人一樣,是戰争時期巴黎的王後之一,這戰争時期令人想起督zheng府時期。

    就象接種了少量酵母後在表面上自然發生那樣,一些年輕的婦女整天戴着高高的圓柱形的頭巾,就象和達利安夫人①同時代的女人那樣,她們出于公民的愛國心身穿十分短的裙子,外罩埃及人穿的、十分”戰争”的深色*直統長袍;她們腳穿用皮帶系的靴子,使人想起達爾馬所說的古希臘、古羅馬的悲劇演員穿的厚底靴,或是高高的護腿套,使人想起我們親愛的戰士們的護腿套;她們說,這是因為她們沒有忘記自己應該使這些戰士一飽眼福,她們不但穿着寬松的衣裙,而且戴着首飾,用它們的裝飾題材使人想起軍隊,雖說它們的材料不是來自軍隊,也并非在軍隊裡加工;不是使人想起出征埃及的埃及裝飾品,而是用炮彈碎片或七五炮的炮彈導帶制成的戒指或手镯,用兩個英國銅闆制成的打火機,一個軍人呆在防空壕裡使銅闆上生了漂亮的銅綠,上面的維多利亞女王側面像仿佛是皮薩内羅雕刻的;她們說,因為她們不斷想到這些,當一個軍人倒下了,她們就為他戴輕孝,說他”帶有豪氣”,這樣她們就戴上白色*的英國紗帽(白紗帽給人留下極為優雅的印象,使人”産生各種各樣的希望”,對最後勝利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念),用緞子和平紋絲綢來代替過去的開司米,甚至保留她們的珍珠項鍊,”同時保持無須提請法國婦女注意的分寸和端莊”。

     ①達利安夫人(1773-1835),督zheng府時期巴黎最著名的婦女之一,曾提倡複古的時裝。

    
盧浮宮和所有的博物館都已關閉,所以當人們看到報上一篇文章的标題是:”一個引起轟動的展覽會”時,人們就可以确信這不是一個繪畫展覽會,而是一個裙子展覽會,而且展覽的裙子是為了滿足”那些高尚的藝術情趣,即巴黎婦女過早失去的藝術情趣”。

    這樣,優雅和情趣重新複興,優雅沒有藝術,就竭力為自己辯護,如同一七九三年的藝術那樣,在那一年,在革命沙龍參展的藝術家們宣布,”當同盟國的歐洲包圍自由的國土時,我們卻在搞藝術,一些嚴肅的共和主義者”将會錯誤地感到”奇怪”。

    一九一六年的婦女時裝店老闆就是這樣做的,他們還以自豪的藝術家的良心承認,”尋找新鮮的東西,排斥平庸的東西,顯示一種個性*,為勝利作好準備,根據戰争的要求為世世代代指出一種美的新格式,這就是使他們感到苦惱的雄心壯志,這就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當人們前來參觀他們美妙地設立在……街的沙龍時,人們就會看到這點,用鮮豔的色*彩來消除當時沉悶的憂郁,看來是那些沙龍的口号,不過帶有當時的形勢所強加的審慎。

    ”确實,”如果我們沒有這麼多令人思索的勇敢和耐勞的高尚榜樣,當時的憂郁就可能戰勝婦女的毅力。

    我們的戰士在戰壕裡希望留在家裡的心上人更加舒适、更加妖豔,因此,當我們想到這些戰士時,我們不就是在設計符合當時要求的裙子這項工作中不斷進行越來越多的探求”。

    可以理解,”時髦的式樣主要由英國的商店創造,即協約國的商店創造,人們在今年酷愛酒桶裙,裙子自然、漂亮,使我們婦女都具有罕見優雅的有趣的小小特點。

    這場可悲的戰争最令人滿意的後果之一,迷人的專欄作者補充道(人們以為他會說:是奪回失去的省份,民族感情的覺醒),這場可悲的戰争最令人滿意的後果之一,将是在時裝方面取得可喜的成果,這種時裝上不亂加質次的裝飾物,顯得十分簡潔,就是用極少的東西創造出妩媚的風采。

    人們現在所喜歡的,不是大服裝店制作成一式幾件的那種裙子,而是自己在家裡制作的裙子,因為這些裙子能顯示每個人的個人思想、嗜好和傾向,”至于說到慈善,當她們想到因入侵而産生的一切苦難,想到這麼多的殘廢者時,它自然會變得”更加靈活”,這使她們不得不坐在橋牌桌旁,在”茶會”裡度過黃昏的時光,一面評論”前線”的新聞,在大門口則停着她們的汽車,汽車的座位上坐着一個漂亮的軍人,在和貴族的跟班以及戴高頭巾的女士們閑聊。

    另外,新鮮的不光是用古怪的圓柱形使臉部變長的頭巾,而且還有臉部本身。

    戴新帽子的女士是一些不知從哪裡來的青年婦女,她們成為優雅的花朵,有的已有半年,有的已有兩年,有的已有四年。

    這些差别對于她們的重要性*,如同我初入社交界時,蓋爾芒特和拉羅什富科這兩個家族對證實家族的曆史有三個世紀或四個世紀的重要性*一樣。

    從一九一四年起就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把一九一六年被介紹給這個家庭的女士看作是暴發戶,向她問好時活象一個享有亡夫遺産的寡婦,用單柄眼鏡盯着她看,并撅嘴表示,人們甚至還不能确切地知道這位女士是否已經結婚。

    ”這一切都相當令人惡心,”一九一四年結識蓋爾芒特家族的女士總結道,她真希望蓋爾芒特家族結識新友的周期在她之後告一段落。

    這些新友在年輕人看來已十分陳舊,而對某些不僅僅出入上流社會的老人來說,這些人似曾相識,并非新友;這些人不僅為社交界提供在知己之間進行政治方面和音樂方面的談話這種社交界所允許的消遣,而且還必須由這些人來提供這種消遣,因為如果這些人是舊友–即使是新友也一樣–,要使事物顯得新奇,就必須要有新的名稱,在藝術上是如此,在醫學上、社交上也是如此。

    (另外,在某些事物上名稱确實是新的。

    例如,維爾迪蘭夫人在戰争時期去了威尼斯,但是,猶如那些想對憂愁和感情避而不談的人們一樣,當她說這好極了的時候,她贊賞的既不是威尼斯、聖馬克教堂,也不是那些宮殿,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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