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草地上的午餐”。
我說了來自外部的危險。
來自内部的危險也一樣。
如果我對來自外界的意外防護得好好的，誰又能料到我是不是會因為一次突然出現在我内部的意外，因為某種内部的災禍，即在為撰寫這部作品所需的好幾個月過去之前使我不得不放棄利用這個恩惠呢？
過一會兒，當我經過香榭麗舍，走在回家的路上，誰又能對我保證說我不會遭受有一天下午落到我外祖母頭上的那種災難呢？那天下午，也是在香榭麗舍，她帶我出來散步，沒想到那竟是她最後的一次散步，在這種一無所知中，我們的一無所知中，時針指到了她不知道的這個點上，當即，脫鈎的發條就敲響了喪鐘。
也許當第一記鐘聲已在醞釀之中的時候，對于這記鐘聲敲響前那一分鐘已快走完的恐懼，也許對将在我大腦裡啟動的這一擊的恐懼（這種恐懼就是對即将發生之事模模糊糊的感知），就象動脈血管抵禦不住前處于不穩定狀态的意識中的大腦的一種反應，有些受傷者，盡管醫生和生存的欲|望都在竭力欺瞞他們，仍然有可能清醒地意識到死亡的降臨，接受死亡，說：”我要死了，我已經作好了準備，”
并且寫下給他們的妻子的訣别。
而這确實也是件怪事兒，它以一種我絕對想不到的形式，發生在我開始撰寫我這部著作之前。
有一天晚上我出門去，人們覺得我臉色*比從前還好，因為看到我居然還完美地保留着我那一頭黑發而感到驚訝。
然而在下樓時，我有三次差點兒摔倒在地。
那次出門總共不過二小時，可當我回來的時候，我感到自己不再有記憶、思維、力量，已失去任何存在。
人們就算來看我，奉我為王或者抓住我、逮捕我，我都會一聲不吭地聽之任之，眼睛也不睜開，就象坐船橫渡裡海、暈船暈得昏天黑地的人，你就是對他們說要把他們抛進大海，他們也不會稍稍表示一下反抗。
嚴格地說我并沒有病，可我覺得自己什麼事都幹不成了，就象有些老年人會碰上的，前一天動作還挺靈活，自從大腿骨折或拉了次肚子後還能在床上過一段時期，可是這段時期或長或短已經隻能是從此勢如破竹的死亡的準備階段了。
以前，我曾去參加那種被稱作野蠻人宴會的城裡的午餐，在這些宴會上男子們穿一身白，女士們則半裸着身子，戴着羽飾，對他們而言種種價值全都被推翻了，如果有人答應而沒來吃飯，或者直至上烤肉的時候才姗姗來到，那他就象是犯了科作了案。
罪孽比大家吃飯時輕聲談到的例如新近作古者的傷風敗俗之舉還嚴重。
唯一可以不來的理由是死亡或沉疴不起，但要及時通知說人已奄奄一息，以便邀請第十四位來賓，這個我還在我身上保留着他的重重顧忌，但已失去了他的記憶。
相反，另一個我，那個構思了他的作品的我卻在回憶着。
我曾接到莫萊夫人的一份邀請并得知薩士拉夫人的兒子死了。
我決定從這段時間中抽出一個小時向莫萊夫人表示歉意和向薩士拉夫人表示慰唁。
過了這段時間我會再也說不出一句話，舌頭僵硬得象我臨終時的老外婆，牛奶都吞不下去。
可是才過了片刻，我便忘了我自己該做什麼。
忘得好，因為我著作的記憶正警戒着，它将利用轉歸于我的殘存時間奠定我剛着手的基礎。
不幸的是，我剛拿起稿本準備寫作的時候，莫萊夫人的請柬掉出來，落在我面前。
當即，那個健忘的、然而對這一個具有壓倒優勢的我，象參加城裡午餐的所有那些謹小慎微的野蠻人都會做的那樣，推開稿本，給莫萊夫人寫信（再者，如果莫萊夫人得知我把答複她的邀請看得重于我創造者的工作，她還會十分器重我的）。
我複函中有一個詞使我蓦然記起薩士拉夫人失去了她的兒子，我給她也寫了封信，就這樣，為了顯得禮貌周全和顧重情義這種矯作的義務而犧牲了現實的職責之後，我精疲力盡地倒下了，我阖上雙眼，隻好渾渾噩噩地再過它一個星期。
如果說我的這種勞而無功的義務–我準備為此犧牲真正職責的那些義務才幾分鐘就統統從我的腦海裡冒将出來的話，我有所建樹的想法卻一刻也沒離開過我的心頭。
我不知道那會不會成為一座教堂，讓信徒們能在教堂裡漸漸地學習真谛和發現和諧、大全景，或者那會是永遠不可能進出的地方，象建造在海島頂巅的德落伊教①祭司的紀念碑。
然而我已決定為此奉獻出那些仿佛在依依不舍地離我而去的力量，依依不舍仿佛就為了讓我有時間在修完周圍的通道後關上”墓門”。
不用多久我就能拿出幾幅草圖來了。
這些草圖誰看了都莫名其妙。
即便是那些對我的真理感知、對我希望過後能镌刻在神廟裡的真理感知抱有好感的人都看不懂，他們祝賀我用”顯微鏡”發現了那些真理，其實恰恰相反，我用了一台天文望遠鏡才隐隐瞥見一些實在很小的東西，之所以小是因為它們距此遙遠，它們每一個都是一個世界。
就是在我求索偉**則的地方人們稱我是細枝末葉的搜集者。
況且，我做這種事情何苦來着？我有這份才幹，年輕的時候，貝戈特就曾覺得我那幾篇中學生的作文”無懈可擊”。
可我沒有好好幹，而是生活在懶散之中，沉溺在尋歡作樂裡，在疾病，治療和怪癖間熬日子，到死之将至才着手我的工作，對自己的職業還一點都不會幹。
我感到自己已經無力應付我該那些人的義務，也沒有精力克盡對我的思想和我的作品應盡的職責。
更沒有精力既照顧到這個又不放過那個了。
對前面的那種義務而言，忘了該寫的信雲雲稍微簡省了我的事務。
可是，聯想在過了一個月後的今天倏然間喚起了我内疚的記憶，我因自己的無能感到心情沉重。
我驚訝的是自己對此居然還能象若無其事似的，然而，正是從我在下樓的時候覺得自己的兩條腿直打戰的那天起，我變得對什麼都能泰然處之了，我一心想要休息，等待着總将到來的安息。
那不是因為我把我以為人們對我的作品應有的贊譽推遲到我生後，不是因為我對大家推舉當代精英無動無衷。
在我死後出現的傑出人物可以認為我對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并不考慮得多一些。
倘使說我想到了自己的著作，卻把該答複的信函忘得一幹二淨的話，這已不再是象我懶懶散散的時期，繼爾在我工作時期，直到我不得不抓着扶手下樓的那天那樣，由于我把這兩件事情一件看得很重要，另一件看得無所謂的緣故了。
我的記憶力和挂慮是按我的著作的需要組織的，或許是因為，就在我當即忘掉收到的那些信件的同時，我的著作的念頭都一直在我的腦子裡，始終是那個念頭沒變，正轉化成永恒。
可是這個念頭也開始令我讨厭了。
對我說來它就象個不孝之子，即在瀕臨死亡的母親拔去針頭和按上吸杯之間的空隙中還得不辭辛勞地照料他。
也許她仍然愛着這個兒子，但她已經隻會通過盡使她疲憊不堪的照料他的職責來愛他了。
在我身上，作家的精力已難以滿足作品自私的苛求。
自我下樓的那天以來，世上已經沒有哪種東西、哪種幸福，不管是來自朋友的情誼，還是由于著作的進展或榮譽的希望，在照到我身上的時候不象個蒼白之極的大太陽了，它已經沒有力量使我感到溫暖、讓我生存和給予我些微欲|望。
然而，不管它多麼蒼白，對于我這雙情願合上的眼睛它還是太亮了，于是我把臉轉向牆壁。
當一位夫人給我寫信道：”我感到十分奇怪，居然沒有收到您的回信，”我隻是感到自己的嘴唇牽動了一下便以為大概是我下垂的嘴角露出了一絲笑意。
然而這卻使我記起了她的來信，于是我便給她寫回信。
為了别讓人家有可能認為我這個人薄情，我要盡力做到使自己目前顯出的情意能同别人曾向我表示的盛情旗鼓相當。
給我奄奄一息的生命強加上超乎常人忍受力的困頓使我不堪重負。
在一次次地裁減我的社會義務中，記憶的喪失助了我一臂之力，我的著作取代了這些義務。
①古代凱特爾人的宗教團體。
這種死亡的概念象愛情之所為。
最終地在我心中安頓下來，這并非因為我喜愛死亡，而是因為我憎惡它。
然而，無疑是由于我們不時地象想到一個我們還沒有愛上的女人那樣想到它，緻使眼下，它的概念緊緊地附着在我大腦的最深處，那麼完全地附着在上面，以緻任何事情不首先穿透死亡的概念便不可能得到我的關注，哪怕我什麼都不管，處于徹底的休息之中，死亡的概念仍然象自我的概念那樣一刻不停地陪伴着我。
我并不認為，我變得半死不活的那一天應該發生能說明它的性*質的意外事故，例如不可能下樓梯了，一個姓名記不起來了，站不起來了等等，這些變成不可能的事情通過甚至是無意識的推理而引起死亡概念：即我已經是個快死的人了，倒不如說那是一起降臨的，那面心靈的寶鑒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一個新的現實。
然而我不明白，人們怎麼無聲無息地便從我這樣的病痛進而成為完全的死亡。
但是此時我想到其他人，我們也并不覺得介于他們的疾病和死亡之間的中斷有什麼異乎尋常的。
我甚至認為，隻是由于我從内部觀察到這些病痛（而且被希望所蒙蔽），所以我覺得有些不适孤立起來看并不是緻命的，雖說我相信自己快死了，就象那些對自己的死期已然降臨深信不疑的人們那樣，我們也很容易便相信，如果說有些詞說不出來了，那與疾病的發作，與失語症等等毫不相幹，而是由于舌頭累了，或者處于類似引起口吃的那種神經緊張狀态，或者是拉肚子後的精力衰竭造成的。
自我是我要寫的另一樣東西，其内容更豐富，而且是對不止一人而言的自我。
寫來話長。
白天我最多也隻能做到盡量睡個覺。
我要幹活那也是在晚上。
而我需要許許多多個晚上，也許成百，也許上千。
我将生活在提心吊膽之中，早晨，當我擱筆中斷我的叙述時，我不知道我命運的主宰、比謝裡阿蘇丹更嚴酷的主宰是否樂意延緩我的死亡判決，允許我在下