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寫出了《危險的關系》；這也不是他對大小資産者的興趣，使福樓拜選定《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主題的那種興趣。
有人說，一個趕得匆忙的時代，它的藝術的壽命也長不了，好象戰前預言這仗打不長久的人們。
因此鐵路将結束靜觀，緬懷驿車時代也是枉然，然而汽車擔負起驿車的職司，重又把遊客載至被廢棄的教堂。
那時，生活呈現的一幅圖象實際上給我們帶來多種不同的感覺。
例如，在一部已經讀過的書的封面上、标題字母之間，視覺編織進了很久以前某個夏夜的皓月流光。
早晨牛奶咖啡的味道使我們産生那種對大好天氣的朦胧希望，從前，當我們用凝脂般打着鄒褶的白瓷碗喝牛奶咖啡的時候，盈實的白晝還完好無缺，當時這種朦胧的希望曾有那麼多次在晨曦明确的不可預料中向我們綻開笑靥。
一個小時并不隻是一個小時，它是一隻玉瓶金尊，裝滿芳香、聲音、各種各樣的計劃和雨雪－陰－晴，被我們稱作現實的東西正是同時圍繞着我們的那些感覺和回憶間的某種關系–一個普通的電影式影象便能摧毀的關系，電影影象自稱不超越真實，實際上它正因此而離真實更遠–作家應重新發現的唯一關系，他應用它把那兩個詞語永遠地串連在自己的句子裡。
我們可以讓出現在被描寫地點的各個事物沒完沒了地相互連接在一篇描寫中，隻是在作家取出兩個不同的東西，明确提出它們的關系，類似科學界因果法則的唯一的藝術世界裡的那個關系，并把它們攝入優美的文筆所必不可少的環節之中，隻是在這個時候才開始有真實的存在。
它甚至象生活一樣，在用兩種感覺所共有的性*質進行對照中，把這兩種感覺彙合起來，用一個隐喻使它們擺脫時間的種種偶然，以引出它們共同的本質。
就這個觀點而言，自然并沒有把我放上藝術的道路，它本身不就是藝術的開始嗎？它往往要我在另一事物中才讓我認識到某事物的美，在貢布雷的鐘聲中才讓我認識它的中午，在我們的水暖設備的嗝兒聲中才讓我認識東錫埃爾的早晨。
這種比較關系可能不那麼有趣，事物可能平庸無奇，文筆可能拙劣，然而，隻要沒有它，那就什麼都沒有了。
然而還不止于此。
如果現實便是這種經驗的殘屑，對誰都差不多是一樣的，就象當我們說：一種壞天氣、一場戰争、一個汽車站、一家燈火輝煌的餐館、一座鮮花盛開的花園的時候，誰都知道我們所指的是什麼；如果現實就是這個，那麼，無疑，有這些事物的某種電影膠卷也就足夠了，而離開了一般主題的”文筆”，”文學”也便成了人為的附加部分。
但是，這真的就是現實嗎？如果我在某事物給我們留下一定印象的時候力圖弄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例如那天走過維福納橋，一朵白雲投在水波上的－陰－影使我高興地跳着叫道”見它的鬼！”；又如我聽着貝戈特說某句話，我印象中所見的，”實在奇妙”這句話并不與他特别适合；或如為某個惡劣行為激怒的布洛克竟說出與俗不可耐的意外事件大相徑庭的言語：”讓他們這麼做吧，我覺得這畢竟異異異異想天開”；或如蓋爾芒特家的盛情款待使我受寵若驚，而且他家的酒已使我喝得微帶醉意，在離開他們的時候我禁不住獨自低語道：”這些人真算得上禮賢下士，能同他們一起過一輩子定是很愉快的”；那麼，我發現這部最重要的書，真正獨一無二的書，就通常意義而言，一位大作家并不需要杜撰，既然它已經存在于我們每個人的身上，他隻要把它轉譯出來。
作家的職責和使命也就是筆譯者的職責和使命。
然而倘若，當問題涉及的比如說是自尊心的不确切用語的時候，對扭曲的内心語言（它離最初的中心印象正越來越遠）的矯正，直至能與應發自印象的直線混淆一氣的内心語言的矯正，如果說這種矯正恰是我們的惰性*不樂意幹的令人不舒服的事情，那麼，還存在着另外一些情況，例如在愛情問題上同是這種矯正便成為痛苦的事情了。
我們假裝的種種無動于衷的表現，我們對他撒得那麼自然的謊言、與我們自己撒的如出一轍的謊言所感到的全部憤慨，簡言之，每當我們感到不幸或被人抛棄的時候，我們仍不斷地對心愛的人訴說的一切，不僅對心愛的人，而且在見到他之前沒完沒了地對我們自己訴說的一切，有時還會高聲說出來，打破房裡的甯靜：”不，真的，這樣的行為實在叫人受不了”，或者：”我曾想最後接待你一次，并且我将不否認這件事使我挺難受”，把這一切引回到所感受到的已離得那麼遠的真實上來，這是對我們最珍惜的一切的毀滅，這在我們同自我單獨相處的時候，在寫信或采取行動的瘋狂計劃中，造成了我們同自我的熾烈的交談。
即便在人們正是為了獲得藝術創作的歡樂所給予的印象而悉意追求的這種歡樂之中，我們仍然會盡可能快地設法把恰恰是這種印象本身的内容視作不可言傳的東西而放過一邊，并緻力于能夠讓我們不求甚解地感受到它的樂趣和相信能用它感染别的可與之對話的有興趣者的行為，因為我們将對他們講一件對他們和對我們具有同樣意義的東西，既然我們自身印象的為個人所有的根被砍去了。
即使是在我們對自然、社會、愛情和藝術作最無動于衷的旁觀的時候，由于任何印象都是雙重的，一半包裹在客體之中，另一半延伸到我們身上，隻有我們自己能夠了解，我們急急忙忙地把這一半忽略了，也就是忽略了我們本來應該挖掘的唯一的東西，卻隻考慮另一半，我們沒想到那另一半是不能予以深挖的，因為它暴露在外，用不着我們花吹灰之力，而一棵山楂樹或一座教堂的景象在我們心中耕過的小小犁溝，這條犁溝我們會覺得很不容易看出來。
但是我們卻在重新演奏那首交響樂，回頭重遊那座教堂，直至–在這遠離我們不敢正視的自身生活并美其名曰博學的逃逸中–我們依法炮制，做到與頗有造詣的音樂愛好者或考古愛好者一樣内行。
由此可見，從自己的印象裡什麼也不提取的人對此是多麼重視了，他們就象藝術的單身漢在不滿足中虛度年華！他們懷着童貞女和懶漢的憂愁，隻有生兒育女或工作能使他們得到解脫。
他們對待藝術作品比真正的藝術家還興奮，因為他們的興奮不是由一場艱苦深入的耕耘引起的，它流露在外，刺激他們的交談，使他們臉紅脖子粗。
他們以為扯直嗓門尖叫便是在完成業績，演完一曲他們喜愛的作品便聽到他們大聲嚷嚷：”好哇，好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