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偉大便在于重新找到、重新把握現實，在于使我們認識這個離我們的所見所聞遠遠的現實，也随着我們用來取代它的世俗認識變得越來越稠厚、越來越不可滲透、而離我們越來越遠的那個現實。
這個我們很可能至死都不得認識的現實其實正是我們的生活。
真正的生活，最終得以揭露和見天日的生活，從而是唯一真正經曆的生活，這也就是文學。
這種生活就某種意義而言同樣地每時每刻地存在在藝術家和每個人的身上。
隻是人們沒有察覺它而已，因為人們并不想把它弄個水落石出。
他們的過去就這樣堆積着無數的照相底片，一直沒有利用。
因為才智沒有把它們”沖洗”出來。
我們的生活是這樣，别人的生活也是這樣；其實，文筆之于作家猶如顔色*之于畫師，不是技巧問題，而是視覺問題。
它揭示出世界呈現在我們眼前時所采用的方式中的性*質的不同，這是用直接的和有意識的方式所做不到的，如果沒有藝術，這種不同将成為各人永恒的秘密。
隻有借助藝術，我們才能走出自我，了解别人在這個世界，與我們不同的世界裡看到些什麼，否則，那個世界上的景象會象月亮上有些什麼一樣為我們所不知曉。
幸虧有了藝術，才使我們不隻看到一個世界、我們的世界，才使我們看到世界倍增，而且，有多少個敢于标新立異的藝術家，我們就能擁有多少個世界，它們之間的區别比已進入無限的那些世界間的區别更大，不管這個發光源叫倫勃朗還是叫弗美爾，它雖然已熄滅了多少個世紀，它們卻依然在給我們發送它們特有的光芒。
藝術家的這項在物質、經驗、詞彙下努力挖掘某種不同事物的工作，與當我們違心地生活的時候，自尊、偏見、才智以及習慣每時每刻在我們身上完成的工作恰恰相反，後者在我們的真實印象上積聚起各類術語，積聚起被我們誤稱為生活的實用目标，以完全掩蓋我們的真實印象。
總之，這種複雜如斯的藝術正是唯一生氣勃勃的藝術。
隻有它能向人表述我們的生活，也使我們看到自己的生活，即無法”觀察”到的、對我們所看到的它的表象需要加以翻譯和往往需要逆向閱讀和極難辯識的那種生活。
我們的自尊、偏見、模拟力、抽象的才智和習慣所做的那項工程正是藝術要拆除的，它将使我們逆向行進、返回隐藏着确實存在過卻又為我們所不知的事物的深處。
重建真正的生活、恢複印象的青春，這無疑是一大誘惑。
但它也需要有形形色*色*的勇氣，甚至感情上的勇氣。
因為那首先要否定自己最珍貴的幻覺，不再相信自己所制訂的東西的客觀性*，并且，與其一百次地用這樣的話哄騙自己說：”她真可愛”，不如真截了當地說：”我喜歡親吻她”。
當然，在愛的時刻裡我所感受到的東西，别人也同樣感受得到。
我們感受，然而我們所感受到的卻象一些負片，不把它們湊近燈光看便隻見一抹黑，而且它們還得反過來看，不把它們湊近才智，就不知道上面是些什麼玩意。
因此隻有當才智把它照亮了，使它理智化了，我們才有可能十分艱難地辨認出所感事物的面貌。
巴黎聖母院
然而我還發現，最初我因希爾貝特而領略過的那種痛苦，意識到我們的愛情并不屬于激起愛情的人的痛苦，這種痛苦作為解決問題的輔助手段卻不無補益（因為，雖說我們的生命如白駒過隙，卻隻有在痛苦的時候，我們的，可以說是颠簸在永恒不斷的變化和起伏曲折之中的思想才能象在一場風暴中那樣，把那整個地受法規調節的無限泛升起來，達到一定高度，讓我們能看到它，這是我們停留在角度不佳的窗戶前所不曾看到的，因為幸福的甯靜使它平淡無奇和地勢過低；這種起伏，也許隻對某些偉大的天才才始終存在，對他們來說不需要痛苦的颠簸；然而，當我們欣賞他們歡快的作品的寬廣而有規律的發展時，我們是不會那麼肯定地傾向于根據作品的歡樂去推測生活的歡樂，恐怕相反，生活往往是痛苦的）–然而，主要原因在于，如果說我愛的不隻是某個希爾貝特（我們因此而痛苦異常），那不是因為我們還愛某個阿爾貝蒂娜，而是因為愛是我們靈魂的一部分，它比我們身上那些先後泯滅的、自私地希望挽留這個愛的自我更加經久不衰，而且，不管這樣做會給我們造成多大的痛苦（其實是有益的痛苦），它必得脫離具體的人以便從中逸出一般性*并把這種愛、對這種愛的理解給予每一個人，給普遍的人，而不是給某個、接着又是某個我們先後作為某個、按着又是某個男人希望與之結合的女人。
出現在我周圍的最細微的迹象（蓋爾芒特家庭、阿爾貝蒂娜、希爾貝特、聖盧、巴爾貝克，等等），我必須把習慣使我忽略了的含義還給它們。
而在我們達到現實之後，為了表述現實，保住現實，我們将撇開與現實相異的東西，撇開習慣所獲得的速度不斷地給我們帶來的東西。
首先我将擯棄那些說來容易卻并不是心靈選中的話語，擯棄那些插科打诨，如我們用在交談中的那種語言，繼與人長談之後繼續矯揉造作地對自己說下去，使我們的思想充斥謊言，那些純屬物質的、在堕落到就是寫寫話的作家那裡伴随着淺笑和皺眉蹙額搔首弄姿的話語，它們無時不在篡改例如聖伯夫這樣的人說過的話。
真正的著作不應是光天化日和誇誇其談的産物，而是黑暗與沉默結下的果實。
而由于藝術嚴格地重新組合生活，我們在自己身上已經達到的真實周圍便會始終漂浮着詩的氣氛，洋溢着某種神秘帶來的恬适，那無非是我們不得不從中穿過的冥冥的殘痕，象高度表一樣正确标出的作品的深度指示（這個深度并不屬某些主題所固有，如一些唯物主義的唯靈論小說家所以為的那樣，既然他們不可能深入到表象世界的下面去。
而且，就象那些不願作些許善行的善士常作的道德文章，他們所有崇高的意向也不應妨礙我們注意到他們連擺脫産生于模仿的形式上的種種平庸之處的意志力都沒有）。
至于才智–即使是最卓越的才智–所稀疏采撷的真情實話，在它面前，昭然若揭，它們的意義可能十分重大；但是它們的輪廓不大柔和，它們比較平坦，由于要達到這些真實不用逾越什麼深度，由于它們并不是再創造出來的，所以，它們沒有深度。
有些作家到了一定的年齡後，心中不再産生那種神秘的真實，從此時起，他們往往就憑借越來越有力的才智進行寫作，鑒于這個原因，他們成熟時期的作品比他們年輕時的作品更蒼勁有力，然而它們失去了往日的甘美。
不過，我覺得也不能對那些由才智從現實中直接引出的真實科以全盤否定，因為它們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